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兵败如山

痛在谁身上

兵 败 如 山
作者：老 鱼

这是我在79年对越作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我们班9人中有5人牺牲在那接连数日的伏击、突围和遭遇战斗中，其中1人被俘。安全回国的3人是：我、王宏和陈秀颖。其实，写出这段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段失败、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不过我以为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有价值的，在许多所谓高大全的越战故事和传奇里，我愿意写出这一段不让人振奋的述说，以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
——2006年10月27日于云南丽江
一
山脚下的云雾依然没有散去的征候。
下山之后，道路通向一条长长的水坝。百十来米长的水坝左侧是一潭清水，右侧约5、6米高的坝下是一片略微起伏的稻田。在排长的命令下，我们全班继续用交替掩护的方式通过水坝。然后我们顺着大路绕过两个种满茶树的小山坡，那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二十余栋乡间民宅排列在一条大车道的两旁，干涸的路面上凸凹的车辙印变得十分坚硬。四处寂静无声，只有距村口不远处那两具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越来越浓烈。
全班停止了前进，大家细致地观察周围，不放过一丝可疑的征候。但是因为有雾，视线所及也就200米左右的范围，附近的山头被雾气笼罩着。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县现九寨沟县人）示意全班仍按交替掩护的形式前进，于是9人组成的3个战斗小组，便依次向村庄抵近，在一个小组向前突进的时候，另外两个小组就地担负掩护任务。一个团部配属给我们尖刀班的火力排就紧跟在我们后面，带着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重型步兵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如果我们尖刀班遇到敌情，他们就用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并为后面的大部队赢得部署、展开的时间。大部队距我们尖刀班，大致一直保持着500米的距离。
尸体越来越近了，从破烂的服装上判断是两名越南军人的尸体，高度腐败的尸体已成黑色，地面的血迹犹如沥青一般粘稠，上面落满了苍蝇。只要我处于掩护任务的时候，就用军帽掩住口鼻，以减弱那令人窒息的恶臭。
距离50米了，村庄里依然无丝毫动静，只有村口牛圈里的几头老牛在吃草时发出的声响。班长示意全班展开成散兵线接近村庄，大家起身端着枪，手指搭着扳机，全神贯注缓慢地走向村口。这时突然有一条狗从村庄里扑出来，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大家的心立即悬了起来。班长阮少文（云南大理人）举起微声冲锋枪，瞄着狗打了一枪，那狗受伤后哀鸣着向村里挣扎而去。
就在大家准备冲进村庄以便抢占地形先发制人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怔了一下，相互看一眼，当我“可能是后面部队里谁的枪械走火”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一阵如风暴般的机枪声顷刻间响彻山谷，我们回头一看，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大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时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是遭到了伏击，而我们尖刀班是被越军故意放过。
激烈的枪声持续猛烈，我们跳进了路边无水的渠道里，举起武器向枪声响起的方向射击。但是大雾仍未散去，我们射击的精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大家就一个愿望，希望能吸引越军的部分火力。约几分钟过后，越军的火力就开始转向我们，子弹打在板结的土地上，崩起的拳头般大小的土块象下雨般朝我们头上砸来……
这是公元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地点位于越南高平市往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当时我是某陆军步兵团特务连侦察班的战士，全团第一梯队（2营）尖刀班的一员。
许多年之后，我在广西旅行，在一处山野里突然闻到了一阵熟悉、沁人心脾的花香，我问当地老农打听这是什么花发出的香味？老农说这是柚子花的花香。我这时才终于知道，原来在战场上与尸体恶臭搅在一起的香味就是这柚子花的香味，那两种给人极度反差的混合味道让我终身难忘。
二
密集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的飞过，声响就像敲击绷直了铁丝。这时候我看见火力排的一名重机枪手在我身旁抱着机枪发呆，我大声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找排长。我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叫他把机枪架在身后的一个缺口处，我告诉他村里没有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出来就朝他开火。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叫来扛支架的战士架好了机枪，向村口瞄准。我一看这哥们儿在紧张的空气里居然忘了拉枪机，我再次重拍他肩头：你子弹上膛啊！他如梦初醒：是、是的。他咔嚓一下拉上枪机。我当时感到要是越军从两个方向夹击我们，那就彻底玩儿完了。
越军的火力压得我们毫无还手之机，侯班长见状就命令大家顺着水渠转移到村旁的一间房屋后面。这时候云雾慢慢散去，周围的地形也渐渐明瞭，原来伏击的越军藏身在一处独立的小山上，那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形，在山脚下，则是一片纵深达三、四百米的开阔稻田。因为距离较远，越军的阵地设置在薄雾中还是看不真切，照地形来看，应该是在山腰的自然溶洞里。只是能看到越军射出的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只要曳光弹射向何方，那几挺重机枪就会调转枪口朝目标点射击。
正在此时，我们看见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这一发现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越军占领村庄后的制高点，那我们就完全落入无险可守、腹背受敌的境地。班长当即下令全体轻装，准备投入抢占制高点的战斗。大家将身上携带的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物品全部卸下，什么干粮、雨衣、攀登绳、潜望镜、伪装网、十字镐等丢了一地，当时都以为还有机会回到这里取走物品。我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觉得部队发放的大头菜好吃，就顺手放了一个在裤兜里。随着班长的命令，全班3个小组依然按交替掩护战术，向村庄后面的山头发起冲击。
山脚下有一百余米的稻田，我们只有涉水从稻田里冲锋。当我们离开房屋的掩护，队伍就完全暴露于越军的射界之内。越军主力阵地的火力顿时朝我们这边倾泻过来。我们在稻田里艰难地向前奔跑，还举枪向山顶射击。一时间只觉得枪声四起，特别是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着，在稻田里激起一个个水柱。也怪我平时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过多，对身体中弹后一阵发麻的描述过于熟悉，所以我在冲锋时还一在留意身体的某个部位是不是发麻了，如果是，那就是挂彩了。
我们终于越过那片稻田，进入梯田状的旱地。在一阵狂奔之后，正好轮到我们小组担任掩护，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组长陈秀颖（河南人）大声地叫我卧倒，注意隐蔽。我当时居然回答说：我不怕，打死算了。可见冲锋过程中体力和精神达到极限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们想拿下的那个山头呈浑圆状，高差不到一百米。在山顶处如果没有掩体支撑就很难形成防御阵地。正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接近了山头，并用火力钳制山顶上修筑掩体的几名越军，使他们无法在山头上立足。到最后那些个越军只有选择放弃，顺着山头反斜面的树丛撤离。就这样山头就落入我们的控制。
从这里往山下望去，那场面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我们经过的水坝上和附近的稻田里，殷殷红色在田野上漫延，一个个渐行渐远的灵魂……
随着枪声的渐渐减弱，大家才从刚才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刚才四散的尖刀梯队重新集合在我们这个山头，并形成一个简单的防御阵地。这一群体有两个侦察班和两个工兵班，还有火力排的一些人。相互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这帮走在全团最前面的人群居然无一伤亡，大家心里一阵庆幸。午后的阳光里，同志们或坐或躺在山头上，等着看后面的大部队如何对敌展开攻势。也许还以为当时的局势不至于失控，在山顶的同志们的情绪很快就恢复正常。大家分食手里仅有的食物，聊上几句闲话。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大部队对越军阵地有什么样的攻击。由于那时候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法与上级联系，也就不清楚自己接下去该作什么样准备。
三
记得那天有较厚的云层，太阳时隐时现，大家都感觉到丝丝寒意。想去山下取自己的物品，又怕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应对。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得到指示，立即从山的反斜面下山，胡副团长等前指首长在山脚下正协调部队，需要我们去加强警卫。本来象警卫首长的任务应该由警卫排来担任，但是在战场上警卫首长的任务经常由我们侦察班来完成。这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和平时期首长挑选警卫员通常是找那种比较乖巧、个头适中，勤快机灵的战士来担当，但是到了战场上首长还是很清楚警卫员的基本斤两，所以在危险的关头，我们侦察兵往往就担任警卫首长的重任。
在出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所在的侦察2班就一直负责给团长做警卫，团长去视察各处阵地就是全班9人相随左右，寸步不离。就在前一天宣布回撤命令，我们侦察2班被任命为全团尖刀班时，全班战士流露出的情绪诸位心里肯定明白，但是军令如山，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
山头的布防交给了别的连队，我们侦察2班下山后就开始在一条通往不明区域的小路上设防，身后的小山坳就成为全团第一梯队的前方指挥所。这时同班的新战士饶正平被班长派去作潜伏哨，位置距我们有50多米。我们距胡副团长等首长比较近，只见副团长与几位团参谋围着地图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副团长在点香烟时连着两次香烟掉在地上。当然这不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当时的气氛确实让人觉得比较慌乱，在遭到这次突然的打击之后，部队连起码的应急方案都没有。
半个小时后，饶正平忽然慢慢地往回走来，大家正疑惑他为什么回来时，饶正平哭着说他不能一个人呆在那里，因为他感觉到害怕。班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就安排我们小组往前推进了几十米警戒。饶正平是四川仪陇县人，来自农村，长得眉清目秀，入伍前就是生产队的会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件很牛的事情。他的这个举动本应受到大家的谴责，但是当时大家一声未吭，都表示出理解与同情，因为这任务放到谁的身上那恐惧都可能挥之不去，毕竟大家都没亲历过真正的战争。后来我这位战友还是牺牲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还有他的同乡陈俊波，与我很聊得来的一位同班战友、一位在县城里修钟表的小伙子，也献身于那场战争。每每我想起他们的面容，我真是欲哭无泪。
四周有好些队伍在调来调去，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一会儿变来变去，大家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关键是所带的食物和御寒衣物都已丢弃，水壶里的水也所剩无几。随着太阳西斜，饥饿和寒冷一起向我们袭来。
夜幕降临，指挥所要搬到一个长满竹子的山头上去，我们班仍就在山腰上形成环形防御，负责警戒。那天夜里小风一直刮着，气温很低，我身上一件单衣实在有些难以支撑，我与组长陈秀颍相距不远，我忍不住叫他过来，我说身体太冷了，能不能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幸许会好过一些，陈秀颍也冷得不行，我们两人就这样背对背地坐在潮湿的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山下。
好像是夜里10点左右（我当时带去部队的一块手表，战前被排长借去了，理由是他更需要掌握时间，所以以下的时间概念都属于大致范围），我们班被集合起来，新的战斗任务是：仍然担任全团第一梯队尖刀班，引领部队连夜向北撤退。为了使部队在回撤途中不迷失方向，团里派两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这时全团第一梯队的人员由2营和1营的非战斗人员（连队文书、司号员、通讯员等）及伤员队伍组成。胡副团长仍是前指挥长。
那天夜里天空晴朗，我们又开始了作为尖刀班的角色。队伍沿着一个峡谷缓缓而行，峡谷的谷底是一条河流。我们在前面一段一段的探路，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时快时慢。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在寒冷的夜里我依然一身汗接一身汗。从那时候开始我水壶里的水已经告罄，我们有时就行进在河边，也没时间弯腰灌一壶河水。
队伍行进到一个岔路时，在前面带路的两名参谋对道路去向有些不确定，一时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当时也在前面带路的侦察3班班长张孟福，与我等也在私底下把现地地形与地图对照了一番，觉得应该走朝右面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们当时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代由英、法等国军队调制的地图，在许多山区地域的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
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2个小时后，峡谷里的山道渐渐向南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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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在谁身上

