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入越桂军老兵石鉴辉先生口述访谈录

luck路客

受访者： 石鉴辉

时 间： 2006.03.03

地 点： 台北市广西同乡会

访 问/记录 黄翔瑜

家世与童年

我是广西省岑溪县筋竹镇人1，身分资料记载1922年（民国11年）生，但我实在是于1921年（民国10年）农历4月初9生的，该年岁次辛酉，所以生肖属鸡。家中除父母外，有兄4人、弟2人、姊2人，我排行第5。家中生计所赖半农半商，除农事耕种外，也兼做一些小买卖。现仍在世者，仅存本人，其他均已亡故。余有一女，现住广东佛山市，为政府中级干部，亦已退休。

过去曾听母亲提起，我刚出生不及一个月，地方就发生匪乱，遂四处避祸，造成日后营养不良，故幼年体弱多病。依稀记得当时母亲就背着我到处躲土匪，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根本没有饭吃嘛！只能喝稀饭水，所以我小时候身体都是病，且病痛很多。至于我的家庭状况，父亲是做杀猪、杀牛的肉贩生意，也兼业种田，是半商半农的家庭。而我也曾于蒙馆2接受启蒙教育。在蒙馆里，大多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还有《神童诗》。我还记得《神童诗》的内容：”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叫做《神童诗》，读完后又念《增广贤文》，而非一般学龄儿童读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的内容我仍记得，还能背诵一点：”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那时候蒙馆里没别的东西，所以一定要读《增广贤文》，我现在还能背诵：”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因为有韵脚，所以很好念，也便于记忆。现在市面上也可以买到《增广贤文》、《千字文》。在私埝念书是不分年级的，谁念完第1本，就接着念第2本，全班学生无分长幼，蒙馆里头有五、六岁的，更有十七、八岁的。我在蒙馆读了四个多月，举凡《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均已能全本背诵默写，因为在蒙馆里，每天数小时，只有念书和写字。当学制改革半年后，将旧学制改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4阶段教程，传统私塾教育就开始查禁。所以我改读新学制，一至三年级我读的是”崇新小学”，四、五年级就读”开明小学”，六年级则就读”岑溪县立第8区高级小学”第2班。早在三年级时，我参加全县小学会试获得第1名。高小毕业后，因当地”永业中学”停招，要念中学需远赴罗定或岑溪县城；又因不能住校，需在外面赁居，这实非我家经济所能负担，所以我只好在家种田。后来”永业中学”复校，我却只读了1学期就罹病，没有参加期考，不能升读第2学期，只好去报考”龙州教导队”3，自此投身军旅，故我仅有高小毕业证书。此后能考上军校，全赖自修。

1937年（民国26年）8月，我那年16岁，考进”龙州教导总队”，分配19中队当学兵。记得报到第2天，便要到北标营参加全总队纪念周会。会中除总队长每次一个多小时的训话外，最后一个节目便是枪毙那些被抓回来的逃亡干部与学兵。那次是1位班长和4名学兵，枪毙后全总队队伍要绕尸体一周才能回去。以后总队纪念体会，差不多都有枪毙逃兵的节目，所以被教导总队抓回来的逃兵，一向是杀无赦的。此外，队上传统每期每中队毕业生均须留用9人以担任下一期的教育班长。我因成绩优良，幸续留任第3期教育班长。而1940年（民国29年）再考入陆军官校第18期，此后随46军176师转战中国各地。

luck路客

不同的入越路径

1949年（民国38年）夏天，我们部队奉命自华中撤退，自湖北杨逻，再经石炭窑、奉新、南昌、高安、万载等地，续转至湖南醴陵，后又奉命至零陵整补。时值湖南第l兵团陈明仁叛变，于是部队奉命连夜赴邵阳稳定局势。当时湖南省政府与第l兵团的兵团部均在邵阳。驰援邵阳期间，一面收复新化，策应青树坪我军，再推进永丰镇，进入湘潭，并截断共军再进犯的企图。后因军政局势发生变化，奉命驻守永丰，此时已经入秋了，之后部队就一直处于败退中。那时176师于撤退中全师覆灭，仅剩官兵六百余人要突围返回桂林，后该师在桂林重新成立，即由广西保1团编为526团、保3团编为527团，保7团改编为528团所编成，当时526，527团驻地宁明，528团则驻玉林。

