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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苏元春与中越边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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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3 17:0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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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篇论文是几位历史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资料来自:http://www.rauz.net/bbs/dispbbs.asp?boardid=6&replyid=51042&id=26315&skin=0&page=1&star=3 苏元春是中越边界现代国防建设奠基者(节录) 作者: 郑超雄 黄继先 中法战争结束后,中越边境的边防建设提到满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虽有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但清政府还是下了决心修筑千里边防军事要塞。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由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来完成。苏元春花了十年时间,主要抓了建关隘、筑炮台、造兵营、修军路等几项移民实边大工程。在实施中则分中路、东路和西路分别进行。中路以镇南关为中心,内延至关前隘与凭祥土州一带。东路从镇南关往东至上思州的百伦隘、剥机隘等地。西路由镇南关西至龙州厅辖之平而关、水口关下冻土州管辖之布局隘、花更隘,归顺州属之频洞隘、陇邦隘,小镇安厅属之平孟隘、洞剥隘、那平隘、百怀大隘等处。苏元春在中法战争中曾带兵在中越边境驻扎,对中越边境险要之处了如指掌,所修边防工事,选点险要,工事牢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连城、小边城、陇邦炮台、平孟炮台便是实证。尽管苏元春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中越边防工事,但以后却没有多少实战意义,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中法战争后,中越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些国防工事都处闲置状态;二是在以后的历史时代,很快进入新的火器时代,当时的工事已不适应现代化的火器进攻。虽说苏元春修的军事设施没有发挥实战作用,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军事设施本身,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说明这个问题。 一 、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两国界一直不明确 唐朝以前,越南属中国的郡县,宋朝以后是中国的藩属国,一直到法国殖民统治为止。中国虽说是越南的“宗主国”,但不存在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只要“藩属国”承认“宗主国”是“正朔”并定期朝贡就行,而“宗主国”还得负担保护“藩属国”不受外国侵略的义务。在这种关系下,两国边境一直没有明确划分,现代国防无从谈起。 二 、中越边境是土司辖地,土司国土观念不强 从宋朝开始,广西边境都是壮族土司辖地,中法战争前,这里有小镇安、归顺州、下雷、龙英、安平、上下冻、凭祥、思陵、思忠等土州。土官对土地扩张具有强烈占有欲望,但国界、国土观念淡薄。有些土司的领地往往有跨境现象,像宋代的土官侬智高的辖地就跨越现在的中越边界,侬智高所在的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宋朝时是中国领土,后朝廷弃之不理;以至于后来中国的史学家认为侬智高是中国人,越南的学者也说侬智高是越南人,大家都在争一个老祖宗。又如龙州金龙垌的农氏土司,根本就没国界概念,他向越南高平下琅州的土司借钱,到期还不了,就从自己辖地中割出一块抵债,这块地方有90多个自然村,直到中越边境勘定时才收回来。按照现代的国家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土司根本无权割让给他人。以上这些历史现象的产生都是因为国界不明,导致土司国土观念不强的原因。 三、 边民同宗同源,“心理国界”淡薄 在中越边境的广西境内民族主要是壮族,有少量的苗族和瑶族,越南境内有岱族、侬族、苗族、瑶族。壮族、岱族、侬族语言相通,习俗相同,都是古骆越族的后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越南曾将岱、侬族定为壮族,后又改为岱族和侬族。