四
在遭受到第一次伏击的前一天下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直勾勾地烤着大地。山野林地十分闷热。我与同班的几位战友在一个步兵连那里讨了一些粥，粥是用压缩饼干铁皮桶架在柴火上熬出来的。我们躲在树荫下就着榨菜吃得正香，忽然听到排长在叫我们集合。我们喝完粥匆匆来到公路上，排长告诉大家，立即将公路上散落的军用品集中起来，有用的收走，没用的就地烧毁。我们看看排长的神情，大致就明白部队将有大的动作。这时团长从远处山坡走上公路，他一边走一边吩咐几位参谋要如何清理公路，看得出团长心情十分轻松。于是我们侦察排的人就沿着公路开始将沿途拾到的弹药（炮弹、手榴弹、子弹、炸药等）、军需装备等物资集中起来，还能用的就送到有关连队，一些炮弹或炸药就按排长指示塞进横贯公路的涵洞里，一旦引爆后可以切断公路。
关于部队下一步的动向大家纷纷进行猜测，到了黄昏，我们就通过警卫排的战士得到准确消息，部队将于当晚停止全部进攻部署，明天将沿营地附近的一条小路向北回撤返回国内，行进中还将负责清剿沿线附近的残敌。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还比较复杂，一方面为自己还活着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对参战时间不算长、实战经历不够丰富还存有几多遗憾。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团在高平以南班英（地名）附近与越军几经交手，已经连续拿下了好几个由越军固守的山头，目前的位置已经是处于西线前线的最前沿。我们侦察班除为团长担任警卫之外，还进行过阵地外围潜伏、搜索可疑地域等战斗动作。大的麻烦还没碰着，但是吃不好、睡不着的问题已经把人折磨得够意思了，何况天天看着伤员、烈士被运往后方，那种刺激也让人神经老是处于紧绷状态。所以不管如何，能有机会安全回国，毕竟是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记得那天夜里炊事班把好些像样的存货都拿出来做了，大家饱餐一顿。
半夜里，工兵班的人引爆了涵洞里的炸药，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山谷，升腾的火云瞬间照亮了半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很圆，就在我们躺在猫耳洞前裹着绒衣、雨衣准备入睡时，排长带着班长从连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了由我们侦察2、3班担任全团尖刀班的命令，并把行进时间和路线作了交待。记得当时大家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只是拿出地图，反复研究着。我当时就有几许悲壮的感觉，因为在越南北部的丛山密林里，担任大部队的尖刀班，牺牲的概率太大了。这天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迷迷糊糊就到了天亮。当我们睁开眼时，却发现山林正被漫漫浓雾所围绕。这真叫邪行的，在过去一周时间里天空就几乎没有云层出现过，一到我们回撤就遇上了这样的大雾天气！
我们2班被排长安排走在最前面。我想不因为别的理由，只是我们班有两个班长。本来班里有一个班长侯永升，是一位藏族兵。在临到开赴前线之前，连里由将炊事班的老班长阮少文安排到我们班当班长，当时真的不清楚部队建制里这个双班长制是不是合法的。令人悲痛的是，这两位班长后来都牺牲了（最初被宣布为失踪）。唯一的一支微声冲锋枪由阮班长拿着，记忆中阮班长的枪法还可以，饭菜也做得不错。
我们班由排长亲自指挥着，分三个小组交替掩护前进。我们绕过一个山垭之后，山路就朝着山脚下延伸，在穿过一片香蕉林后，我们就看见那条四周毫无遮挡的大水坝……
我们原以为这一次遭遇伏击只是一次意外，万万没想到这次失败却是我们陷于大劫的开始。
五
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依然诡异地向着南方——与我们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同时命令我们侦察班2、3班和工兵2个班去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关于这个决定，我们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知道团首长的本意：大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那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但是，要让这样一支大型队伍在白天隐于山林谈何容易，所以部队的行踪很快就被越军发现，直到新的战斗打响。
我们接到占领制高点的命令后，排长就带着大家朝着陡峭的山坡攀援而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山头有多高，只是趁着黑夜，奋力地向上爬去。这一带山脉都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势几乎都是直上直下，好在地表植被丰富，我们就可以抓着植物攀登。天色渐渐放明，我们发现这又是一个大雾天气，浓雾里我们无法判断山势走向和高度，只有见高处就上。大致是中午11点，我们终于在一个可以俯视峡谷的小山头上形成一个防御阵地，大家利用石块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就算基本完成制高点控制任务。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已经无法与团首长取得任何方式的联系，是停留、下撤或做点别的什么都没有人来传达新的命令。中午时分有一个短暂时间里大雾有些减弱，我们在山头就能看到山谷里的动静，我们清楚地看见有越军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队伍，我们中有战士要开枪射击越军，但被排长制止，理由是别暴露目标。
大雾又重新笼罩了山头，头上的树叶偶尔会掉下一滴露水。大家躺在潮湿的枯枝败叶里几乎无所事事，大家手里基本上也没有了食物和饮水，我裤兜里的那个大头菜疙瘩就是用指甲掰成蚕豆大小一块一块的给我们班的几位战友分食。在极度无聊的氛围里，我忍不住轻声哼起了一首原南斯拉夫电影《桥》里的插曲，刚哼哼出几句还没找着调子，就被排长一瞪眼给吓了回去。
山谷里间歇会有几声枪响打破沉闷的空气，但是谁在放枪，射向何处大家真的搞不明白。直到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声和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从动静上判断是双方大部队的直接搏杀。我们在山头上除了感觉到刺激紧张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排长坚决地要求大家坚守阵地。暴风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2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最初的一刹那间，我们还以为是自己部队的人在向越军展开心里攻坚战，但是我们随后立即明白了这时越军在向我们喊话。随着越军类似这样的喊话断断续续，我心里顿时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看过的小说或电影里，永远是我军向敌军喊话，而且喊话的内容也如此地相似。所以在遇到越军真实地向我军喊话劝降时，我几乎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只要越军一喊话，我方就会有一阵枪炮予以还击。我们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觉得局势不妙。因为无法与团部取得联系，我们这些占领山头的队伍进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只好眼睁睁地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的新的指令。
就在天色渐暗、雾气越浓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向山头上涌来，排长下令全体战士进入战斗状态。上山的人群渐渐近了，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人，但见涌上来的人群毫无组织状态，三三两两地从四处爬上来。排长向上来的人打听山下的情况，但几个人的回答却相互不能印证。这时一位步兵排的排长抗着一挺重机枪上来，他的回答让我们吓了一跳，那位排长说：山下的大部队死伤非常严重，越军的火力很强大，部队被堵在峡谷里，X连已经差不多了，X连被包了饺子，现在部队已没有人负责指挥。那排长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的队伍钻进大山的深处。随着消息来源的增多，山下的大致情形我们也算明了了。
天色转暗，还有一些军人陆陆续续零散着从山下爬上来，个个神情黯然。看着眼下这情形，一种慌乱的情绪开始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接下去该如何行动，排长与几位班长的看法并不一致。排长觉得还需要等等再说，看有没有上级新的命令传达下来，并期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但是有班长却认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没有人会安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还不如自己设法脱离险境。大家意见很难统一，排长就叫班长和党员战士到一边去开会。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看着他们到树林里开会觉得他们都挺神圣的，坚信他们一定会拿出正确的方案来。我与王宏就坐在石头上背靠背的相互取暖，嘴里含着一丁点大头菜，让咸味慢慢释放。
过了一会儿，干部党员们开完会，排长向我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鉴于目前部队上级指挥已陷于瘫痪状态，我们侦察2、3班和两个工兵班一起（同属团特务连），组成一个独立团体自行寻求突围方式，行动与本团其他连队不发生联系。说完这个决定，排长就与几个班长去研究行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把我们与大部队脱钩进行单独行动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但看到大部队已涣散到如此地步，而我们4个班还编制整齐、相互了解，而且武器也不错（37人中有20支折叠冲锋枪、1支微声冲锋枪、1挺班用机枪、14支步枪和排长的手枪，这在当时步兵团战士普遍还是拿步枪来说，这配备里就算火力很强了。），能自己解救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六
夜幕完全降临，几位侦察正副班长开始轮流带着我们朝设计好的路线，在原始森林里摸黑前进。毕竟大家都是特务连的人，平时的军事训练还算过硬，大家紧挨着无声息地在丛林中穿行。记得那天夜里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因为我们对前方的一切浑然不知，甚至连方向的对错也没把握，漆黑的夜里又无路可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在石头堆和灌木丛里几乎是爬行了一夜，在天快亮的时候，队伍开始往山下移动，这时我们突然清楚地听到越军的说话声，在不远处的山头上还依稀见着几缕火光，前面传来口令：大家要绝对安静地通过这一段路程，因为我们不知道越军的布防情况和军力实情。队伍继续下行，但没走多远，队伍又停止了前进，前面传来的口令是原地休息待命。时间在煎熬中分分秒秒的度过，东方已露出一线晨曦。前方终于传来消息：我们的前方是一道无法攀援的万丈绝壁，没有攀登绳是部可能下到谷底的（我们的攀登绳已在轻装时丢弃）。于是后队变前队，大家又小心翼翼向山头方向爬行，回到山腰的位置。
见暂时无计可施，排长叫大家先睡一会，等天亮之后再作打算。经过一夜的行进我们本来就疲惫之极，一听见休息的指令就立即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些声响所惊醒，睁眼一看天色已大亮。动静声是因为我们附近的树林里有许多同一个团的士兵在走动，他们相互打听自己所在连队的人在哪里，随着白天的来临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寻自己失散的队伍，并重新集合到一起。排长出去找首长去了，我们就找认识的人询问昨天的战斗经过，但是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某连的某某负伤了、某某牺牲了，某某是哪儿入伍的与谁是老乡等。 无聊之中我们在衣服、挎包的各个角落里搜寻，或者四处向战友讨要，把能找到的食物都吃了个干净，但是大家水壶里的水却一滴都没有剩下，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天没有喝到水了。
到了中午排长回来了，他说现在已经找到了部队的首长（官职最高的好像是一个营副教导员，还有两个团参谋也参与指挥决策事宜，胡副团长当时据信已经阵亡，团副政委不知去向），以后的行动依然要由团里目前的最高首长统一指挥调度，于是我们就跟着排长向一个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更多的士兵聚集在一处较为开阔的空地上，好像有数百名之多吧。各连队的排级以上干部被集中起来开会，会议传出的信息为目前我们第一梯队与团指挥部无法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第一梯队仅保存着一部2瓦电台），我们必须重新集结起来自己展开突围行动。但是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经过前一天夜里错误的行军路线后，现在已无法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所以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也只能是大致的目标：简单顽强地向着北方——回国的方向。
关于一些会议细节我不得而知，到了下午，一直到下午会议才宣告结束。首长就站在高处大声地向周围的士兵发布会议决定：全体将士立即开始向山下某方向突围，大部队就在附近接应。首长的话音刚落，各连队领导就散开开始召集自己连队的人马准备向山下进发。不一会，山上所有的兵士就在首长的号令下，向山下出发。
那一刻出现的一幕我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只见山上所有的军人在各连队领导的指令下向山下走去，全然没有任何战斗部署或各连队战术协同任务要求，大家行进速度快慢不一，行走方便的位置的人数密集，有的地方人数却稀稀拉拉，队伍里还有人喊着鼓舞人心的口号，满山遍野的军人就这样浩浩荡荡、毫无遮掩地朝山下方向一涌而下，士气倒是显得高昂，但那种混乱场面真叫人哭笑不得。好在还有人比较保持着清醒，立即向首长们指出这样的行动必败无疑，整个杂乱无章的队伍才停止了向山下的挺进，干部们又集合起来，开会。
负责通讯任务的人则全力调试电台，变换架设地点，想方设法与团部取得空中联系。到了傍晚，终于有好消息传来：我们与团指挥部联系上了，除团首长之外还有更高的上级首长关心着我们的处境，说正设法来支援我们，要我们安心等待新的行动命令。得到这个消息，整个部队情绪有些稳定，第一梯队的首长们则连夜重新研究分析现在的地形敌情，制定突围行动实施方案。而我们普通战士则在寒冷、饥饿和干渴中，度过了还算安稳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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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在谁身上

