我们从云南前线回来。
去之前,不止一位朋友这样问:可采访的地方多了,为什么去那儿?回来后,听着我们的叙述,也时而有朋友这样插话:是吗?真的?为什么?
南疆和内地,后方和前线,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都需要更好的沟通。
我们写下了在南疆前线的所见所闻。
这是一条通向老山的公路。原始深林象一床厚棉被,覆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峰。不时有浓重的雾一团团从群山中涌出,久久地在这人迹稀少的公路上徘回。
我一支边防部队正沿着这条公路向前线开进,山道蜿蜒,大雾弥漫。蓦地,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战士面前:山道拐弯处,云雾缭绕中,齐刷刷地跪着几十位年过半百的老人!
“停止前进”!首长下了命令。部队停住了脚步。这时,一阵参差不齐的和声从路边想起:“祝部队多打胜仗......祝战士平安归来......”
长时间的静穆。群山和浓雾目睹了这一场面。这是中国当代军人和民族古老礼节的会见。
部队用军人的注目礼向素不相识的父老乡亲施以回报。从此,在生与死的拼杀中,在血与火的记忆里,他们便再也抹不去那弯弯山道上两排深深的跪拜......
侦察科长王佑铭,永远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同你讲话。他那双眼睛,或者跨过你的头顶扫视远山的流云。“我选择军人这个职业。我的生产工具就是鲜血和生命,我最大追求是指挥漂亮的战斗,我的最高的荣誉是战死疆场。”话一说完,就再也不正眼看你!
副参谋长余鲁生的目光始终是柔和的。不过他有一副典型的男子汉的脊背,坚实、宽厚,令部下信赖,也足以使对手望而生畏。我们把这点感觉告诉他,他却话锋一转:“我女儿很喜欢我这个脊背。”“为什么呢?”“当马骑。”
同尖刀班长陆明谈话比较费劲。你问三句,他答一句,而且全是简单陈述。他不爱说话。那回潜伏,成团的蚊子向他进攻,他把裤脚袖口全扎上,蚊子就盯住暴露部位咬,咬得战友都不认识他了。下来一数,光脸上和手上的包就有119个!他楞一句话没说。
战场使人直接了当,战场强化了军人的男性气质,战场是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关于这一点,当我们嚼过了“716”压缩干粮,嗅到了“TNT”的浓烟,结识了更多的军人朋友之后,感觉就愈加强烈。
这次打穿插,他们几天几夜没有躺下睡过一觉。现在,任务完成了,程丹方的身体却已经变得和青石板一样冰凉。
原始森林古老而又新的寂静,笼罩着黑夜和死亡。他们见惯了黑夜,他们却第一次直面死亡。他们不相信死亡。
“今晚,咱们让副班长睡好。”17岁的唐军,说话时间,晶莹的泪珠和稚嫩的声音一起流淌。
明天天亮,他们将返回营地。路上等待他们的是阴险的雷区、凶险的阻击和陡峭的山岗。他们多么需要躺下来休息啊。然而,他们把青石板最好的位置让给了牺牲的战友程丹方。
于是,程丹方就在泪水、体温和忠诚筑成的居室里,安稳恬静地睡过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夜。
月亮隐去,晨曦显现,这群中国军人从青石板上站了起来。
聂文俊说:“程丹方,咱们回家去。”
他们从荆棘中,从雷区里,从高山上,从枪炮下冲杀出来。回到营地,所有人的衣裤都被撕成了碎布条,而程丹方那草绿色的征衣,仍和出发时一样完好。
指导员翟振民和战士高炳新,躺在荆滕遍地的路旁。他们仅隔几步,却再也不能走到一起。
“指导员。”高炳新轻轻呼唤着。“小高。” 翟振民轻轻应着。“小高。”“指导员。”
这重复的呼唤和回答,成了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
营救他们的战友终于到了,却只带了一副担架。
“先抬小高。” 翟振民说。“先抬指导员。”小高说。