我们是自龙州，经水口关退入越南。我先交代这其中的缘由。在柳州时师长派我担任第4科军械参谋，我原本是528团团部连连长，因团部连奉命撤销，于是自前线返回柳州待命。在柳州我们领不到枪弹，于是师长命我先带领一部分人员乘车赴南宁。到达南宁后待了几天，得知本师528团已经被共军歼灭，共军正朝向南宁迫近，我才知自己逃过一劫。此时，华中长官部已经备妥飞机准备飞往海南岛，其警卫团预备经吴村圩，转北海，再搭船至海南岛海口市。我176师部及其直属部队则乘船赴宁明。此时我已调作战参谋，并领军士队与政工处等分成3部汽车，携带部分械弹齐赴明江接收526、527团。

此时有几件事可以看出国军部队内部管理已经乱了方寸。举例来说，当时师部军需主任黄可福，为了部队的军饷张罗7天，并经我协助才领得到军饷。包括师部与直属部队，以及3个团的军饷，每份都是黄金1袋300两，银圆2袋，每袋2,500枚。后来回想我们师长和军需主任都很笨，这批款理应留在师部，等待各团到师部报到后再行分发；结果是钱先发下去了，而528团的军需主任领到钱后，得知528团已遭共军歼灭，就私吞饷款回乡了。但526、527团却不向师部报到。又师部这一份饷银分毫未发给官兵，却在入越途中的谅偕之役中白白送给法军，所有行李、辎重、非战斗人员均被法军截断俘虏。

另一件事，前面提过528团被歼灭，原528团副团长黄培根因奔母丧，逃过一劫。当时528团在柳州留有18枝步枪，我任该团团部连时又派1个班留守警卫，另有机枪1挺、步枪6支，但编入师后，这批枪械却不翼而飞。那时他由副团长升任参谋主任，结果我打听得知他到南宁后，故意将我支开（当时我担任军械参谋专管军械的）；又因他家在扶南县，地处江边，于是藉故回家过夜，就把这批枪械藏回家里去了。及至大陆沦陷，这批枪械竟成了他大儿子一家人的催命符，害他们全被共产党给杀掉了，这是他当初私吞枪枝时所始料未及的。

还有那176师邓善宏师长，以其在军校历练之资担任新成立176师师长，白崇禧曾给他的评语是：”叫他办教育，可以胜任。但毫无部队历练，更无作战经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临危受命担任师长，并不适任。”邓在桂林接任整补后的176师师长时，前面提过那位528团副团长黄培根，因与邓熟识，邓请他担任师部参谋主任，并视作心腹。一切人事安插、部队编成决策，均由黄全权处理。这新任的邓师长从175师只带了4个人来，即人事参谋莫轩派任第1科科长，参谋欧华球任第2科参谋，参谋黄武任第3科科长，通信连副连长谢春和任通信连连长，此4人加上邓善宏共5人，到176师可说人生地不熟。但那位参谋主任黄先生却是 176师的老人，所以这些新任官都得听他的。对我而言，我是175师随团拨到176师，也与那5位新任主官熟识，反正他们安插我什么职位，我都没意见，合则留，不合则返乡。当师部到达南宁后，副师长李华少将与新任参谋长甫到新职，但新任参谋长只在师部吃了几顿饭，就不跟部队走了。参谋长便空缺下来，于是又由参谋主任黄培根升任，部队就由他控制。

当部队抵达龙州时，师部接到上级指示要与越南国民党之首领武鸿卿合作，部队随即改称为”越南救国军”，并进入越南建立根据地，伺机待命。此上级指示是公文？或是电令指示？我并不知情，但可以确定这是上级交办的任务。那时我不算核心人物，而且师部各处科并没有集中伙食，无法进一步确认消息来源。不过，我倒是曾亲赌武鸿卿及与他随行的几个人，因为入越途中武氏一行人的食宿都是我安排的。而且当时整个部队的襟章，也都以白布制成，上印”越南救国军”的字样。