七
3月14日那天早上，天空虽然仍有阴云飘动，但是地面的能见度却非常的高，特别是借着短暂阳光的出没，我们在山上能看到十几、二十公里外平原地区的景色。我们清楚地看到远方的部队正在朝北方回撤，一串串车队在公路上缓慢地行进，越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设施也被工兵们一一实施爆破摧毁。那距离应该算十分遥远了，但是耳闻目睹剧烈的爆炸声和升起的阵阵狼烟还是让人震撼不已。能看到自己的部队总算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情，我们也在四处的瞭望中大致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位于一处与平原很接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的群山里，越是接近平原，山势就越发险峻。
通过电台我们得知，上级已经派出友邻部队前来增援我们（本步兵师的另一个团，后来知道这个团在遇到简单的抵抗之后，就地停止了增援我们的步伐），而我们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我军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正式下达了突围任务：我们特务连的2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一起（非战斗人员是指连队和营部的司号员、卫生员、文书和通讯员等），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而久经战斗考验的2营则是突围的第二梯队。突围时间定为当晚夜幕降临之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这个群体主要的首长都是2营的，而2营的建制还保持基本完整。
记得我们特务连的战友在听到这个安排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突围行动叫我们训练有素、火力强劲的侦察班打头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我们毫无怨言。但是把1营的非战斗人员与我们安排在一起就令人费解了，在第一波突围冲击时我们很可能要抽一部分战斗人员去掩护非战斗人员的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实际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只是在战场上是军令如山，很难有说理的机会，既然命令已下，那我们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记忆里相当漫长的一天。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整个部队都对夜幕降临的期盼中煎熬。在连日的饥饿、寒冷和缺水状况下，加上对突围行动成败的担忧，很多战士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有人尝试喝自己的小便或舔湿润的树叶解渴；有人把不知名的草根塞进嘴里；很多人把配发的防毒面具拆卸开来（包括我自己），好奇地研究着防毒的原理，大家对于越军可能施放毒气攻击已经无所谓了；重型武器被拆散丢弃；个人所有与直接战斗无关的物品几乎全部毁弃；写遗书的人就更多了，写好后在战友中相互交换保存；一些伤势严重、不便于行走的伤员表示将不拖累战友们，自己将留在原地，与到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气氛尤为悲壮……。侦察3班班长是个细心人，他担心还会遇到断壁悬崖，就找人收集绑腿、背包带等接在一起，形成一根二十来米的攀登绳，交给我由随身背着。
到了下午，山林里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大的动静，大家忍着饥饿干渴，随意躺在草丛或石板上，等待时间的流逝。间歇有人哼唱几句小调或争吵几声，但是很难搅动压抑的空气。
八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一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了反对毛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不就是我会办墙报、会识简谱、身体素质好、个高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预备名单（而且只是排在第3预备）。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入预备名单的第一。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挤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叔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这是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开后门游戏。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一大锅可以随便糟蹋的大米饭时，心情的那个激动至今难以言表，绿皮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到了新兵连还在等正式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接到上级命令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侦察排（看来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
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0.86元/天，晚上则经常有关于战争的影片（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频频向我们招手。
九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一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十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作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一个命令，对大部队将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结果是我一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一个绝望了得。
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讯我的同时，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表情流露出对我的疑惑没有丝毫掩饰。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一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就在我迟疑的时候，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的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山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形是一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到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我们在此等他们出来，一直到天亮之前，连长同意了。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一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一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就立即发现了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和挂着的香蕉。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为此，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那地方距我们约200米），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清晨的宁静。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叫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上山顶的人只好冲下山去朝左边迅跑，顺着小路绕过一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说一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的时候，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可以立即停止步伐，蹲下弯腰，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命中。我就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一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两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此帖子已被 痛在谁身上 在 2009-9-22 8:39:26 编辑过］