越南的苗、瑶族是明清时期从中国迁移过去的,同样是同宗同源。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族缘、血缘关系,使两国边民自由婚姻,自由贸易,在中法战争以前,“心理国界”非常淡薄。 四 、苏元春的边防工事是在《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具有国际法则效力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与法国签定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尽管不合理,却具有国际法则效力。条约第三款规定,停战以后,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界限。中方代表鸿胪寺卿邓承修,曾根据会典及通志所载图说为依据,提出以凉山分水岭划界,但遭到法国代表的反对,加上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只好割土让人退到现在中越边界。苏元春就是在这个界限基础上构筑军事设施的,所以说苏元春是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的肇始人,开山鼻祖。 五 、现代国防的作用 有了现代国防界限,中越两国就得按照国际法则律约自己,就有了侵略和反侵略的依据。在胡志明时代,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中越边境很平静。到了黎笋时期,边境就不安静了。中国政府在有理、有节的情况下,发动了1979年的自卫还击战争。设想如果没有苏元春建设的边防工事遗迹,很多问题就与越南扯不清楚,发动自卫还击战争不但缺乏历史实物依据,也费更多周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越两面国关系和好,重新谈判国界问题。《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时期,立有300多块界碑,由于一个世纪以来,许多界碑被损坏、挪动、遗失,引起纷争的地点有164处,共227平方公里,但是有苏元春当年建的炮台等边防设施存在,省去了许多争端,最后议定,将有争议的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归中国。 据此可知,苏元春对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苏元春修的军事设施是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基础,苏元春是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的奠基者。 作者简介 郑超雄: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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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边防督办苏元春的国防思想及实践(节录) 作者:薛国安 张海明 中越边境崇山绵亘,其中广西与越南陆地疆界线有1020 公里,而且是中越国道所经。因此,清代广西边防是中越边防的关键地段。中法战争前,作为清政府的藩属国,越南历来被视为“滇粤屏障”。但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将越南列为边防对象,也没有在边界构筑边防设施,两国却也长期相安无事。法国侵占越南后,法军在中越边境沿线驻屯重兵,中越边界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船坚炮利、虎视眈眈的强邻逼境,中国南部边疆出现了严重的边防危机,张之洞等清廷要人发出了“强邻逼境,则我不能不筹固圉之方”的呼声。清政府被迫沿线设防以应付这种严峻的局面。中法战争后,清廷谕令粤桂滇三省督抚通盘筹划中越边防。“用副朝廷慎固边防,消弭隐患之至意。” 在广西,清廷设置了边防督办,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专司其事,统率边防军二十营分守沿边各要隘。苏元春是晚清时期中法战争中的名将,也是广西边防督办的首任,他主张建立强固的边防,驻屯精兵,以防止法国背盟。苏元春在广西边境督边达十九年之久,是广西边防建设的具体筹划和实施者,他开发边境,固守边防,为西南边陲的长期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清史稿》用“还龙州,其南曰连城,号天险,建行台其上,暇辄取健兒练校之,授以兵法。 西四十里即关,崇山相崟,一道中达。元春相形胜,筑炮台百三十所,嘱统将马盛 治镇之。凿险径,辟市场,民、僮懽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馀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来描绘苏元春督边近二十年的成就。现在沿中越边界广西段遗留的古炮台和大小连城遗址、沿边的旧军路都是苏元春在中法战争后开辟建立的。