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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问题，重新贴一下） 中越之战35周年，老兵集会震动北京 发布时间:2014-02-21 10:15 作者:佚名 摘要：今年是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五周年纪念，约四千名当年参战的老兵自发动员，分别在广西凭祥和云南昆明举行纪念活动，追念在战场上逝去的青春和战友，活动震动北京，当局诸多阻挠，公安部门特警和情报部门全场全力监控，连横幅都成了“和谐版”的“为了和平，纪念三十五周年”，讲稿也受审查，更一度出现肢体碰撞。老兵们不满退役后长期没获公平对待，也不满社会缺乏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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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在五十年代之初的朝鲜战争中，被作家魏巍描绘为“最可爱的人”，写进了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但对七十年代越战的老兵来说，他们不少人认为自己是“最可怜的人”，是“被共和国历史遗忘的人”。
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中国当局不愿多提起的历史事件。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决定，解放军二十万大军入越，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动员了十大军区，对越南实施“围魏救赵”，要迫使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十五万部队撤回，消弭苏联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战争从二月十七日打响，攻陷谅山、老街，直逼河内，但到了三月六日，邓小平嘎然撤军，鸣金收兵，为这场战争划下了仓促的句点。
今年二月十七日，在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五周年之际，约四千多名当年参与的老兵冲破种种困难，自发地从全国涌往广西凭祥和云南的昆明，纪念他们逝去的青春和那些在战场上消逝了的弟兄。他们透过手机、网络和耳语，重新回到昔日战场的起点、今日的友谊关。他们不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和今天的现实中，他们成为了“最可怜的人”和“被遗忘的人”，甚至是被打压的一群。
在广西与云南共约四千多人的老兵集会，震动了北京。公安部门特警和情报部门，都全场全力监控，并且不断与这些老兵博弈，双方斗智斗勇，甚至一度出现肢体碰撞，幸好最后都和平收场，没有大型冲突。
长期以来，中国当局都对退役军人的自发组织非常忌惮，深恐这些有军事技能和动员能力的人员，会成为反对政府的力量。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传言一些退伍军人就暗中参与支援学生对抗当局，造成一些进城的部队和坦克车被焚烧毁灭。
同时，越战老兵除了一些晋升至高位，不少是在战后就退役，在社会的底层，做最廉价、最脏和最危险的工作。他们对于三十五年前战争的浴火经验，都难以忘怀，也觉得这场战争的荣誉感的流失，带来了老兵的集体挫折感。
这场三十五年前发生在中国西南的战争，一直被中国政府低调处理，当年的士兵，现在已经逐渐步入六十岁耳顺之年，他们回看人生，要求应得的待遇，要求军人的荣誉。“现在年纪大了，越来越多的回想过去的事”，参加了两山轮战的老兵蔡剑说，他的两个好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中学同桌被越南狙击手击中，部队里的好友在前线侦查时遭遇狙击，被机枪拦腰扫射，“（战友受伤）的画面，还时刻在我眼前浮现”，说到这里，他不禁哽咽。
老兵们要面对的，远不止是战争的创伤，蔡剑说，政府对于老兵的纪念活动，采取的是限制甚至打压的态度，如果政府只是想要低调行事，他还可以接受，但是政府为老兵提供的福利都十分有限，政府没有引导，而是忽略，这让他十分生气，也不能理解。