后来我们又接到另一个上级电令指示，自龙州入越的部队，一律统由176师师长指挥。这份电令，龙州区专员武中将也收到一份，并予以公布。因此，这些部队单位就纷纷与我们176师取得联络，入越时才能依以排定序列。说到这里须提到我们政府与越南的关系。在抗战期间，政府一直在越南扶植两个势力，一个是武鸿卿集团，另一个是胡志明的越盟集团。1943年（民国32年）底冬天，我46军移驻广西南宁，那时规定所属军官一律参加越语训练，准备自镇南关攻入越南，一举夺取谅山、河内等地，打通国际通路。后美军不同意我军入越，才取消入越之行动。而武鸿卿越南国民党集团，在日本侵入越南时，武氏就率领一部分亲信逃入广西，政府并予以安置。抗战胜利后，法国重掌越南，武氏国民党集团没立即回越南，当1949年（民国38年）中国大陆局势危急时，武氏才跟我们一同进入越南，但那时越南武氏国民党集团力量已经式微。在我们入越第1天到东溪时，他曾派人和我一同向法驻军l位连长（法驻东溪部队系加强连而已）交涉借道，那时人家根本认不得他，并说越南也没有国民党。及至七溪，武氏一行人便被法军给扣留了。

另一个集团是胡志明的越盟集团，胡志明自广西返回越南北部后，组织”越南救国联盟”，目的是要驱离法军，建立越南国。该联盟在日本占领时期就与日军打丛林游击战，后来法国接管越南，又与法军打游击，深得越南人民拥护，势力渐强，我政府也常支援械弹。而胡志明部队里的中下干部，也有不少国军分子，像抗战后国军整编，广西部队的31军遭到裁撤，就有不少军士官跑到胡志明的越盟部队里。据我在教导队2期同学透露，教导队第2期同学就有2个人在越盟的部队中担任师长。因此在我们入越途中，越盟部队并没特别为难我们，还派人和我们谈判，希望将武器交给他们，并保证将我们送到海南岛，但是我们不答应。后来他们还送一些米给我们当军粮。

我们进越南的路线与黄杰他们并不相同。黄杰部队是从隘店进去的，他们在隘店与法国人谈判。隘店是处隘口，当他们一过隘口便放下武器，法军就将他们运走了。而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是在1949年（民国38年）12月19日上午八时许，自广西省水口关的上游约三百公尺之公路桥进入越南，之后到达七溪，在越北还打了二十多天的仗，不仅跟越盟打仗，也跟法国打。由龙州经水口关进入越南的公路，过去有其辉煌的时代。尤其在抗战初期，我国的桐油都是从这里运出去的，当然也运进不少物资进来。但当时因战乱，又到处都受到土共的破坏，这公路已显得荒凉而人烟稀少。沿途零星住屋，百姓早已人去楼空，我们部队都就地露营。20 日由复和徒步到邦年，21日再由邦年转到东溪，到东溪就可以看到法国守军。当时我奉命去交涉，说我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已与贵国达成外交协议，但法军说他们并没有接到指示。我和他们表示我们无法等待，他看我们人多，经20分钟考虑，勉强让我们入境。但法军要求我们以三路行军纵队之队形，每队100人入境，以便于统计人数。

其实当初上级对我们入越的状况并不清楚。上级长官一直认为我们176师除接收526、527团，再加上188师的562、563团两部，330师的 988、989团，以及7l军的郑团，併另一团的蓝营，且又包括广西省的警卫大队，兵力应该不小，也一直认为由水口关入越部队有万余人。但实际状况是，我 176师并没有接收到526、527团，只有师部及直属部队、警卫营两个连，但兵力还算充足。而通信连仅有l排兵力，除l部载波台外，连架设有线电话和各单位通信能力都没有。且输送连仅只六十多人，警卫营也不过百余人，其实176师兵力总计绝对不超过一千人。而其他部队562、563两团也约千人，总之我们这一批人越部队番号虽多，但是人员并不充足。像张湘泽虽号称为第126军，也仅只有18人而已。其中不少军官、文职人员也都携家带眷的，例如176师师长带了1个夫人、2个小姨，一双儿女；参谋长带了l位太太及一双儿女等，总数绝对不超过二千人。