“我是指导员。我命令你们把小高抬走。”战友们抬起小高,小高却从担架上滚了下来。
“他是指导员。你们应该把他抬走。”战友们抬起翟振民, 翟振民也从担架上滚了下来。
“你们别争了啊!”抬担架的战士是新兵,他们望着淌在地上的两滩鲜红的血,哭了起来。
翟振民眼睛也湿润了。他换了一种语气:“小高,我比你岁数大,是吧?”小高没吭气。翟振民叹了口气:“好兄弟,你听哥一句话上去。”小高被抬走了。好远好远,他还拼命地扭回头来。
战友们用冲锋枪打断了两棵小树,脱下军衣,又扎了副简易担架,抬起指导员。两副担架,一前一后,经过三十几个小时的跋涉,来到了战地医院。
先到的抢救及时,活了下来;后到的流血过多,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战场严格地筛选着人类的复杂感情,最后只剩下爱和恨。“指导员!”听到翟振民牺牲消息的高炳新,说不出别的话,只有这撕心裂肺的呼喊......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唱起这支歌,常使中国军人热泪盈眶!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们只是看见,这两位战士天天都要到这个舞场来。
乐曲悠扬,舞步回旋,开远县工人文化宫的夜晚永远洋溢着快乐的气息。
舞场是露天的,入场卷每人只需四角。他们却从来不曾进入场内;一个战士坐着轮椅,他膝盖以下,双腿截肢。另一个战士空着一只袖管,他每天用那只完整的手臂推着轮椅上的战友来这里,在舞场栅栏旁停下,看上好半天,然后再回到文化宫后面的医院。
他们天天来舞场。他们只能看舞。
从昆明到开远,从开远到麻栗坡,这样的舞会遍布各地。但所有的舞会上,你却难以找到草绿色的军装。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别人才有跳舞的可能。站在栅栏外的战士,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终于有一天,舞场管理员走到这两位战士面前:“同志,请你们进去,可以吗?”进去?两位战士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同时点了点头。
于是,空着袖管的战士推着截取双腿的战士,缓缓进入舞场。舞池先是短暂的沉寂,随即乐声大作......
记者对朋友的叙述
我们没有住猫耳洞,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猫耳洞,地上一片潮湿。两三个战士和数不清的蚊虫、蚂蝗共住。躺不得躺,站不能站。时间一长,溃疡、风湿、综合疲劳症接踵而来。敌人攻上来,已经无法行走的战士只能爬着扑上阵地,投入战斗。
“你们不能住猫耳洞。”军政治部副主任黄新这样回答我们的要求。为什么?“你们不是军人。”
我们没能踏上那条道。坡高路险的大山,雷区中半米宽的通道。军工(专门负责运送战地物资的战士)背着几十公斤重负,一趟趟爬上爬下。虚脱,吐血,摔得鼻青脸肿,有的战士一下累倒,就再也没爬起来。
“不能让你们走那条通道。”黄新又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军人。
他今年刚满24周岁,却眼看就要作父亲了。
他姓修,老家山东。山东人把“修”读成“秀”,战士们好开玩笑,就叫他“秀排长”。他不具备山东汉子的高大粗犷,倒有些江南小生的斯文气质。叫秀排长,其实很合适。
“你帮俺猜猜,儿子还是女儿?”一进入5月,他就不住气了,爱人的预产期是5月15日,农村没有超声波检查,他只好猜。自己猜,也动员战士们猜。
“修排长,这种事能猜吗?直说吧,你想要啥品种?”指导员由河业,不是山东人,倒很象山东人,说话爽快的很。
“儿子。要是得儿子,我拿一个月工资请客。”
“女儿呢?半个月工资。”
“那好。你肯定得儿子!”