曲少炜与蔡剑决定在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当年中越战争开展之日举办纪念活动，纪念这场战争，呼吁国家对老兵的尊重，这场纪念活动得到了全国老兵的回应，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广西凭祥和云南昆明，对越的军事行动就是在这两个省与越南的边境上首先展开的。活动规模最终超过两人的预期，他们主要负责的广西纪念活动，有三千余名老兵参与，而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纪念活动，则有一千多人参与。
在纪念活动现场，除了老兵外，还有“如临大敌”的政府官员、警察、便衣警察、武警、民政官员乃至消防员。这场纪念活动，也是在和政府的讨价还价中开始的，这些针对规模、人数、场地、口号的争论还贯穿活动始终，甚至还引起了肢体冲突。
纪念活动的组织可谓十分松散，直到活动前夜，曲、蔡还无法统计到底来了多少老兵。他们通过老兵的人际网络、老兵网站、在线论坛发布活动消息，想要参加的老兵不用报名，到时自费出发，参加的老兵自己买车票、或者集体包车，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
在活动前夜二月十六日晚，据警方统计，已经有两千多名老兵到达凭祥，另外还有一千多名老兵在路上。蔡剑回忆，他们在活动前夜定好出发时间，预计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出发，但是不少老兵们太过兴奋，很多人六点多已经赶到了集结地点，最后大队人马六点半便出发了，比预定时间早了一小时。
活动第一站是友谊关关口，这是他们当年进入越南的地方，三千余人集结在友谊关景区的停车场，分批进入。活动前期沟通阶段，友谊关管理方说边境五百米范围内不得举办大型活动，凭祥公安局局长则说不希望边境上的纪念活动惹恼越南人。活动组织者与当地政府从一三年十一月开始沟通，在一三年十一月、一四年一月各开会一次，又在一四年二月十四至十六日开会四次，经过六次会议，得到的结果是，老兵们可以去友谊关，但是要分批进入，每批限定一百人。
二月十七日的早晨七点半左右，友谊关成了绿色的海洋，三千多老兵穿着当年的军服，举着表示自己地域的红旗，在友谊关停车场集结。曲、蔡和其他组织者组成了稽查队，指挥老兵们列队前往友谊关，一队队老兵到达友谊关后迅速进行拍照、讲话等纪念活动。曲在友谊关的讲话中说，这次活动是为了和平而进行，老兵们的贡献为国家带来了和平，我们感到骄傲，也希望政府给我们荣誉。活动组织方原准备在友谊关挂横幅，但被政府阻止，经过老兵们争取横幅还是挂了出来，但是内容已经被修改。曲说，他们原想挂的横幅是“参战退役军人纪念对越还击作战三十五周年”，可最后的“和谐版”成了“为了和平，纪念三十五周年”。蔡回忆，他们准备的横幅被官方没收，挂出的横幅里，既不可以出现“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五周年”，甚至连“二一七”（开战日期）都不得出现，只能挂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纪念三十五周年”。当天早上下着小雨，友谊关附近一片大雾，国界另一边的越南人不一定看得到到这边的纪念活动。
友谊关的纪念活动显示，老兵们的军人素质仍在，蔡剑说，老兵们有秩序，听指挥，迅速前往又迅速离开，三千人的分批列队活动，只用了两个小时便完成了，老兵们当天九点半便离开了友谊关，这比政府预计的时间还早了一个小时。
纪念活动的第二站设在匠止烈士陵园，这也是和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本要求活动在室内进行，可是由于人数实在太多，只好改成了室外。老兵们在烈士陵园进行了讲话、默哀、烈士家属纪念等活动，在进行讲话前，曲的讲稿首先接受了官员的审查。陵园的纪念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中午十二点，老兵们已经回到了凭祥市区，开始自由活动。无论是在友谊关还是在烈士陵园，官员警察都是全程伴随，蔡剑回忆，当地民政局长、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一直和组织者在一起，他们不仅全程跟随，还经常对活动运作做出指示，不过当老兵们邀请他们发言时，他们则拒绝发言。另有许多警察、便衣警察站在活动队伍中，还有人拿摄像机录影。
整个活动过程中，老兵和警察、官员之间，经常因为是否挂横幅、活动场地等问题发生口角，但是最为激烈的冲突则发生在当天夜晚。当晚老兵们打算再举办一场纪念联欢会，就在户外进行，政府不允许户外进行活动，于是政府买单，为老兵们提供了活动场所，地点选在了当地最为高档的祥城大酒店，本来政府打算收取几千元的费用，但是也最终作罢，八百余名老兵得以免费使用大酒店的演艺厅。当晚到场的官员与警察，人数与老兵不相上下，在场老兵介绍，酒店外面停着一辆大型指挥车，特警、武警把守门口，还有大量的警察、便衣警察，甚至还有一个班十一名消防警待命，会场内也有二十多名警察巡视。政府还搬来安全扫描门，老兵们需要像过安检一样接受扫描才能进入会场。