苏元春为了广西边防建设可谓不辞劳苦,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虽然苏元春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国防理论,但他主持广西防务的积极作为已经折射出苏元春丰富的国防思想。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就其国防思想进行阐释,不能不算是一个缺憾。探寻和发掘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国防思想及实践是研究晚清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本文就试图从苏元春镇边的举措中梳理出其国防思想的脉络,以纪念这位爱国将领。 一、构筑炮台营垒的国防工程建设思想 苏元春上任广西边防督办后,根据当时边境形势,分析认为“桂以守边为生”。但中越边界广西段,从防城的北仑河口到那坡县和云南交界的各达山止,全长1千多华里,全线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沿边又有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和一百多个大小不一的隘卡,如何才能镇守得住呢?于是苏元春等提出在沿边各重要关隘筑炮台营垒的策略。张之洞在联名苏元春等人的奏折中强调:“桂边通商龙州锁钥必有炮台,桂从无洋炮,守无可恃。” “惟有严锁钥以扼要冲,庶可安常而应变”。也就是说,一旦法国背约弃盟挑起战争,这些边防炮台营垒就有应变的能力,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这也就是在千里边防构筑炮台的缘由。依据朝廷所定“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壕,甚僻者掘断禁阻,戍所造地营,栽竹刺”的设防原则,苏元春在被任命为广西边防督办后即着手动工在险要的高山关口修建边防炮台及以龙州连城为中心的边防军工体系。 广西边防建设,首先从修复镇南关和筑龙州城开始。中法战争时法军炸毁镇南关,并在关上竖立“广西门户已不存在”的木牌。1885年夏苏元春奏准用军队助工修复镇南关, 重建国门。新关城完工后,成为广西第一个边防要塞。广西提督府原驻柳州,由于清廷任命广西提督兼广西边防督办,为靠前指挥,苏元春奏经清廷同意,将提督府由柳州移驻龙州。龙州原无城, 苏元春于 1886年初开建筑龙州城,历时三年竣工,龙州城也就成为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的军政中心。 关城建成,苏元春就开始筹划沿边炮台建设。实际上,炮台工程是分两期进行的。清政府将广西边防以镇南关为中心划为三路,镇南关至凭祥为中路,镇南关以东至上思州的剥机隘为东路,镇南关以西至小镇安为西路,三路以中路最为重要。第一期工程其实是建设以镇南关和凭祥的大连城为核心的中路。苏元春奏请两广总督张之洞拨出洋款10万两购买洋炮。这批洋炮运抵桂边后,苏元春就布置如何造台安装,从而拉开了营建广西边防炮台的序幕。苏元春在凭祥西北选定一个地势隐蔽,适合屯械练兵并处于中越大道必经之地的山弄,建筑大连城。大连城是苏元春督办广西边防军务时的指挥中心。周围山头筑有中型炮台八座,犹如联合起来的环形长城,有“连城天险”之称,故名“大连城”。四周石山上的大炮台和中炮台,互相拱卫,形成一个坚固的指挥要塞。后来广西巡抚马丕瑶奉旨巡边,盛赞苏元春的边防工程:“由龙州抵镇南关口,一路丛峰峭壁,层层险要,连城四山斗绝,提臣营于此,适南关、龙州之中,足资屯运。所阅炮台,以象岭、青山、白云、马鞍诸岭及关前石山者为最稳固,中路布置渐臻完善。东路以伏波岭为最峻,西路以葛麻岭为险,炮台地营,仿照中路,择要分筑,俱能得势”。从马丕瑶的亲身经历看,广西沿边炮台经过历时两年的一期工程建设,大体上初具规模。 广西边防二期工程建设是因法国要在越南修筑沿边界绕到平而关外,从而避开镇南关中路的纵深防御,势据龙州上游的铁路,造成南关反居其后的严重局面而引起的。面对新出现的危机,苏元春亲赴广州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会商,决定加强平而关、龙州一带的设防, 并购置克虏伯巨炮,参观虎门炮台工程式样及布防情形进行设防。边防炮台建设开支巨大,清廷不愿支付这笔巨额的费用,主张缓办。苏元春会同广西巡抚马丕瑶上奏力争:“臣亦知款巨时艰,惟广西边防1700 余里,处处紧连越壤,三关百隘,防不胜防,全靠扼险凭高,多置炮台,必一台足顾数隘,层层联络,节节应援。详审20 台处所,无非要害之区,不乘此海疆闲暇之时早为严备,一旦有事岂能猝办,似缓实急。”在当时军队机动能力因地形限制十分落后的情况之下,以炮台的远程火力控制边关重要据点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由此也可以看出苏元春的远见卓识和未雨绸缪的国防危机感。 炮台经费得旨准行后,1892年4月全边炮台建筑二期工程开始。龙州城西北5公里的将山扼镇南、平而、水口三关的水陆入口通道,居高护卫着龙州城。苏元春选择在此地建造小连城,并在将山顶上筑两座大炮台,炮口直指龙州城南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和铁路局车站,对法国人形成威慑,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城内屯兵积粮,苏元春设行营于山崖上的石洞里,加以修饰称“保元宫”,形成广西边防第三座要塞。苏元春又在平而关的平公岭、秀龙岭筑起3 座大炮台,安置巨炮封锁平而河和隘路,将这一越南谅山、高平进入龙州的水陆关口牢牢控制住。