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武鸿卿”这位人士，他是越南国民党的当家，那时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因此改名为”越南救国军”。并且我们也是以”越南救国军”的名义，由广西进水口关入越南的。所以我们跟黄杰第l兵团入越模式并不相同。其实我们这部队开进越南就是要去越南境内生根的，如同李弥的滇缅部队模式一样。但时局发生变化，当部队推进到东溪时，法国人撕毁先前的承诺。因为在越南东溪，法国部队只有l个加强营在那里，面对我们这么一批大部队，根本没法压制，只好让我们进去。走了几天来到七溪，就由我出面负责与法方交涉。那时我担任176师的作战参谋，我这个参谋还满有实权，公文不须会科长，也不须要会其他参谋，只管做自己的事。我们入越的时候，师长就与我住同一栋房子，举凡行军命令、作战命令，只要我向师长请示完成，文就发了，所以其中交涉过程，就属我最清楚了。

1949年（民国38年）12月22日我们到达七溪，七溪就像汉人的县城，四周围有城墙，里头住有二至三百户人家。但我们婉拒入城，就扎营在城西，法军供应我们3日军粮。23日入夜后，我们接获华中长官部的电令指示，黄杰自隘店进入越南，即放下武器，目前状况不明。上级交代我们切勿放下武器，惟武器在手才有力量。但不可与法军发生冲突，以免引发国际纠纷。同时华中长官部已派两艘船前往海防附近，要我们间道进入海防，伺机上船。我们只不过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所以决定不放下武器，因此我们进越南时并没有放下武器。最后，我们因为没有饭吃了，才不得不放下武器。而武鸿卿就在七溪被法国人给扣留下来，没有再跟我们一起走了。

过七溪后，已经接近谅山地区，那里法国的兵力就多了。当时部队里只有l份军事地图，就在我手上。后来决定往山区，再转海防。因为那里有l条小路，会经过法越两军的眞空地带，于是想利用这眞空地带到海防，然后再搭船转海南岛。当时也听说华中长官部已经派两艘登陆艇在河内附近待命，准备接我们回去，结果那两条船竟也被法国海军扣留，而我们最后也到不了海防。走了几天之后，法国知晓我们不走地图上大路的企图，因大路须经谅山地区，而那些地方法军兵力强，一定会强硬要求我们缴械，所以抄小路。后来我们被法军飞机盯上，惨遭临空扫射，也被大砲轰击，因此部队只能伏在山沟里等待黑夜，准备夜里重新出发，计划朝东摩前进。

“东摩”土名为”大木根”，这个地方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也就是越盟的老巢。听说法军曾利用陆空联合作战，进攻6次之多，就是打不进去，没想到我们冷不防地冲进去。一下子进据东摩，主要是因大部分的越盟部队都已倾巢去对付法军，只派1连留守老巢，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一下便攻进去了，他们也不敢阻挡。进据东摩后，越盟派人来与我们交涉，要我们放下武器，但我们并没有答应。我们只在那里住1天，隔天兼程赶往海南。后来到高日，此时部队已经3天没饭吃，队上弟兄不得不把马给打死，吃马肉，也挖山上野芭蕉树心、野木瓜树心来充飢！大家就这样度过一餐又一餐，因为大伙已经饿得实在受不了。另外也挖一些野生的红薯、红薯叶，就连那个地瓜藤都把它吃掉了。那时我们还有无线电台，可以和华中长官部通讯联络。我跟华中长官部联络时说：”我们现在快没办法了。”但你知道华中长官部的人怎么答覆我呢？他回说：”没有问题啊！你们要钱，我们派飞机去投给你。”我气愤地讲：”我们不要钱，我们要米啊！我们要粮食！”因为在这个荒郊野外，再多钱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了，大家就开会决议：”只有一条路了，现在只能遵守所谓的《国际公法》，大家放下武器吧！”此时又派我和法军交涉。