真的,既然修排长那么想得儿子,全排,不,全连的战士都希望修排长如愿以偿。
5月17日,这个连队接到修排长家里发来的电报:15日得一子,重7斤半。但是,全连指战员哭成一片。
修排长已经在执行战斗任务中光荣牺牲,时公元1985年5月14日22时15分。
他终于没有做成父亲。然而,他给父亲这个称号增添了光彩。他是一位真正的父亲。
战士们用手抹去眼泪,默默地举起枪,对着天空,放出三排齐射——为一个儿子的诞生和一个父亲的死亡。
女人的故事
她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背着一个小的,牵着一个大的。
走进教室,走上讲台。大的六岁,就坐在她班上的第一排,小的在门外喊:“妈妈,我冷。”下雨了大的在门内叫:“妈妈,妹妹淋坏了。”
她把大的仍在家里,背起小的往师部医院跑,小的发烧,抽风,脸黑嘴紫。她和小的一起被医院留下了。一星期后,她又背起小的往家里跑。进门一看,大的也躺在床上发起烧来。她把药和干粮放在大的和小的中间,狠狠心,锁上门,又走上讲台。
晚上,她在灯下缝补衣服,小的问:“妈妈,爸爸去了哪里?”大的说:“妈妈,有人说爸爸上了西天。”
看看她一年到头都做些什么吧:
砍柴烧水,背粮担水,洗衣服做饭,备课改作业,还有,永远背着一个小的,牵着一个大的。
她不敢早睡,不敢晚起,不敢买新衣服(钱总是那么紧),不敢没精打采(怕人笑话),她甚至不敢生病——她一生病,这个家就塌了!她是一个女人。她是军人的妻子。
她的丈夫,老山主攻团政委周忠仕说::“她要是我的部下,我先给她记个三等功!”
和平与战争的场景
曲靖——传说是阿诗玛的故乡。
小城中心的交叉点上,矗立着一尊塑像:一匹扬起四蹄的骏马驮着阿诗玛和阿黑弛向远方。它象征着美好的爱情,也寄托着对和平的热望。
顺着中心大街延伸,城边树起一座彩带扎成的凯旋门。这天,曲靖百姓倾城而出,欢迎我军某部完成作战任务胜利返回。
下午四时,以八辆摩托车为前导,十五辆吉普车随后,一百辆带蓬卡车依次排列的浩大车队在路上出现。曲靖城下立即欢声雷动。
老人拄着拐杖,孩童牵着母亲衣襟,青年们载歌载舞,二十万人民群众潮水般涌出凯旋门。就在此时,突然天降大雨。几分钟功夫,群众便成湿漉漉的一片。
部队首长扯开喉咙喊:请大家回去,请大家回去,不然要被淋坏的!但群众照旧涌上来,涌上来从湿透的布包中摸出温热的鸡蛋,在冰冷的雨水中递过滚烫的话语。
于是,这支部队的首长转向自己的部队,下达了本次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干部一律走出小车,卡车一律扯下篷布,全体指战员齐唱《解放军进行曲》!
歌声、雨声、雨水、泪水,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老百姓......
是的,你们也听到了中央军委6月1日对前线部队颁布的嘉奖令。他们打得的确漂亮。
但我们还要讲几个数字。这是颁布嘉奖令的当天我们从军部靳干事笔记本上抄下来的:
上前线之前,3,900余人正在复习报考军事院校,,311人已经取得两门以上的自学结业文凭;20于人出发时结婚不到10天,3人结婚当天奔赴战场(本想结婚而未来的及的就不统计了);220余人家中是专业户、万元户;10对夫妻共同来到前线。另外一个数字是,他们在这里作战,146个未婚妻和他们终止了恋爱关系!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用粉笔、石块、竹片、松枝在所有阵地上写满:祖国在我心中。
是的,口号不再时髦。这许多年间,我们喊过许多口号——口号往往在天上,我们常常在地上。地上的人逐渐对天上的口号变得漫不经心。然而,在这里,在前线,军人的口号,军人的誓言都和他们自己一样,实实在在地落在脚下这片坚实的国土上。他们用超乎寻常的代价充实着口号、实现着誓言。
在炮阵地上,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的战士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对我们说:“昨天晚上,步兵们喊:炮兵万岁!”
炮兵呢?当时炮兵在喊:“为了步兵兄弟!”40公斤重的炮弹,一次次搬起来,送上去。累得站不住,只好跪在地上。一下子累得昏倒,醒过来又流着泪扑上炮位。
在通往战地医院的路上,一个被越军火箭筒射伤的战士,全身缠着绷带,只露出昏黄的眼珠和烧得翻过来的嘴唇,他错把我们当成医生,对我们说:“快点给我治好,我还要回阵地!”