炮台“扼险凭高”都建筑在沿边的高山上,依地形而筑,并集兵营、炮垒、城堡于一体,工程十分艰巨。苏元春又组织建造一批中小炮台和碉堡,与34座大炮台在千里边防线上遥相互应,互为犄角,形成周密的防御体系。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奉旨派人验收广西边防炮台,经过实地查勘,认为“工坚料实,远近形势相联,大小高下得法,规模大备,战守有资。苏元春经理此项工程极为核实”。 为运解械粮,苏元春在修筑炮台的同时,决定修建几条由龙州至靖西、那坡,龙州至宁明,龙州至平而、南关、水口三关,龙州至太平府(今崇左)等要地的军路。据地方史籍记载,苏元春领导组织边境军民,在10多年的时间里,“倍筑军路千里”。并在这些干线上倍筑了一些支线,直接通往边防线上的各个据点、炮台、关隘卡口,使边防军路纵横交错,网络相连。形成了以龙州为中心的军事运输网。 广西沿边炮台工程逐步建成, 在边境上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筑如此庞大而坚固的边防工程设施,非有坚忍不拔毅力难以胜任。广西沿边的国防工事有效地遏止了法国的侵略野心,使其不敢贸然进犯中国,保持了边境地区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重大战事。全部炮台工程建设共用去白银四十多万两,相当于广西边防军一年的军费,应该是相当节省的。当时朝廷拨的经费十分有限,大部分经费都由苏元春自筹垫付。他捐出俸银,变卖田产,停建府第,尚还不清债务, 被控“缺额扣饷”问罪下狱充军新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二、操练防营和招募游勇的边防力量建设思想 苏元春担任边防督办期间,边界防守任务繁重,边防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他深感兵力不足。此时,法国人深受中越边境游勇的困扰,就主动出资请苏元春出面将活跃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游勇招募成军。正为募集炮台建设经费发愁的苏元春考虑到招募游勇成军这一举动既可筹集边防炮台修筑经费,又能稳定边境,就借此机会,除在额定20营防军外,招募会党、游勇武装编列成营。 中法战争结束后,广西的军事重点转到中越边界。苏元春与广西代理巡抚李秉衡共商筹建边防,两广总督张之洞积极支持,并筹款代购洋炮,于广西沿边大规模构筑均台、碉台,又从天津、上海制造局拨解一批枪、炮,防御法军再次入侵。苏元春治下的防军所配发枪、炮主要来源于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为有效解决枪炮弹药的供应,避免受制于人,1899年,苏元春购置德国机器,招募一批工匠于龙州城外公母山设立制造局,并开办火药局、军装局等,制造长辣炮、地雷、火药;仿造法国小花旗轮和翻装子弹,并生产部分枪、炮零件和军用被装等物资。 苏元春在凭祥、鸭水滩和半山开设三个兵站,每年八九月间利用修筑炮台的间隙集中操练。随着武器更新和作战对象变化,边防军的军事训练,主要以学会构筑防御工事,习练枪炮技术,利用地形地物和学会执行巡防任务等。内地防军武器更新少,训练仍袭旧法,主要练习大刀、盾牌和战术动作。《清史稿》说苏元春在主持边防建设之余,“暇辄取健兒练校之,授以兵法。”苏元春治军有方,军纪严明,他戍边期间侵越法军不敢在边境滋事,广西边塞一片安定景象。奉旨巡边的广西巡抚马丕瑶视察广西防务后写给朝廷的的奏折中对苏元春的防营不吝誉美之词,赞赏有加。马丕瑶这样描述镇南营:“所演十阵或联队进剿,或分队埋伏,进退错综,而步伐秩然不紊,枪靶中七成以上,不徒以刀牌技艺见长。”进至防城后,他认为此地队伍“系提臣所部精锐之所萃集,各阵方圆散整无不指挥如意,定如山立,动如波涌,变化灵捷,仍能发以暇其军容之严,气势之广博,枪炮之齐声,金鼓之应节,非十余年精心选练,不克有此规模。”马丕瑶认为苏元春的洋枪小队“试放便捷,疾队得法,火器十成命中,刀牌技艺联贯精通,洵足制胜。”由此,马丕瑶得出“各营将弁无不恪奉教令,翕然同心众与”的结论。苏元春治下的防营俨然成为保卫广西边防安全的中流砥柱。 三、移民实边的国防策略思想 移民实边是中国古代边塞防御的重要策略。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组织向河南地大量移民,建造朔方城,以就近防御匈奴的进攻。中法战争前,广西地旷人稀,沿边各县“交通梗阻,地瘠民贫,千百年来,不独中原士夫视诸化外,即本省人士,亦多裹足不前”。中法战争结束后, 法军在越边界一方大量修筑军事工事,广西一夜之间变成了清政府抵御法国殖民侵略的军事要地、边防前线。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苏元春和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经奏请清政府,在桂西南地区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以充实中越边疆防御实力。这一政策,对广西边沿地区的经济、国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间,苏元春大力经营,功不可磨。 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曾在广西大量临时募兵,而战后又大批裁撤。