曲少炜在联欢会讲话中说，纪念活动是出自老兵们的爱国心，大家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所以更加渴望和平，但是作为军人，还是要义无反顾，只要国家需要，他现在仍愿意再次穿上军装。另外他还对当下中国缺乏英雄主义而忧虑，他问道，现在对英雄主义的宣传、教育越来越少了，中国需要再打仗的时候，还能打吗？
参加联欢会的老兵说，联欢会现场的横幅最后有“凭祥”两个字，在场官员与警察对此十分不满，要求把横幅撤下来，老兵与在场警察因此发生激烈口角，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最后，身着制服的警察仍然留守会场，便衣警察将老兵们“请”了出去。
与广西的纪念活动相比，云南昆明的纪念活动则相对平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这其实是通过和政府艰难的谈判而实现的。曲少炜、蔡剑号召全国老兵进行纪念活动，他们主要负责广西方面的活动，昆明这边另有组织者负责。
从二零一四年春节前夕开始，昆明纪念活动组委会和政府一共开了五次协调会议，四次与昆明市政府沟通，一次与省政府沟通。政府希望控制纪念活动规模，并从室外活动改为室内活动。为控制人数，云南省、昆明市政府指示地方政府，将很多打算出发的老兵劝回，组委会预计能来五千人，可是实际参加只有一千余人。参加纪念会的老兵说，现场警察有五六百人，民政官员也有数百人，加起来和老兵们数量差不多。
组委会成员对亚洲周刊表示，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一旦和政府达成共识，活动进行便十分顺利。政府将昆明市的地标、建立于一九四四年的大型历史建筑胜利堂提供给老兵们使用，活动当天老兵们在昆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平步行街集合，在政府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场，胜利堂还为每个参加者提供了矿泉水。在纪念活动中发言的老兵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国家赢来了三十年的和平环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这次战争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参展官兵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国家不能忘记，世人不能忘记。
希望得到应有待遇
不甘被遗忘，希望得到应有的荣誉与待遇，这是亚洲周刊所接触老兵们的共同心愿。中越战争三十五周年以来，数量庞大的老兵们命运迥异，很多在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人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例如现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在中越战争中还是一名团长，但是这些有军职的老兵则无法参加纪念活动，蔡剑说，现职军官由于内部规定限制，不得参加纪念活动，而参加活动的老兵现状各有不同，有的经济条件较好开私家车过来参加活动，入住较好的酒店，也有条件较差的老兵，在凭祥住不起旅店，只得在车站、酒店大堂过夜，甚至有吃不起饭馆的，就是吃随身带的馒头，也要参加纪念活动。
除了职业军官，大多数义务兵在兵役满三年后退伍。城市户口的退伍兵由国家负责安排工作，而农村户口兵则只得回到农村，一来一去仍然两手空空，曲少炜说，现在许多条件比较差的，主要是家在偏远山区的退伍老兵。获得二等功、一等功的退伍兵，即使是农村户口也可以安排工作，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的，甚至可以选择分配工作的城市。但是立功名额非常有限，有的功勋是用声明换来的，曲说，来广西参加活动的三千多名老兵中，获得二等功以上功勋的，只有十人左右。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但是中越战场上的一幕幕，在曲少炜脑海里仍然无比清晰，“二月十七日早上六点二十五分，我们作为第一批部队率先进入战场，负责操作六十炮（装备解放军的迫击炮），战斗三个小时后，我看到身边的地面突然像下起雨一样，一地『雨点』却没有声音，我知道是机枪扫射过来了，我赶快顺势卧倒，还是被机枪扫到了腰部”，曲少炜回忆道。他是中越战争的第一批作战的军人，在上战场的时候，刚刚入伍不到五十天。一同上战场的，还有他的父亲、两个弟弟，以及做军医的姐姐，曲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正师级军官，“当时的老干部都是廉政的，我们这些红二代也是用生命保卫国家，不像现在的官二代，只知道享受”。