医生呢?医生在手术台上一干就是二十小时。
这就是前线啊,由当代中国军人构成的南疆前线!没有到过的人,绝难想象它的情景;到过前线的人,只须看上一眼,今生今世就会牢记心中。
怎么介绍他们六个人呢?
其次,他们是儿女的父母。可他们不能尽责。智德平把一件玩具抛得远远的,让她刚满一岁的女儿去追;富影把未满周岁的女儿抱在膝上,用米酒灌醉。这样他们才得以脱身,开上前线。
最后,他们是夫妻:作训科长蒋建军和心电图智德平;群联科长张生仁和外科医生王晓华;教导队教员徐源林和医务助理富影。部队隐蔽在一条大山的皱折里,他们咫尺天涯,不得相聚。
临来的时候,蒋建军托人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彩电,听说打仗,又卖了。两口子全走了,谁看?徐源林和张生仁就比较豁达,这些东西人家压根儿不置。军人生涯,今天在这,明天在那儿,身外之物的几大件一概不要,这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他们倒没牵挂,可她们有牵挂。智德平抱着女儿登上火车。武汉的大姐,山西的舅舅,沈阳的父母,你们帮帮忙,替我们看看这个孩子,谁要就给谁!谁要呢?最后找了一个16岁的小保姆。好,16岁的保姆看一岁的孩子,不会出现“代沟”。智德平同样豁达!
儿子来信了:“我一睡觉,就想起妈妈笑眯眯的摸样和爸爸气哼哼的摸样。”信从气哼哼的爸爸手里传到笑眯眯的妈妈手里,气哼哼的爸爸张生仁变得笑眯眯,笑眯眯的妈妈王晓华却哭成了泪人儿。
富影的妈妈每月寄一张富影女儿的彩照,这个女儿就每天晚上捧着妈妈寄来的照片和那个女儿对话。“女儿,你想妈妈吗?”“是的,我也想妈妈。”“女儿,你想爸爸吗?”“是的,我也想爸爸。”那个女儿没哭。这个女儿哭了。
张生仁心里比较踏实。儿子在表姑家,每月用表姑的录音机和听对话。临走之前,他给儿子录了一盘故事磁带。“孩子,你去对付越南鬼子,我来对付你儿子。”表姑是特级教师,很会安排。“这盘故事每天放一个,每月一次总复习。”但儿子似乎不买特级教师的帐,非要一天听完。特级教师当然不能姑息,于是,这个孩子没哭,那个孩子哭了。
还能怎么介绍他们呢?
他们是父母的儿女,儿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妻子的丈夫。他们不能尽孝,不能尽责,咫尺天涯不得相聚。他们在为国尽忠,他们是中国军人。
根的故事
这里是个典型的瑶家小寨,名字叫马嘿。全寨二十几户人家,聚集在老山的山腰。他们刀耕火种,很少同外界来往,高大的荔枝树和隐现在云雾中的绝不怪石,忠实地与他们为伴。
他们家家都有一个香案,陈旧的的红纸供牌上“天地君亲帅之位”的汉字,表明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
每逢春节,他们都要杀上几十头山羊,以牲血向东北方向的湖南老家遥祭——那儿是他们的根。他们从那儿来,在这烧荒,种地,打豹子,娶媳妇,几百年过去,日子清闲,倒也太平。
然而几年以前,这一带突然出现了越军特工队,那帮家伙牵他们们的羊,抢他们的谷米,还把枪弹射进他们的胸膛。他们活不下去了。
解放军住进了这个寨子,最高首领名叫孙思广,几仗下来,特工队丢盔弃甲,没了踪影。
现在,马嘿寨子的人继续烧荒,种地,打豹子,娶媳妇。日子清苦,却很太平。
但是,孙思广已经看不见这一切。他倒在路边的草丛里,战士们用雨衣裹起他,慢慢地抬过山寨。
马嘿寨子百姓的根在湖南。孙思广的根在山东倪庄,一个杨柳环抱、清溪缠绕的所在。但是,孙思广在这里也留下了他的根:全寨所有的香案上,都竖起了一方红色的供牌——“大军连长孙公思广之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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