这些人由于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所能拿到的应有的饷银和兵米非常有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流落在中越边界一带,成为令清政府和法军头痛的“游勇”。苏元春认为“此辈区处得所,为我捍蔽,胜于十万师矣”。就专门组织“于沿边预勘未垦荒田百数十处,足敷安插千余户口”的地方供人垦荒、居住,并规定:凡“有来认垦者,由局验明计口授田,给资搭盖茅屋,酌发牛种农具,责令耕作。而于未经收获之先,仍量予盐米,并按编保甲法,取具连坐互结,选任牌长以专其责,俾便稽查”。这一措施成效显著,原先“地皆旷废无居人”的凭祥隘口,经边防督办苏元春“招徕垦辟,流亡者稍稍集焉;又久之,烟户相望。今则商贾辐辏,居然成市矣”。在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下,内地广大人民也纷纷迁居边疆。为此,广西巡抚马丕瑶曾两次专门上奏清光绪皇帝,赞赏苏元春和李秉衡“开屯田以实旷土” 的政绩,请求朝廷给予奖励。苏元春还采取措施鼓励边防军家属落户边疆,既解决了边防军将士的后顾之忧,又增加了边沿地区的人口,可以说是收一举两得之效。苏元春就趁停战后朝廷下旨裁军,动员跟随他抗法的永安子弟兵带头落户边关,至今龙州至凭祥一带尚有不少“蒙山(古称永安州)村”。今天,居住在凭祥大连城、隘口、龙州水口关附近及大新县宝圩的居民很多都是当年跟苏元春去抗法,打完仗后在那里定居的官兵后裔。 苏元春组织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使中法战争后移民大量迁入桂西南地区,人口的迁入和增加吸引了大批人民到边疆一带垦荒、落户。不仅改变了过去沿边一带人烟稀少、千里荒芜的状况,填补了广西边境的空白地带,使得沿边一带人口迅速增加,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兵源,从而加强了广西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开圩兴商的国防经济思想 广西边防城垒和炮台建设耗资巨大,清政府下拨的经费极为有限,各省协饷又难以到位。苏元春为此甚至将在家乡建帅府的钱捐献出来,并动员士绅捐款,但募集的钱款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苏元春无奈之下只得多方经营,自筹经费以弥补边防工程建设费用的缺口。 苏元春深知,唯有振兴边境一带的经济,才有可能集中更多的钱用于边防炮台和碉台的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增强广西沿边的经济实力,苏元春在许多地方建房造圩,积极鼓励边民聚居经商。他甚至还曾采取“赶圩有赏”办法来请各村寨群众赶圩做生意,各边防隘口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在苏元春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地本荒郊”的隘口便成为了食货骈集”,拥有百多户居民的固定圩镇。凭祥的大连城,靖西的葛麻圩,那坡的平孟圩,龙州的下冻圩、布局圩、水口圩等圩场,都是那时建设起来的。经苏元春等人移民实边,苦心经营,大连城变成一座“生灵亿万”、“烟火万家……有内地熙攘气象”的繁华边城。苏元春还经营航运,以筹集钱款。龙州位于左江上游,水道交通发达,船运直达南宁,可至梧州,是当时以龙州为中心的一条重要的国防运输线。1898年苏元春招集军绅商界集资创办邕龙利济局于龙州,专营南宁到龙州的客货航运。 …… 史学界对于苏元春在广西边防督办任上的经商行为多有诟病,应当承认,苏元春扣饷、经商以及广置田产固然有其贪婪的一面,但毕竟苏元春没有自食而肥,他将所得的绝大多数银两用于边防工作建设,以至于在后来蒙冤下狱时竟然没有输通关节的费用。所以对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应当肯定其在艰难的处境中灵活变通以巩固边防的举措。 作者简介 薛国安: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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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元春办防时期土兵戍守关隘问题 ——从宁明边境窥视边防建设战略部署
作者:凌 燕 清朝延续前朝,在广西继续推行“推其雄长者为首领” 的土司制度。土兵又称土勇,是壮族土司统治区域内的士兵,受土官的管理和统率,其兵员主要由壮人组成。他们世代耕种土官兵役田为生,平时在家务农,一当有事召唤,就提着刀枪应召,随军出征或扼守要隘。虽然此时土司势力已由强盛逐渐走向衰落,但因土司熟悉边境地理,故朝廷仍借其势力守边。作为地方武装,广西土兵听令于土官,戍守中越边境关卡、要隘,保卫家园,为国家边防建设做出了贡献。在苏元春艰难进行国防建设过程中,土兵与官军一道驻守桂越边界关卡、要隘,其意义尤为重大。本文拟从广西土兵戍守边防的角度入手,对苏元春国防建设过程中的战略部署略作探视,并借此求教于方家。 清末土兵守边的背景 土司有守土之责,对于地处边徼的广西土司来讲,他们在历史上起到了协助封建政府防边的作用。一些土司在封建政府的统一征调中,率领土兵,为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2]如明朝田州瓦氏夫人。