痛在谁身上

3月14日那天早上，天空虽然仍有阴云飘动，但是地面的能见度却非常的高，特别是借着短暂阳光的出没，我们在山上能看到十几、二十公里外平原地区的景色。我们清楚地看到远方的部队正在朝北方回撤，一串串车队在公路上缓慢地行进，越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设施也被工兵们一一实施爆破摧毁。那距离应该算十分遥远了，但是耳闻目睹剧烈的爆炸声和升起的阵阵狼烟还是让人震撼不已。能看到自己的部队总算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情，我们也在四处的瞭望中大致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位于一处与平原很接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的群山里，越是接近平原，山势就越发险峻。
通过电台我们得知，上级已经派出友邻部队前来增援我们（本步兵师的另一个团，后来知道这个团在遇到简单的抵抗之后，就地停止了增援我们的步伐），而我们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我军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正式下达了突围任务：我们特务连的2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一起（非战斗人员是指连队和营部的司号员、卫生员、文书和通讯员等），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而久经战斗考验的2营则是突围的第二梯队。突围时间定为当晚夜幕降临之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这个群体主要的首长都是2营的，而2营的建制还保持基本完整。记得我们特务连的战友在听到这个安排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突围行动叫我们训练有素、火力强劲的侦察班打头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我们毫无怨言。但是把1营的非战斗人员与我们安排在一起就令人费解了，在第一波突围冲击时我们很可能要抽一部分战斗人员去掩护非战斗人员的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实际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只是在战场上是军令如山，很难有说理的机会，既然命令已下，那我们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记忆里相当漫长的一天。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整个部队都对夜幕降临的期盼中煎熬。在连日的饥饿、寒冷和缺水状况下，加上对突围行动成败的担忧，很多战士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有人尝试喝自己的小便或舔湿润的树叶解渴；有人把不知名的草根塞进嘴里；很多人把配发的防毒面具拆卸开来（包括我自己），好奇地研究着防毒的原理，大家对于越军可能施放毒气攻击已经无所谓了；重型武器被拆散丢弃；个人所有与直接战斗无关的物品几乎全部毁弃；写遗书的人就更多了，写好后在战友中相互交换保存；一些伤势严重、不便于行走的伤员表示将不拖累战友们，自己将留在原地，与到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气氛尤为悲壮……。侦察3班班长是个细心人，他担心还会遇到断壁悬崖，就找人收集绑腿、背包带等接在一起，形成一根二十来米的攀登绳，交给我由随身背着。
到了下午，山林里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大的动静，大家忍着饥饿干渴，随意躺在草丛或石板上，等待时间的流逝。间歇有人哼唱几句小调或争吵几声，但是很难搅动压抑的空气。
八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一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了反对毛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不就是我会办墙报、会识简谱、体育素质好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预备名单（而且只是排在第3预备）。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入预备名单的第一。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挤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叔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这是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开后门游戏。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一大锅可以随便糟蹋的大米饭时，心情的那个激动至今难以言表，绿皮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到了新兵连还在等正是新兵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侦察排（看来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0.86元/天，晚上则经常有关于战争的影片（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频频向我们招手。
九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地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一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痛在谁身上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作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一个命令，对大部队将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结果是我一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一个绝望了得。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讯我的同时，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没有丝毫掩饰。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一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就在我迟疑的时候，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的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山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形是一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到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我们在此等他们出来，一直到天亮之前，连长同意了。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一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一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就立即发现了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和挂着的香蕉。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为此，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那地方距我们约200米），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清晨的宁静。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叫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上山顶的人只好冲下山顶朝左边迅跑，顺着小路绕过一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说一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的时候，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可以立即停止步伐，蹲下弯腰，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命中。我就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一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两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十一
后面的枪声紧紧地追着我们，我们见右侧是一片原始森林，就立即冲了进去。我们在树丛与乱石中疾速穿行，衣服被挂得千孔百窗，四肢划痕累累，直到我们听不到越军的叫喊和枪声稀落下去，我们才停止了脚步。好一阵喘息后，我们才有精力清点一下一起跑出来的人：仅仅16人，侦察3班有6人，我们侦察2班3人，工兵班有4人和侦察排长1人，别的连队有2人，1机枪连连长和一位机枪手（是哪连队的给忘了），那机枪手居然一人扛着带弹夹的班用机枪，身上还带着两个装满子弹的机枪弹夹，这在平时是两个人的活儿，可见体力惊人。我们现存的火力配备为：冲锋枪9支、班用机枪2挺、步枪2支以及手枪2把。我们突围第一梯队的几十号人，就只有我们16人成功战胜天险突破越军的大包围圈。
一切又似乎变得有希望起来：我们人数少但行动会更灵活，火力也非常不错。大家静心分析了地形、敌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后决定16人的指挥权交1机枪连连长负责，探路组由张孟福、我和陈秀颖3人组成，所有行动将在天黑以后进行，现在找一个可以形成简单防御的地方休息。
我们又往前走了约半个小时，选定一处山斜面的凹处作停留点，这里森林茂密、乱石林立，16人被分4组形成4个方向的防御。我、陈秀颖和王宏被分在靠上方的位置防御，那上方的地形是一处比较光滑的石头坡，如果有越军在上面被我们击中，身体就会滚到我们的掩体内。大家对地形进行简单改造后，就分组进行休息。
四周安静如斯，远近的鸟鸣简单清晰，偶尔有枪炮声传来也离我们很远。那时刻是如此的让人心情平和，特别是在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之后。我没有一丝的睡意，眼望着春天森林里满目的苍翠，想用过去在课堂里学的知识来分辨一下什么树种或植物分类。记得森林里有一种巨型藤蔓，主干直径有差不多30厘米，那大大小小的分支在森林错中复杂的蔓延。还有一种大树，树干需要3、4人合抱，直直挺立达40余米。到了下午3点左右，这样的安宁时光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越南军人打破……
我先是听到下面有人小声的说：注意！有人过来了！我们的神经立即绷了起来。我利用石头的缝隙往左边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军装的越南人探头探脑、非常警惕地朝我们阵地摸索过来，距离在150米左右。在下面的战友见状轻轻地移动身体，形成一个夹击迎敌阵形，准备抓他个活的。
那越南军人渐渐走进我们，这时我们只有排长一人负责监视那人，其余的全部低头隐蔽。在他距我们3、4米远时，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附近的战友也起身用枪直指那越南军人。
排长又用越语补喊了一句：“空得动！”（不许动的意思），并用手势示意他走过来。那越南军人一脸惊恐，吓得张着嘴，他举起双手，向前走了几步，3班的张磊（四川绵阳人）和一个山东兵（名字忘却，后来得到三等功）一下子冲过去，把那越南军人按在地上，扒掉他的衣服，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越语，也就无法从俘虏嘴里掏出什么军情来。此处省略N个字……
那越南军人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唯一的钱包里有一些照片和少量钱币。也不知那连长当时如何想的，就把那越军的军服穿在的自己身上，虽然后来连长又把自己的军服换了回来，但是在回国之后这个举动被上级知道后觉得有严重问题，连长被转业处理，去了四川什邡卷烟厂。其实我们都认为此举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一会见没有别的动静，大家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下来，继续自己的休息。约一个小时之后，新的危机很快又出现了：这次仍然是一个越南军人，几乎是在刚才那同一位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本来我们可以按前例依葫芦画瓢抓住他，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增加，排长这次还没等到那人完全靠近我们，在他距我们还有20余米的时候，就起身大喊：“空得动！”其他几位战友也起身持枪对准了那人。这时候那人先是吃惊地往着我们，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但是他突然伸手在裤兜里拿出一个东西，朝我们扔过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手榴弹，于是大家迅速卧倒。那越南军人扔过来的果然是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我们立即起身察看，那人已经拿出手枪，一边往后退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这时我们数枪同时开火，把那人当场击毙。而我们这边有一位战友（山东兵，名字忘却）的面部和腿部被手榴弹炸伤，看上去还比较严重，当时就有战友为伤员进行包扎救治。
这一阵枪声很快改变了我们相对安全的处境，不一会儿我们四处就有越军行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打开枪机，抠出手榴弹拉环，紧盯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这时我们远处有一个越军正着端枪朝我们靠近，工兵班的一位战士举枪一枪命中那人。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有炮弹从空中掠过的声音，那60迫击炮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但是炮弹并没有落在我们的阵地，而是在附近几十米处爆炸了。炮弹爆炸之后，我们就听见有越南军人在吱吱呀呀地叫着什么，接着一发炮弹就离阵地更近了，我们马上明白那吱吱呀呀的叫声是有人在修正炮弹弹着点坐标。第4发炮弹就落在我们阵地内，炮弹爆炸后飞舞的弹片在空中发出金属般的呼啸，溅起的石块和树屑四处横飞。
炮弹就这样一发接着一发地伴着由远而近的呼啸落在我们阵地周围，前后越军共发射20余发炮弹，在炮弹落地的间歇，连长还不忘给大家鼓劲，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不要被敌人所吓倒，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人在阵地在！记得连长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勇气，阵地上立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越军在炮击结束后，就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阵地的上方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扫射，一时间我们头上被子弹扫落的树叶和枯枝像下雨般掉下来。我们还不时的对企图接近我们的越军进行还击。我当时就觉得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我问王宏，你最后怎么解决?王宏说他给自己留了一枚手榴弹，我当时还提醒他，还是两枚吧，可能保险一些。王宏问我的准备，我说留在最后的子弹将从我下巴处朝头顶射击。我当时还绝对真诚地对王宏说，我死了没什么，你一定得活下去。我说这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宏在家乡有一个女朋友，那个年代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要了。
连长就位于我们的下方，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老婆的照片端详片刻（记忆中他老婆还十分漂亮），自言自语说了句：你自己好好的活吧。说完就撕毁了照片。在死亡真正降临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思绪一起涌上心头，你什么都在想，你什么也没想。往事如烟云在脑海里飘来飘去，无法停留在一个具体事件或人物上。我也想到自己的死会给家庭带来的伤痛，但转眼就告诉自己，到时候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也无从知晓了。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我们这时又发现了一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在炮火最猛的时候，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阵地再次陷于出奇的宁静，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疲惫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叫我，我睁眼一看，林中已漆黑一片。我当时给吓得，以为阵地上就剩我一人了。再细细一听，是位于下方的张孟福班长在叫我，我提起枪马上就顺着声音摸了下去。
十二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排长带路。在这个时刻，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带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第一个出发带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一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们3人不去带这个路，恐怕就没有也没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种差事了。事情已过去28年，我现在在此决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见地。
我与大家分别握手后，第一个朝山下摸去，其他人跟在我后面约5米，靠听我发出的轻微响动判断方向前进。我们刚离开先前的位置，越军就有所察觉，于是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扫射。但是我们很快就悟出一个经验：只要越军机枪一响，我们就加速前进，枪声一停，我们又几乎是屏气而行。那是什么样的身体移动啊，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越军的布防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只得在静静地在乱石堆和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任何过分的声响都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与行踪。就这样，我们整整爬了一个多小时，枪声才远远地留在了身后。
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往下的悬崖，黑暗里我没法看清悬崖有多深。我横着走了几步，发现有一颗靠着岩壁生长的树木。我打算靠着树木的支撑往下滑，双腿就往下伸去。那一刻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面有越军埋伏，他们会抓住我的双腿把我拉下去，我几乎是随时要为幻想中的遭遇大声叫喊出来。我顺着树木下滑了近5米，双脚终于踏着地面，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四处观察了一下，发觉这里已经算离开了险峻的喀斯特地形，再往下就是丘陵地域，已没有多少树林，更多的是耕作的田地，在月光的照耀下地势也变得清楚起来。我呆在原地等着他们下来，但是等了好一会就是不见他们的影子。我吹了几声口哨联络他们，干裂的嘴唇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我顿时着了慌，急忙顺着树木爬了上去，上去一看，他们全在悬崖边蹲着，我问，你们怎么不下来？他们说对下面的情况不清楚，说还听到有口哨声。我生气地说道，那是我在联络你们，如果你们不跟紧一些，我就不带这个路了。
大家随我下了岩壁，我当即给3班长说，我不带路了。因为事先3班长承诺过3人每人轮流带一段路的，3班长接着就开始在前面带路，我则退到队伍的10余人之后。走队伍后面的感觉真好，前后都有自己的人，安全感充满了身心。就在我们继续前进了约30分钟时，队伍突然停止了步伐，大家安静地原地坐下，这时前面传来的信息也不甚清楚，我当时觉得前面有这么多人，有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但是一等再等队伍都不见动静，我正纳闷，只见工兵班的一个战士（重庆合川人）骂骂咧咧地往后面走来，他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前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探路？他就是不去。我问是咋回事？他说在前面的路旁发现了一个帐篷，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越军，排长就挨个叫人去探察，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在叫到他的时候两人争执起来，他才走到队伍的后面回避排长。我一听这话就对大家的表现感到万分的失望，但是我也不想到前面去做点什么，心里想，有连长、排长和班长等人在，如何是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事。谁知到这时3班长来到后面叫我，我回答大家不去我也不会去。他说你先去看看吧。
我在3班长的劝说下，来到了队伍的前面，3班长就指着山下方100米左右的地方说：你看，就是那个帐篷。趁着依稀的月光，那帐篷就在我们将通过的小路旁边，路的两旁坡度比较大，如果离开小路另辟蹊径反而可能惊动对方而且前进的方向也不容易把握。我还是表示不愿意去探察帐篷，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的处境似乎已经是生机初现，大家心里或多或少的都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时候再去以个人冒险博取大家的相对安全，怎么想都有些不愿意。这真是当时心里所想的大实话。
这一来大家就僵持在那里了，我们坐在路旁的暗处鸦雀无声，没人提出新的建议，更没人自告奋勇站出来说由他带队走第一。就这样沉默了估计有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给3班长说：像这样，我们3人一起往前走，人挨着人，如果遇到伏击要死就死在一起，别的人负责给我们掩护。3班长见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就答应了这个探路的方式，陈秀颍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3人就紧挨着，举枪瞄准帐篷，慢慢地朝帐篷方向摸去。
写到这里我并没有责怪战友们的意思，我当时也不是有什么英雄气概在升华，只是自己太想活着回到祖国，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不愿放弃。何况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相互壮胆，我可能早就歇菜了。谁在那时候敢说“我不怕！”，那他也就是壮着胆说一句假话而已。这只是在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对身临绝境的态度问题，选择就范或者竭尽全力一搏。
帐篷里并没有人。黑乎乎的帐篷里面有两个简易铺位，外面支着一口大铁锅，煮熟的米饭还剩了半锅，一个塑料加仑桶装着清水。我们先到的3位，在向后方示意安全之后，就轮着大口大口地喝桶里的水、用手抓起吃锅里的米饭塞进嘴里，根本不管是否被越军下毒。
十三
也许大家对一支队伍的士气低落、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在进攻战比较顺利的时候（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一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好了，唠叨这些也是给我们这些人找个台阶，那种一败再败的败兵心态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痊愈的。我文字的题目为兵败如山（有人热心地指出说少了一个“倒”字），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指部队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心理溃败，那战场上颓势很难逆转一如撼山。
十四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近平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少了一个人！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我们回忆这一路还有不少岔路，谁也没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就在场领导就作了一个决定，等他一刻钟。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一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米，距离河面3-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一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4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记得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中左右和前后的警戒。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让进去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文，就叫排长说话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时，排长就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就在此等待我们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24个小时。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分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1个人。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十五
最后，让我一一列出本班牺牲战友的名字吧，在我脑海里他们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人（现属九寨沟县？），77年兵，个头不高，专业军事技术一流，眼睛微微有些棕色。
阮少文：班长，民族不详，云南大理人，75年兵，处事稳重话不多，由炊事班长调人我班长，烟瘾比较大。
钱进锡：副班长，汉族，山东人（淄博？）入伍时间不详，以军事骨干的身份由友军支援而来，有北方人的豪爽，遇事谨慎。
陈俊波：战士，汉族，四川仪陇人，79年兵，当时就在县城开钟表修理店（那个年代就算是有钱人了），出于对部队生活的好奇，才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部队，爱笑，性格直率。
饶正平：战士，民族不详（会讲客家话），四川仪陇人，79年兵，入伍前在生产队当会计，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村里的聪明人，喜欢看书。
还需要提及的就是那位被俘的战友，是一位四川人。他在中越交换战俘回国后，因为是78年的兵，没到服役年限，就回本团继续当兵（没回特务连），直到80年底裁军时办理退伍手续。十多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他家乡的一位写作的人，我刚提到这位战友，那人立即就说：我知道这人，是全县唯一的被俘者。我当时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当时回到团里后，我们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个年代待人接物的局限），就一直没与他聊过什么。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去他老家找到他，听他述说我们16人离开之后他们后面战友中面临的处境、发生的故事。当然，如果他不愿意说也没什么，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见见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全文完）
（老鱼联系地址：拉萨雪线汽车俱乐部，www.highcar.net,电话：0891-6332842）