中越战争始于一九七九年，这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之时，老兵们的命运，也是这代人命运的缩影。曲生长在广州，结束兵役后国家分配工作，将他分配到广州一家对外国企，他在九十年代主动辞职“下海”，在不同的私企打工，现在的收入主要靠国家的伤残补贴以及下岗补贴，基本可以应付他的日常生活。而蔡复员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从养路工做起，一直在铁路系统中工作。蔡说，他的战争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优待，他同年有一百多退伍兵被分配到广州铁路系统，他们从事的都是最为辛苦的养路工工作。
为了自己的荣誉与权益，纪念越战与争取权益的行动近年来一直在全国上演，曲少炜参与了广州老兵在二零一二年的维权行动，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广州老兵在市政府门外抗议，最终获当时广州市长、副市长接见，曲作为抗议老兵的一员，向市长提出了两项要求，把老兵当做亲人看待，把老兵的事情当做亲人的事情，之后官员与老兵代表建立起了每半年开会一次的机制，至今广州老兵享有的福利包括门诊挂号费、注射费、空调费减免，医院床位费减半，公交、地铁免费。曲说，国家对老兵的补贴是每月二百八十五元人民币（约四十七美元），广州市政府则将补贴增加到每月七百二十二元。
不过不同地区老兵的待遇各有不同，身在四川的蔡剑则抱怨老兵根本享受不到什么福利，还有退伍老兵正在用更加积极的手段进行维权。汤鑫同样是一名参加中越战争的老兵，但是他的权利意识更强，也更倾向于实际行动，“我们这个年纪，思想先进一些比较少，有权利意识的比较少，会上网的就更少了”，汤说。汤十八岁参军，参加了一九八一年的战斗，那时只有二十岁，他所在的连队伤亡极为惨重，这使得他在完成兵役年限之后，又多当了一年兵。退伍后，汤被分配到了四川攀枝花的国营煤矿做技术工人，在九九年他买断工龄，离开体制，在社会上自谋职业，现在他在某私企做安全生产管理，“过得还行”，他这么评价自己的经济状况。
工作之余，汤创办了老兵情怀网，用来联系战友，争取权益，“三十多年前的战争我们都活过来了，以后再活的日子都是多出来的”，汤说“有公职的战友怕失去工作，没人敢宣传，我们来宣传，我们要争取权益”。但是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份，网站遭到了攻击，存储网站的伺服器遭到外力破坏，包括网站会员资料在内的内容被删除。这之后汤转移阵地，试用微博、YY语音等多种网络工具，都因为技术原因作罢，最后他选用了QT语音这种聊天工具，他用QT语音建立了聊天室，并逐渐有了来自全国的数千名会员，每天同时在线的人数则有一两百人。
网上号召老兵抗议不公
这个网上平台不仅成员众多，而且也有一定的号召力。二零一一年陕西城固县设立“法制培训班”用于关押上访人员，中越战争军人胥灵永及其胞弟胥灵军被关进“培训班”九个月后，胥灵军死在其中，事件引起了全国老兵的不满，汤在网上号召老兵抗议，全国各地都有老兵前往，虽然很多老兵被地方政府截停，但是仍有数十老兵到达该地。
汤鑫这代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熏陶，为了国家愿意牺牲，现在他感觉自己在逐渐被遗忘，很多在种地，很多是下岗职工，汤鑫说，“我们当年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现在，我们却成了『最可怜的人』”。 ［此帖子已被 硝烟中的老山兰 在 2014-2-22 0:11:48 编辑过］ ［此帖子已被 硝烟中的老山兰 在 2014-2-22 0:12:46 编辑过］ | 
发表于 2014-2-21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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