时至清朝晚期,法国觊觎中国西南丰富资源而挑起战争,清王朝软弱无能,边备不振,中法战争不败而败。此时土兵的戍守边防不仅是在保卫边疆,更是在捍卫中国主权。 (一)中越边境岌岌可危,加强广西边防刻不容缓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法国于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1885年6月9日)签订了《越南条约》(全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自此,清朝在广西的边防对象由桂越边界的土匪、游勇转为法国帝国主义。法军在越边界一方大量修筑军事工事,广西近千公里的边境,直接暴露于其枪炮之下。朝中要员对边疆的安全忧心忡忡,建设广西边防已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两广总督张之洞定位了广西的战略地位,“滇、桂、粤三省皆与越接壤,滇以互市为重,广以海防为重,桂以守边为重”,从广西自身地理位置来说,越南谅山、高平等处,地形居高临下,“如将谅山、高平越境悉听法屯兵,则桂防处处可虞,敌或渝盟,我将何以支,似不能不预筹边防”。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将设防实边作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来解决,认为如果法国在谅山、高平各处屯兵,“则桂边处处堪虞”。 (二)广西边备不振,土兵协守边关以充实兵力 面对外患,清朝末期的边境防务又是怎样的呢?清朝兵制没有边防军的编制序列,各边省的八旗、绿营,除了像内地军队那样担负设汛驻守的任务外,还同时承担戍边卫国的任务,故驻扎边疆各省的军队同时也就是边防武装。驻扎广西的官军,主要是绿营,由总督巡抚总揽军政,下辖提督、总兵,统率营兵,设汛驻守。而清末广西边备不振,边防守兵有减无增的状况,又造成了边境防务“逐年松懈,营房渐缩”的局面。以归顺(今靖西县)为例,光绪前有府治兵丁800多人,到光绪十六年(1890)则减到290名。小镇安(今那坡县)光绪前有守兵705名,到光绪后已减到473名,还有协防的土兵用的钱粮均自筹解决。 (三)改土归流后的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大为削弱。 广西所属中越边境原土司统治地区,多在康熙至雍正时期即已改土归流,如思明土州(今宁明县)土官黄而芸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不法革职被改流。土兵,这一土司的军事力量逐渐由强盛走向衰落。而嘉庆、道光以后,清朝以边疆表面的“无事”为福,安于改流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以致“疆吏承风……以为荒远不足治”。边疆治理不被重视则军事力量得不到加强,进而国防战线则直接暴露于外。清末广西土兵的守边不仅面临自身因改土归流造成的力量削弱问题,而且要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压境和清政府内部轻视边疆治理所造成的边备不振的后果。 中法战争前后边境关隘数量及驻兵策略的变化 广西南部与越南交界,“绵亘二千余里,原设隘所一百零九处,分卡六十六处,与越南之谅山、高平、宣光等省接壤”,属中越沿边东路,多是崇山峻岭,森林密布。中越广西边界划为东西两路:东路由思乐县属之吞仓山起,至龙州之平而关止;西路由平而关至与云南交界之各达村。东西两路的勘界工程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二十年(1894),共历5个年头,始告完竣。 关、隘、卡是清政府在广西边境设置的主要边防军事哨所。“关”字,古为“關”,本义为门闩。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以木横持门户也”,意为把守门户,后来引申为重要地段或者边境上的出入口。卡,即为设立在边界上的门户、关口。隘,险要关口。关隘是古道设施之一,基于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的目的,常设在险要的山口或要塞处,在战争时期是难以逾越的关卡。清朝中期,广西边界自东至西设置的关、隘、卡有:土思州8隘6卡,上思7隘,迁隆垌4隘,思陵土州11隘5卡,宁明州12隘,明江厅6隘1卡,凭祥土州1关7隘,上龙土司12隘1卡,龙州厅2关14隘3卡,上下冻土州3隘10卡,安平土州11隘,下雷土州5隘4卡,归顺州10隘12卡,小镇安州8隘6卡,合计有:关3个;隘118个;卡48个。防守各关、隘、卡的总兵力统计为2896人。其中官兵637人,土兵124人,土勇2135人,军官7人(千总、把总、外委计为军官,隘目、卡目列为兵勇人数)。至清朝后期,史籍所载广西沿边隘卡数量略有增减。关隘减少为109处,关卡增加为66处。 中法战争后,清廷对广西边防及兵力做了重新部署。根据两广总督张之洞关于“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濠”的建议,清政府首先基本保存边防关隘的数量不变,随后调整了只依靠土兵驻守隘卡的策略,转而调集官兵防守。