痛在谁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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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他们进行的，但不是他们发动的。是政治家发动的，用年轻士兵鲜血染红他的顶子。向那些在战争中连姓名都牺牲了战士致敬。
————————————————————————
同感！

豫南刑侦

安排等候后面人一刻钟，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一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人走过的路！

这真是是命啊!不知道这位老战士还在不在，我觉得他突围的心理感想也同样会很深刻。。。。。。

痛在谁身上

自我放逐
作者 老鱼


一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若干年以来，当有朋友问及我个人的那段经历时，我一直没有像本文这样娓娓道来。在今天披露那些往事并非是单纯想吸引大家的眼球，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逃亡映像有时候会冷不丁的从脑海里冒出来，一个个我所认识、不认识但都真心帮助过我的人的面容仍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一次次无私相助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现在，我决定将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主要目的是基于一种感恩的心态，在事情过去了N年之后，我要通过这种方式向曾经有恩于我的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这篇文字依然是我真实的回忆，出于对某些问题的顾忌，其中的一些人名我将选择隐去。）
渔船的马达声终于平息，漆黑的船舱夹层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耳朵里机器的共鸣声慢慢减弱之后，海浪轻轻拍打船舷的声响就渐渐显得清晰。我按了一下手腕上的电子表，微弱的光亮显示出此刻的时辰：北京时间20点47分（某年9月23日）。从行船的时间上判断我们身处的这艘渔船已经进入香港水域，一刹那间我突然感觉到鼻子的一阵酸楚，我这一次疯狂的举动缘于对自由的渴望和企盼远离恐惧，而现在，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之后，我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投奔的目的地：香港，一名不折不扣的偷渡者则是我到达香港时的真实身份。
我们搭乘的是一艘沿海常见的小吨位渔船，所处的夹层依附于船底的中央，是一个由钢板焊结成的金属盒子，面积约有8-9个平米，高度约80厘米。这个设计完全是为了走私物品的需要，这是广东一带走私人员各种瞒天过海的船只改装把戏之一。所以要藏身于此就毫无舒适可言，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海上颠簸后，夹层里的10来位同行者大多昏昏欲睡，大家分散着躺在冰冷甲板的各个角落里，空余的地方摊着一堆堆呕吐物，晕船、心理压力、异味充斥和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让夹层里的多数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一阵响动之后，夹层的暗门被打开了，一束耀眼的手电筒光亮照了进来。
“到了！你们动作快点，马上出来！”船老大压低了声音急迫地告诉大家，这话音刚落，夹层里立即就生动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坐起身子，猫着腰在夹层里移动着，迈过脚下的污秽物，迅速地从狭小的暗门爬了出去。
夹层的暗门藏在船的某个舱里，当我通过一段黑暗的通道，探头从船的窗口往外望去时，那扑面而来的满目城市灯火顿时让我激动不已。当我在香港稳定下来之后，我凭着记忆，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附近寻找了2天，终于找到了我到达香港时登陆的地方——香港岛西环靠近维多尼亚海湾的一处高架桥下面，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四方形避风港。


二
那是一个初夏闷热的下午，铅色的天空中飘荡着黑色的烟雾，孕育着一场随时要倾盆而来的风雨。当我被好友的自行车驮着吃力地回到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时，在楼道里聚集的同学和老师们对我伤势都大吃一惊：左额头上有一个隆起的血包，高出原地约4 厘米，经过纱布缠绕更夸张了伤处的造型。我浑身上下都布满了淤血的印迹，从伤痕的形状看可以判断出是什么肢体部位、物体所造成的。
我斜靠在被子上，努力想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尽量不要碰着比较严重的伤处。同屋的同学按我的意思帮我收拾衣物，塞进一个箱子里，我觉得继续呆在学校里不是当前的第一选择。老师、同学在我所在的寝室进进出出，大家在安慰我时都表情凝重，眼里闪动着泪花，在一种压抑的氛围里我虽接受到的是只言片语，但我心里却有太多的感动。我没有告诉大家我下一步的去向，只告诉大家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那一刻我对未来不敢有任何奢望。一位同学交给我1200元钱，这是山东一所艺术院校同学们捐出来的，这些钱在后来的日子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所以我愿意在此对那些既为谋面、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同学道一声谢谢。学院当即决定派轿车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坐着学院唯一的一辆轿车，在老师同学们的目送下离开了长满翠绿爬山虎的宿舍楼，轿车行驶在街头时那雨点也开始掉落下来，而在我面颊滑落的则是一滴滴发热的眼泪。
轿车离开南锣鼓巷往地安门方向，很快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那是位于厂桥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我一位朋友在院子最里边有一间小平房，我打算暂时到那里住上几天养养伤。晚上，几位朋友来到这里，大家分析了一下时局，但不管如何他们都劝我尽早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大家说话时都压低了嗓门，因为前一排房子里就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是街道上的居民代表，平时对我们的言行从来就没有顺眼的时候。但是就是在这个晚上，老太太自己亲手做了一大海碗鸡蛋面，叫她儿子给我送到房间来，并叫儿子转告她对我们的担心，原来老太太是看见我走进院子，我那一副惨兮兮的样子叫她立即明白了几分……写到这里，眼泪就有些挂不住了，那一刻的感动虽然流经N年，但在我心里仍是如此的清晰。
第二天一早，一位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的老乡用一架小板车拉着我去火车站，赶到火车站时正好有一列火车要发车，终点是山西太原。我临时补票上车，在车厢坐下后我这副扮相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旁边坐着的是一位北京交通大学在读的女研究生，个头不高，架着一副高度数的眼镜。经过简单交流，我们之间大致就有了了解，她也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要回到在太原的家里。她见我伤势不轻，就叫来列车长，那列车长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见状立刻安排我去硬卧车厢躺着，还安排列车员照顾我的饮食。当天晚上，列车准点到达太原车站，我出站后因为人生地不熟，正犹豫去哪里落脚为好时，那位交大女生的母亲前来接站，当她清楚我的情况后就邀请我去她家里小住。


三
那位女研究生的家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她的男朋友也非常欢迎我的到来。我在他们的照顾下静养了2天，在能够正常走动时我就走出房门，顺着太原著名的迎泽大街漫无目的的瞎逛。那时候太原的气氛不算紧张，街头的动荡已经趋于平息。我还去找了家住太原的同学，他们是中戏山西歌剧班的，大家见面喝了一顿酒，谈起时局都不住地叹气。
第3天，我觉得伤势有些好转，脑子里就有了回学校的念头，于是告别了那好心的一家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遗憾的是我没能留下那位女生家里的电话，从此与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真希望那些他们好心的举动事后没给他们带来麻烦。多年后我去太原出差，曾试图找到那片记忆中的宿舍区，但那附近几条街区已是新建筑林立，模糊的印象再次陷入新的茫然。
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命运，有时候命运就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相信一些所谓的神奇。我至今也无法知晓整个事情的背景，但从那军人口里说出了几句话之后，才真正开始改变我的命运。就在转身的那一刻，我作出了一个关于我自己今后命运的决定。
那是在12日的13点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我多半是出于好奇，产生了要回那地方去瞅一眼的想法。我用一顶帽子遮挡着头部的伤痕，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了那附近，然后推着自行车边走边看。约百米之外的路口设有一个军人的执勤点，有几位要路过此地前往工作单位的人正向军人解释要经过此地的理由。我见周围气氛平和，就推着自行车朝他们走去，想近距离看看那熟悉的景致。我已经走到执勤军人们的面前，那几人因为还没被放行仍努力地向军人们解释着什么。我装出平静的样子，仿佛心不在焉地张望着远处。这时候一个着军人干部装、背着冲锋枪的军人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说了一句“你走吧！”，我迟疑了一下，还以为这里属于管制禁区不让闲人滞留，但是他接下去说出的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军人见我没什么反应，就用更为严厉地口吻说：“你赶紧走吧，我们都认识你！你走吧！”军人说完这话若无其事地往旁边去了，我心里当时受到的震撼几乎让我呆在原地，但是我立即就彻底明白了那军人的好意，我故作镇静地转过身来，慢慢骑上自行车，我对那军人心存感激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都认识你”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幕后都有哪些运作？我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越往后想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一走了之的愿望立刻就涌上了心头。


四
第二天上午，我就坐在了去重庆的火车上，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摇晃回到重庆渝中区储奇门家里。当党报记者的父亲自然不完全同意我的所作所为，我们之间有过N次激烈的争论。其实我父亲对有些东西在反右时已经明白过来，他在那一次惊心动魄的运动中与恐怖之网几乎是擦肩而过，单落下一个什么警告处分。那几天媒体上接连有所谓“英雄榜”发布，我担心会不会突然间自己也榜上有名，因此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在回家的第二天又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与家人不辞而别。
在列车上我认识了几位去九寨沟旅行后回家的青年游客，大家经过交谈很快就相互熟悉起来。在分手的时候还互留了电话，他们还答应在广州给我做导游，不料后来当我陷入经济困境时，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女孩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举目无亲。但是我此行已经有了非常一个明确的目标，先进入深圳，再伺机偷渡香港，与那些是非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到达广州的当天下午，我就开始着手相关的信息收集，我先是打听到在火车站前广场附近有办理去深圳的证件，到了那里才发现所有的窗口都因为相同的原因停办了这项业务。但是路边有人搭讪，说可以私下办理去深圳的《边防证》，为了消除我对事情的疑虑，他们承诺，办好证件并带我上火车到达深圳后，他们才收取费用。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人家的客户意识那算一个到家。但我毕竟还有几许遵纪守法的观念，我还担心当局有可能拿这件事说事儿，加重对我的处罚。所以我没有立即选择这个方案 ，想看看有没有更为安全的方式进入深圳。
但是，那时节风声鹤唳，几乎所有正常进入深圳的门已对我等关闭。就连我的扮相、我的口音在当地就显得突出，你去旅馆办理入住、你去叫出租车，人家两句话后就会问：你是从哪个什么地方来的吧？随后会再多看你几眼，看这张脸是否在“英雄榜”出现过，真是抬举我了。
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我就下定决心要与那帮黑道分子打交道，通过他们的渠道进入深圳。我收拾完行李，来到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找到昨天见过的那人，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170元成交。他当即带着我搭乘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证件照，照片很快就冲印出来。他又带我到了广州天河火车站，那时候天河一带还是一个大工地，十分的脏乱。
下午广州去深圳有一班列车是从天河站发车，我们十来位选择如此方式进入深圳的人分散坐在空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准备去面临不一样的挑战。接近发车的时间了，那人悄悄地递给我了一张《边防证》，我打开一看，除了看出印章是刚盖上去的以外，还真看不出别的毛病。当时坐火车进入深圳需要查验三次证件，第一次是上火车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列车上，第三次是在深圳出站口。
我手里拿着这张可能决定我命运的纸片，坦然地走向站台上了火车，途中甚至还给验证的公安一个微笑，最后凭着这张与我姓名、年龄和出身地不符的《边防证》顺利进入深圳。把费用支付给那人的同时，那张可爱的《边防证》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我当时如果要继续拥有这张纸片，就需要额外支付200大洋，但是我有些心疼银两，就没舍得花这笔钱，结果导致第二天的牢狱之灾，心里怎一个悔字了得。

痛在谁身上

五
在深圳我还有几位认识的人，但是在当天天黑前我竟一个没找着，不是电话没人接就是找上门后被告知人已去外地，我顿时感到失望之极。那时在深圳，没有《边防证》任何酒店或招待所都不敢接收你的入住。夜幕下的深圳一片灯红酒绿，而我独自一人，疲惫、不安地在人群熙攘的街头走来晃去，盘算着下一步的去处。
快到半夜了，我来到一家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在与前台接待小姐一阵狂聊后，她终于相信了我没《边防证》的理由——被朋友拿去买机票去了，而朋友有急事去了广州。于是我便在那家招待所住了下来，一个套房里安排了好些个床位，我一看也没住几个人。直到半夜我被人们的嚷嚷惊醒去卫生间时，才发现套房里其实住了好些漂亮的妹子。
第二天早上，我与一位朋友打通了电话，原来他一夜搓麻未归，现在正准备睡觉呢。好在他住所就在招待所后面不远，我就赶去见了一面，我们约定白天我就出去四处走走，见见深圳的场面（我当时也就一内地来的土老冒），晚上再回到他家里住宿，其余的事情容慢慢商议。
有时候人不能太聪明，我自信有曾经的侦察兵经历，在面对危险行动时反而会更加细致，心理承受能力也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上街后买了一份深圳地图，把城市周边与香港接壤的部分地形研究了一番，发现往东去的盐田、小梅沙等地方存在的机会也许多一些，我就搭公车去盐田和小梅沙一带实地查看。到了小梅沙，我躺在松软的沙滩上，看着远处香港水域的那几个岛屿，通过目测，我觉两地之间的距离在4公里左右，按我当时的水性游上5、6个小时一定能泅渡过去。我发现小梅沙海滩东面还有一个边防巡逻艇的基地，我就耐心等待，看看他们出巡的时间安排。我甚至想租一部海边供游客娱乐的单人摩托小艇，趁人不备时在海面划出一道白浪朝香港方向疾驶而去，但我清楚地知道枪支的反应快慢和子弹的有效射程，而且摩托艇的速度似乎也不如巡逻艇，我那个惊险或浪漫的想法才没有实施。我当时的设计就是先回城采购一些必要的物资，如食品饮水、安全工具等，然后坐末班车到小梅沙，先潜伏在海边的灌木丛里，待夜深人静时再下海顺着退潮往外海游去。当然，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最后方案，如果能得到朋友帮助、有别的办法可以顺利出去我何乐不为。
下午时分我又返回城里，去商店买了一些相关的物品，然后坐进一家小餐馆，默默地把计划反复推演，希望找出一些什么漏洞来。这时候我脑海里又冒出一个新的想法，我搭车去小梅沙两次经过沙头角，我觉得沙头角距香港那才叫零距离，如果在那里也有相同的泅渡机会哪岂不是事半功倍？起码节省大半的体力啊。我想着想着就走出餐馆，找到去沙头角的公车站，毫不犹豫的上车奔沙头角方向去了。
那时候沙头角的建筑远没有现在的多，靠近海边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什么房子。只是有一条不高的堤坝沿着海岸线修建，有许多纳凉的人三三俩俩的在海边走动。我到达沙头角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出于警惕先在距海边远远的地方观察附近的情况，我反复查看觉得好像四周也没什么危险存在，在海边执勤的武警并不干涉那些在海边纳凉散步的人群，我就顺着小路慢慢走近海堤。百十来米的对岸就是香港，一个陌生与熟悉的交织的地方。陌生是因为从未涉足半步，熟悉是我知道那里是一个与我们所处的国度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把附近的地形位置细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机会。武警警戒哨位多，在夜里爬上海滩都相当的困难。就在我打算往回走回到公路上的时候，对我大为不妙的一幕出现了：约一个班的持枪武警分散着朝海边走来，他们沿路检查海边散步人群的证件。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地带一到黄昏时就开始戒严，直到第二天天明时刻。而我要回到公路上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只有与他们迎面而过。
我慢慢走近他们，一个武警士兵看见了我，他叫我拿出《边防证》，我自然没证件可以出示，就连《身份证》还押在招待所里，我向他解释着，说《边防证》放在酒店里了、《身份证》与《边防证》放在了一起云云，这战士看着听着突然后退了一步，举起步枪对着我，“不许动！”他立即叫来另外一个战友，对战友说：“这人看起来是一个学生。”靠！在那些日子里连学生的身份都与疑犯直接挂钩了。于是这两位战士一人担任警戒，一人上前搜查我的腰包，那些让人不用联想就知道你要干什么的东西就显露出来。我腰上系着的皮带被抽掉了，只好两手提着裤子，两只乌黑的枪口一直对着我。带队的武警干部闻讯赶过来，满脸兴奋的样子，连声表扬那战士有识别疑犯的好眼力。我心里那叫一个沮丧，一位曾经见过真枪真炮的侦察兵，居然败到了武警新兵的手里，而且败得十分窝囊。我那时候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来一回，一定要赢上一次。这就是我的性格，一切本性难移。那一天是6月24日，我一辈子都记着这个日子。