广西绿营军经汰弱留强的缩编后由32营并为24营,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以镇南关为中心分三路防守关卡要隘:镇南关口、关前隘与凭祥土州为中路,由12营专防;由镇南关以东至上思州的百仑隘、剥机隘等处为东路,由4营防守;从镇南关往西,经龙州、归顺州至镇安厅,把沿线的平而关、水口关、布局隘、频峒隘、陇那隘、平孟隘及怕怀大隘等要地一脉相连为西路,派8营驻扎。下面仅以驻守宁明县中越边境关卡、要隘的兵力分布情况为例,得见清政府调用官军和土兵防守广西边防的不同类型。 宁明县关卡、要隘的兵力驻防类型 宁明县位于广西西南部,地势北高南低,由南向北可分为南部山地,中部丘陵区和平原,北部石山区。该县南与越南接壤,山岭错乱,东南与钦州、防城相连,通北部湾,向为军事要地。国界线长254公里,属中越交界广西边界东路线段,大体也由南向北倾斜,自越南入境宛有居高临下之势。据《中法桂越界约》,该县境内立有国界碑第22号(扣渠岭,位于扣发炮台东南400米处)至第67号(吞仓山,位于北岗隘口),共46块,自西向东顺序竖立。清代在宁明县有两种兵役,一是国家募集绿营军,一是土官征用土兵。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思州(治今宁明县)、思陵州(今属宁明县境)、宁明州(治今宁明县)、明江厅(今属宁明县境)及迁隆峒(今属上思县境)等边境沿线设38隘16卡,置官兵(绿营兵)、土兵共同防守。其中迁隆峒设2隘,土思州设4隘11卡,思陵州设14隘4卡,宁明州12隘,明江厅6隘1卡,各隘卡所防守官兵一般为5~20名,最多者34名。以官军与土兵的兵力对比来划分,广西关隘的戍守可以分为土兵与官军共同驻防和土兵独守关卡、要隘两种类型。 (一)土兵与官军共同驻防 思州驮膺隘置新太右营兵4名、土勇10名防守;那曾隘置新太协兵5名、土兵15名防守;权相隘置新太右营兵5名、土兵20名防守; 宁明州那肖隘、板立隘、板宙隘、板兰隘、板增隘、板卻隘、东门隘、板得隘均置馗纛(今馗塘)营兵6名,土兵6名防守;罗隘紧接越南,由1员千总带官兵20名和外委1员带官兵和土兵各10名防守;板龙隘馗纛营兵和土兵各5名防守;板漂隘馗纛营兵11名,土兵6名。 明江厅蒙村隘、馗门隘馗纛营兵和土兵各5名;闸门隘馗纛营兵10名,土兵5名;旧村隘、那校隘官兵和土兵各4名;新村卡官兵5名,土兵3名; (二)土兵独守关卡、要隘 思州馗夏卡、那先卡、九特卡、板吞卡、同户卡、那雷卡土兵5名防守; 思陵州隘店隘土兵34名防守,隘旁有径路3处,各拨土兵5名防守;那支隘、辨强隘、那河隘、叫荒隘皆有土兵24名防守;弄丁卡、恭敬卡、板痕卡、康欢卡皆有土兵5名防守;那当隘土兵22名防守;那窝隘、那逢隘皆有土兵20名防守;亭寨隘、板达隘土兵10名防守;派衣隘、板兰隘皆有土兵7名防守;板邦隘32名土兵防守;峒夏村隘由朝廷拨兵防守,改为由叫荒诸村各征土兵10名防守。 从关隘兵力分布看苏元春的战略部署 从以上所列清政府派驻在今宁明县境内关卡、要隘的兵力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苏元春在督办广西边防建设时期对炮台、关隘等军事设施的修筑以及官军和土兵的力量分配有着系统的战略部署。除了对有多条道路通越南的关隘严加防守,对邻近中越边界线的关隘加派官军取代土兵驻防之外,苏元春还合理地利用炮台、堡垒的地理和火力优势弥补兵力不足的弱势,把军事工事的险要和威力与驻守关隘士兵的机动灵活有效地结合,构筑了当时坚固的广西边防线。 (一)重点防守有多条道路通越南的关隘 广西西南部与越南交界,地处中越边境东段防线,深山密林,道路崎岖。许多关卡、要隘置于高岭深谷中,地理位置险要。崇山峻岭中掩藏的通往越南的羊肠小道,有些只有当地人知晓。采取就近的原则,对周边有多条道路通往越南的关隘严加防守,在警惕法军偷越边境入侵的防范背景下,此种布阵措施是必要和可行的。 思州驮膺隘和那曾隘周边分别有3条道路和3条道路可通越南,清政府调用经过汰弱留强后的绿营兵与土兵联合防守。对于思陵州隘店隘(即爱店隘)旁3条可通越南的小径,则各派熟悉地理环境且善于山地作战的5名土兵防守。 (二)距离越南的远近决定驻防守兵的类型 以中越边界中国境内关卡、要隘到其临近的越南某一村落的距离为依据,清政府在宁明县的兵力分布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距离在25~45里,则有官兵和土兵各4~6名防守关卡、要隘,且距离越远,驻防兵力越少。如明江厅旧村隘、宁明州板龙隘和板得隘。或者清政府不派驻绿营,只有土兵防守关隘。如,离临近的越南某村30里和40里的思州九特卡和馗夏卡、同户卡,仅有5名土兵防守。 2.距离在10~20里,土兵独守的关隘居多,且兵力在5~24名不等,距离越南越近,驻守土兵越多。距离越南20里的思州那雷卡仅有5名土兵防守,而离越南10里的思陵州叫荒隘则多至24名土兵。这与前者情况最大的不同在于,清政府在各关隘添设了隘目1名,带领土兵戍守。也有官军与土兵共同驻守的关隘,如明江厅那校隘、馗门隘官土军各有4名和5名。清政府在距越南那10里的宁明州板漂隘加强了中央军对隘口的控制,以绿营兵11名对土兵6名,首次出现官土军力量对比几乎成倍的情况。 3.距离在1~6里,与第二种情况相同的是皆有隘目1名率领土兵戍守关隘,且以土兵独守为主。但其兵力却翻了几番,最少的也有20名,最多的思陵州隘店隘有34名土兵防守,次之是距越南1里的板邦隘有32名土兵。这两处隘口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越南最近的地理位置而受到清政府重视,征调土兵大力防守。 4.紧接越南边界的关隘则有清政府直接委派武官率官军和土兵共同驻防。如宁明州罗隘就有千总和外委各1员带官兵30名,土兵10名防守。 (三)关隘与炮台互为战略防守和兵力配置的依靠 关、隘、卡边防军事哨所和各种大、中、小号炮台,一起构成广西边防的防卫体系。