六
我被带到了武警部队的营地，在简单审问后就把我关在一个建在操场下面的笼子里，三面砖墙，铁栏杆为门。因为地处室外，那哼哼着小曲的花蚊子便从铁栏外纷至沓来，前赴后继地与我玩起了博弈游戏。我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驱赶着蚊子，但效果还是逐渐在我身上多处区域显现出来。我听出有几位战士是四川人，就主动搭话攀老乡关系，不为别的，就是想他们给我弄几盘蚊香。还真有一位战士给我拿来了两盘蚊香，算是救急。到了后半夜，不知道英勇的武警战士在哪个场合抓来几位MM，就关在我号子的隔壁，这下可热闹了，几乎是整个晚上，那几位MM就不停给与哨兵聊天，话题之广泛和大胆，真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在深圳收容转运站也遇到同样的一幕，那是后话。不过我特理解血气方刚的战士有这样的所为，毕竟我也是当过两年兵的。
早上天刚亮，几位官衔不低的武警首长驾车来到这里，把我从简易笼子里提出来。就让我坐在操场边的石凳上，把我围在中间开始了细致的审问。我还是昨天晚上的那套话，动机源于对深圳发展的好奇，但是明白在没有边防证的情况下来深圳也是不对的，一时的糊涂而已。偷渡？连想都没想过。那些东西？平时就有买零食的习惯。吹气的塑料球呢？给我侄女买的。他们就是不信，但是缺乏我偷渡的证据。不过他们对中戏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好像有所耳闻，便一再指责我们往日的种种不是。我也就听之忘之，不会去当面计较什么。
接着，他们要按规定把我移送深圳公安系统，于是用吉普车把我押解到深圳公安局，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完交接。负责我这个案子的警官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是个处长。他看完我前面的笔录后，说“喔，原来在五十军当过兵的。”我问他是哪个军的，他回答是四十一军的。我就告诉他，七九年我在广西参战时我们师就是配属他们军的。他说是的是的，还问了一些作战时的细节，这几句话显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从昨天晚上起就没吃饭了。
处长马上叫一位女警员出去给我买盒饭。有意思的是那位女警员买回盒饭后，就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吃饭，不时地问上一两句话，可以看出她对事情背后故事的关心和对我的同情。
吃完饭，处长说要开车带我去市拘留所。在去的路上，我对处长说，听说新人初进拘留所，都会有一顿“杀威棒”伺候？处长说没那么严重，我会把你安排在一个模范仓里（深圳公安内部把监号叫作仓，不知别处是否也是如此称呼）。一切都按例行手续：搜身、搜个人物品、登记，然后大门被重重的关上，而我，已经在门的里面呆着了。
那个拘留所刚修好不久，里面也没关几个人。我这间仓里同时还关了一个学生。
我清楚地记得，负责我这个案子的干警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提审了我四次，不论是半夜或者清晨。算我记忆力好，他们每次得到的纪录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自然会有前后一致的回答。最后一次审问完，在我在笔录上签字以后，一位主审官说，现在我们已经问完了，接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纪录，你就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如何。我笑着说，你们会有录音机的。那主审说，真的不会录音的。我思索片刻，坚持说：我把知道的都说完了，事情背后的故事都在报纸里和电视上披露了，还是以喉舌说的为准吧。大家相视一笑，再没有多言。


七
到了第四天，他们说要把我移到别处，我忐忑了半天，不知道当局对付我们的后续手段为何。结果是把我从拘留所移到了收容所，而收容所就在拘留所的隔壁。处长果然没有食言，把我放到了一个比较文明的仓里。全仓10人，大多与走私行为有关，还有一个小偷，在仓里明显被人看低。我因为有人照应，进仓后就被指定睡靠近仓门的第三号床位，这就意味着我在这里面的地位排行第三，跟政治局排座次似的。新进仓的人就有一项工作任务，负责天天打扫卫生，好在仓内面积不大，就一个大炕似的床，一条狭窄的过道，最里面挖有一便坑，打扫干净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便坚持担当起清洁员的角色。
让我简单地描述一下呆了两个月的深圳收容所的建筑设计、 装修风格和物业管理吧。两道大门后面是一条通道，左右两侧分出三、四条支通道。主通道的两边是物管人员的办公区和医务室，支通道的一边是一排编有号码的仓，另一边勉强算是一条绿化带，生长着小树和杂草。每个仓的后面有一个三面墙的露天小院，院子顶部装有鸟笼一般的钢筋，院子面积约八、九平米，是供仓友放风的场地，中间有一道自动化的铁门，一天按时开关两次。仓的上部有两个加了防逃铁栏的窗口，管教们在上层走廊上就可以将仓内的任何角落一览无余。仓铁门上方有一个对话口，是管教要找人说话用的，下方还有一洞，专用于给仓里送饭送水。收容所的最外圈有一道约四米高的水泥墙，上面还架有电网。自来水的源头估计是直接与水塘连接的，一到下雨水就会变得沙沙的、黄黄的，完全符合绿色环保要求。整个建筑为混转结构，大面积的白墙，红色的标语和黑色的门应该是全所的主色调，简单明了。仓里的灯在夜是不会关掉的，以便于夜间的管理。每天送两餐饭、送一次温热的饮用水（怕咱们烫着了）。每周有一次肉食，多数时候是大肥条做的红烧肉，因为皮上的猪毛太多，我给它取名为“刷子肉”。如果遇到米饭里糠太多，就放些自来水进碗里，搅和搅和，让糠浮上来然后随水倒掉。不定期会有额外的烧鸭或烧鹅、方便面、腐乳、鱼罐头、饮料等食物送到仓门外出售（用兑换的代金券购买），价格就物以稀为贵了。因为所里隔三差五的会安排大家做一些手工活，把半成品的塑料花组装起来，所以偶尔也有由此带来的伙食改善。所里还有一间医务室，条件尚可。
说到这些，就必须提到所里的管理人员，心平气和地讲，那里的管教人员是比较称职的，对仓内人士管理有度，态度较为和蔼。对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更是客气有加。印象里所内有像我这号的人有6、7位。其中一位所长几乎每天上班后都会来我门外聊上几句，让我安心地呆在这里，等候上面的裁决。负责我这个仓的管教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平时还给我找书找报纸看，还叫我去办公室打扫卫生，变相的给我放风，到了办公室可以喝喝茶、与警官们聊聊天。那位驻所大夫更是一个好人，常常叫我去医务室坐坐，话题毫无禁忌，讨论也很深入。我初来乍到对这里警官的素质普遍较高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我在内地对这种场合的内幕了解得相当的多。我判读这可能当地与香港接壤，香港那种法治的观念或多或少都传入影响到大家的言行，还有就是所里有部分香港人士在押，大家的言谈举止都比较注意一些。但愿我这些表扬不会给所里的警官们带来什么不便，只是谁现在还想拿多年前的往事来找茬，以此来打击同事，那真叫卑鄙得到姥姥家了。不过里面销售食品的物价偏高，不知今日降下来没有。

痛在谁身上

八
在仓里的日子节奏很慢，没有了钟表我们确定时间的方法，就是看阳光映在墙上的影子到了什么位置，光线划过墙上一道道粗糙的刻度，提醒我们该吃饭了、该放风了，如果遇到阴天，时间概念就变得模糊。大家能玩的一是打牌（锄大地），二是看书、看报，书籍以武侠小说为主。相互交流案情和法律知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闲极无聊还可以看蚂蚁搬食物、搬家，或独自面壁发呆。放风的时候十来号人就围着小院跑跳，做俯卧撑。但是令人最难受的是几乎所有仓里的人都染上了皮肤病，人身上的许多部位出现溃疡，逼得大家有时候宁愿全天候裸体，反正仓内外全是男性，管教也就不太在意这事。
所里唯一的一间女仓，就位于我们这排的第一间，有一次某警官告诉我说，关押的女疑犯里有一位好像是你的校友，是广东什么文艺团体的人，也是因为与我差不多的原因关进来的。一天上午，那警官带我从那女犯仓门经过时，还专门叫那位女士与我隔着仓门聊了几句话，那女士年纪或许比我大一些，好像也着戴眼镜，她神情坦然，对我说了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当时有一种悲情和感动涌上了我的心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些，故作坚强地点点头，也说了几句意思相同的话，警官就催促我赶快离开。毕竟还是学艺术的人，感性的东西多一些，遇到这样的场面就容易动情流泪。真希望那位女士现在一切都好。
时间一长，我对仓里的许多内幕也逐步了解，如仓与仓之间如何传递信息，怎么能买到严禁销售的香烟、怎么把信件夹带出收容所或者带信件进来，我甚至还见过仓里还藏有用于磨断钢筋的薄砂轮片，可见另一个世界的精彩。大约两周之后，排在我前面的二位同样的走私罪名，一个被起诉，一个被判劳教。他俩离开后，我居然就成为仓里的第一负责人。但是我从来没做一件欺压同仓的事情，反而同大家一起把卫生做得更彻底一些，经常与大家玩玩游戏或说说荤段子什么的，大家关系十分融洽。
时间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慢慢的溜走，我通过看报纸也觉得外面的局势似乎也稳定下来。我问所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所长显然不清楚事情的进展，只有安慰我别着急。记得是八月二十六日，我突然有了一个注意，我认真地写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我有还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条子经管教转交给了管这个案子的人。第二天下午，那个我见过几次的人出现在我所在的仓外，令人意味深长的是，那人并没叫我出去单独听我所谓的报告，而是一见面就大声说：你的问题不都交代清楚了吗？你还有啥好说的？我就给他解释，说现在临近开学了，如果我没什么问题是否可以放我出去，如果有问题就请你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人回答说，你这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一般的人我们把材料报到当地后人家很快就能给个答复，我们就该放放、该送走就送走了，而你的材料报到原籍后就一直没什么动静。要不我们再问问他们吧。我与他就这么简略的几句对话，那人随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管教在仓外叫我的名字，说要放我出去。我毫不在意地说，你开什么玩笑？那天正好有一位经济问题上出了麻烦的人关进了我们仓，他一进来就担心挨打，我给他解释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他就按惯例开始给大家简单讲述他的案情，这时候管教就开始叫我了。管教说这是真的，并挥了挥手里的纸条。我将信将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出了仓门后在办公室见到了昨天见过的那人。那人说，我们再次给那面发去信息，但是那边仍没回应，我们觉得你就一学生，也没做什么天大的事情，所以决定释放你。但是我们需要把你交给民政部门的收容遣送站，由他们送你回当地。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放了我？他解释说以前是可以这样做的，但现在不允许这样做了。


九
我离开深圳公安收容所的时间为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另一位来自同一城市的哥们儿，一起送到深圳的收容遣送站。那哥们儿也算倒霉，因为上街未带身份证，加上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就被夜巡的警察查获后送进收容所，这一身份核实工作一搞就是一个半月，据说是当时需要核实的人数太多了。
民政系统的收容遣送站的管理明显的比警方要严厉得多。关押场所的条件更是糟糕之极。一进大门在办理登记的时候就每人收取五十元，说是当晚的餐费。然后大家被要求按来自祖国不同地区分开，列成方阵在阳光下的操场上蹲着，等待由各处押送来的人到齐，四周有威武的武警战士持枪监视。由于在深圳做小姐的被抓获后也是通过这一渠道被驱逐，所以被收容人员里靓女如云。到了下午四点来钟，晚餐就送到了操场，每人发了一盆蒸熟的米饭，上面还有不多于十条的咸菜干。这是我享受过的最贵的晚餐之一，所以印象深刻。在张扬的管理人员来回走动的催促声中，那碗饭吃了一半就再无法往下咽了，因为连一口菜汤都不提供。大家把搪瓷碗码成一堆后，就按男女分别赶进一间大屋子，百十来人一起挤在约三十来平米的房间里，里面除了有一个水泥砌的台子和一间脏得几乎无法涉足的厕所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人住宿。大家只好挤坐在水泥台上，看着铁窗外的天色渐渐转暗，直至夜幕完全降临。
我与那位哥们儿一起聊着相互的境遇，两人唏嘘不已。那一夜唯一的乐趣，是隔壁女监里的那帮胆大的女流与室外担任警卫的武警战士，整整调了一夜的情。战士每小时换岗一次，但是他们之间放肆的暧昧话题就从来没中断过，相互间的过招那叫一个精彩。直到天边现出微明，双方的精力都耗费得差不多了话音才减弱下去。那哥们儿有一位女朋友也在深圳，当她知道他被转送到这里来后，就积极展开了外围的营救工作。半夜时分，突然房顶的天窗外有武警在叫那哥们儿，我俩深感诧异。那武警随后就叫他到天窗下面接东西，随着几个鱼、肉罐头，几个水果就此从天而降，在全屋人羡慕的眼光中砸在了他手里。哥们儿告诉我说肯定是他女朋友的所为。
第二天上午，全体人员被押上几辆破旧的大巴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大巴车开进了深圳边防管制线外的樟木头镇收容遣送转运站。这个转运站更让人感觉恐怖，一个不大的空地四周都是黑乎乎的关押人的房间，条件十分简单恶劣。大家将在这里按原籍地区不同，分别关进房间里，在凑齐一车后就沿途转交到各地的收容转运站，直到把你我送回原籍所在地为止。
我们下车后全部被要求蹲在空地的一侧，一位胖胖的中年管理人员手里拿着大家的材料，他叫到谁谁就加入到另一个区域去蹲着，这样就把收容人员各自的原籍区分出来，便于再分别关进不同的房间。当他叫到我时，在材料上多看了几眼，他叫我到他跟前，小声地对我说，你这种情况回去就惨了，沿途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他接着问，在这里有没有人保你出去？我说没有，就连“保人出去”一说也是刚从你这里知道的。他马上叫来那位哥们儿，问他有没有人来担保？那哥们儿说有人。胖胖的中年人立即告诉他说，你把这人也一起保出去吧。哥们儿当即答应下来，我这时看到了收容我的材料上公安列出的收容原因，上面就两行字：没有边防证进入深圳，在审讯中承认在某城市参加过“街头行为艺术”。由于有收容所里那人的热心和正直，我居然就这样被保了出来，我当时连五十元保费都是那哥们儿给支付的，我当时身上所带的盘缠也所剩无几。
走出樟木头收容遣送转运站，我与那哥们儿就搭上了回广州的火车。在火车上，哥们儿与他漂亮的女友还请我吃了一餐丰盛的午饭。本来说好我们回到北方后找时间一起聚聚，但是我回城后没几天随即又踏上了出逃的旅程，就再也没联系上哥们儿。在此一并对樟木头收容专送站的那位胖哥和哥们儿，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在我命运一个可能出现拐点的地方是你们真挚地帮助了我，让我度过难关。


十
到了广州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便急着联系北方的朋友尽快给汇些银两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在那种时刻和我当时所处的背景，要主动找朋友相助还需斟酌一番，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多次运动的经历，知道与我等打交道或许会有意料不到的麻烦，我也不忍心看到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我最后找到一位在中央某新闻单位就职的朋友，叫他给想些办法，经过他的联络，总算找到广东某新闻机构的人，由广东的这人接收到汇款时转交给我。
那时候银行还没有电子系统，从北京汇钱到广州还需要好些天时间，我兜里的钱实在是不能支撑下去了，到后来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我来广州时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女孩打电话，不料那女孩立刻表示愿意帮助我。当天晚上，她还请我在珠江边一座高楼顶层一家讲究的餐馆里请我吃饭，在第二天就托人帮我买到了紧俏的回北方的火车票。
记得那天广州天空一片阴霾，大雨下个不停。那女孩约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见面，我因为步行加上道路不熟悉就晚到了一会儿，走到那路口时只见她撑着一把尼龙伞静静地站在雨里。她给我车票的同时还塞给我四十元钱，说是给我在路途上应急用的。她还说了些叫我注意安全之类的话，我心里一激动就有些犯傻，嘴一哆嗦就只剩下翻来复去几句感激的话。那女孩当时是在广州的一家电池厂工作，若干年后，当我有机会再次回到广州想当面感谢那女孩时，她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那女孩子已经嫁到澳门去了。
在那些日子里，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给予我种种形式的关照与爱护，他们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曾经经历的故事。所以，所谓民心所指自然明确无误，我以为这就是散布于民间的一种基本良知和正义感吧。
回到居住的城市后，我觉得局势好像也不像预计的那么复杂，便决定回中央戏剧学院去看看，如果有可能还是把书读下去，毕竟考入中戏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太来之不易。但是接着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对继续学习的念头产生了动摇，让我下决心再次出逃。
我回到学院后的第二天，去拜望徐晓钟老师，晓钟老师当时是学院院长，自然对自己学院的学子一直关爱有加。晓钟老师对我的境遇非常关心，当我简单地介绍完在深圳的那段时日后，晓钟老师立即对我说，你在那里面呆了这些日子，身体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你不如请病假回家吧。我听到这话有些犹豫，晓钟老师又一次表达了希望我请病假回家的意思，晓钟老师那种关切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话语也许给了我某些暗示。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但是我当时还是坚持说要留下来在学校继续学习。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当晚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有一位在市里某图书馆工作的女孩对我的出现大吃一惊，她说，就是在昨天，市里有关部门的专案组成员还到图书馆来找她，要她说出我在那一段时间里的表现。在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重复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等那几人离开图书馆后，她的领导还表扬她说，这次你可能又救了谁。女孩还说，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她还认识我的。我听到这些再联想到晓钟老师的话心里才明白，关于我的幕后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只是可能他们人手有限，工作量太大一时忙不过来而已。那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孩是毕业于北大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继续深造，回北京后在美国某政府机构驻京代表处就职。
一位拍过许多影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想去南方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那是他认识的一位曾经赞助过剧组的福建商人。于是，我再次离开北方选择的第一站，就是福建福州附近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