广西沿边的炮台、碉堡的建设分段完成,第一阶段是在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1885~1892),第二阶段是在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892~1896),少部分艰巨工程延长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结束。而宁明县的炮台和关卡、要隘在第二阶段基本完成。光绪二十二年,苏元春于宁明建成镇明、镇思、镇陵、镇宁4大炮台,以其所建在地势险要的山岭之名命名,又称为观音山炮台、吉普岭炮台、宝盖山炮台和牛头山炮台,它们互为犄角,前控越南入爱店、思州之路,后卫明江城、思州、思陵州和宁明城。据《宁明县志》记载,牛头山炮台,容兵约1营;观音山炮台,容兵约1连;宝盖山炮台,约容兵100名;吉甫岭炮台,容兵均约50名。 中法战争后,为了巩固广西边防加强军事力量,清政府将正规军(绿营兵)改为驻守的边防军,从而一改以往边境以土兵为主要戍边力量的状况,充实边境军事力量。但同时又面临着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军饷难以筹足加强边境军力的困难,故安装大、中、小各类炮门又有以火力的优势弥补兵力不足的作用。宁明4座炮台共有分截开花炮2门、分截小开花炮3门、克虏伯大炮1门和克虏伯40磅子炮1门。[19]驻兵防守的隘卡许多正是围绕炮台所建,两者以巡防护卫和独有的战略制高点互为依靠,共同控制边境要塞。以镇思大炮台和镇陵大炮台为例,前者右侧即为思陵州恭敬卡、思州九特卡和那先卡,每卡各有5名土兵防守;后者的右侧设有思陵州那支隘,左侧为那当隘,共有46名土兵驻防。平日防守中,周边隘卡土兵的集中防守和巡逻可确保炮台的安全,不致炮门被恶意损毁。若遇法国入侵,炮台的火力优势就可对关卡、要隘免受敌方炮火攻击起到一定的护卫作用,而炮台内若战前即有士兵容纳,则可解战时关隘兵力不足之危机。苏元春建设边防之初,对炮台的选址极为慎重,经过多次实地勘查才着手建设。从驻守关隘的兵力可以看出,镇思和镇陵炮台周边关卡的防守调用了相当数量的土兵,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炮台的火力和关卡的兵力互为依靠,一起为扼守边境要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凌燕: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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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9 23: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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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史料啊,值得一看。但实话实说,真到“弟兄”反目的时候,谁他娘的管他是谁的一亩三分地啊,干了再说,理由和借口多的要死,这是个强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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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5 15: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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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老贴了解一下苏元春在广西建设边防的情况,苏元春的确很了不起,在边境有非常好的口碑,对清朝时期中国的边防建设贡献很大。我们几个网友发的有关的贴子都和古炮台有关,比如前几天发过的在古炮台侦测对方越南的图片、布局屯、金鸡山、牛头山,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贴子和图片发上来。所以边境一线的古军事炮台就是这位苏提督主持策化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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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5 19:1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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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俸绿人同享,边塞烽火我独知。--------苏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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