在答应放下武器后，法军马上补给我们粮食。接下来，就用汽车把我们运走。没想到车才行一半路就叫我们全部下来，开车司机说要回去载其他人。就这样被搁在荒野半路，靠着双腿继续往前走。那时没粮食、没饭吃，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是否要返回广西，乾脆回大陆打游击，但整个部队都断粮了，又怎么回去呢？何况已经进越南二十几天，就算回去，也要花二十几天。且沿路不是越盟游击队，就是法军，要如何跟他们打呢？所以大伙研究后，已经想不出办法，只得放下武器。因此，我们入越模式与黄杰部队不一样。当初大家都以为海南岛比较近，一旦到海南岛，去台湾就近了。我们虽然也是进越南，但没放下武器，也不理会法军各项要求；因为我们名义上是”越南救国军”，再者上头告诉我们，政府透过外交部长已经和法国外交部长取得协议。那时我每天都用无线电与华中长官部人员联络，以上这些都是奉上级指示而行的！

胡志明这个人和我们的关系，这层关系是很少人知道，也很少人会讲的。胡志明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当时越南有两大在地势力，一个是武鸿卿，另一个便是胡志明。这两位都是我们国民政府一手栽培出来的，我们都支持他们的主张与立场。但后来胡志明眼看国民党失势了，已是强弩之末，就靠到中国共产党那一边，所以当初他不是左派，更不是共产党员，起初叫做”越盟”，而不是叫”越共”。

胡志明本衷是要把法国人给赶出越南，不做法国的殖民地。他自中国返回越南后，即从事在地武装革命活动。但武鸿卿却始终在中国云南、广西一带活动，故胡志明于越南之在地基础比较强。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在胡志明的越盟部队中有很多干部是出身我们龙州教导队的。当初有位龙州教导队的同学，后来跟胡志明到越南，没多久就当上越盟部队的师长。这是事实，一点都不假的。其实胡志明对我们广西部队还保持很友好的关系，而我们广西部队跟越盟的关系也还不错；名义上跟越盟是处于敌对状态，但实际情况可以说根本没有打战的念头，彼此也不会打。虽然当初离开越北东摩时，小打一下，但其余时间根本都没有激烈地打过战，不过是放个两枪而已。因为他那一群人都是我们栽培的，所以胡志明集团怎么会想跟我们打呢？大家的弟兄很多都是同在军校受训的嘛！也都有同袍情谊。现今越南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关系也不坏啊！

我还记得当初对日抗战末时，我们46军都必须接受越语训练，因为我们准备打进越南去。那时日本人正统治越南，后来国际局势改变，美国不准国军开进越南，当时我们都已经到龙州集结了，准备杀进越南，痛宰日本人。其实就我们家乡的观念，越南本就属于中国，从历史上、文化上，甚至民族上都跟中国脱不了关系嘛！尤其在我们广西边境，广西人与越南人的分别没那么严格。

过去因为在部队中所任职务的性质，很多事都要记录下来。我过去写得东西都是确实的，分毫不假。另外，我还有1本小记事本，譬如今天走到那里，明天又走到那里，里头都有记载。在进入越南途中，我担任师部的作战参谋一职，师部的作战参谋都在做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要撰写”战斗要报”和”战斗详报”。当你撰写”战斗详报”时，需要很详尽的日记资料，每天经过那里、观察到什么都是撰写的要点。所以入越后，每天行军到那里，都有详细纪录。另外，我还有1本日记，记录得比较详细。在我《露绌集》里面就写，我们那个176师参谋长来到台湾后想写回忆录，向我借去后就弄丢了，没多久他自己过世了。后来也找不到那本纪录，实在很可惜呀！总之，我们自1949年（民国38年）12月19日进入越南算起，迄1950年（民国39年）元月7日在高日放下武器止，这整整20天中我们部队还是自主行动的，但自元月8日至12日这5天我们部队行动已由法军控制，并运送我们至集中营

luck路客

<DIV id=textstyle_1140491>

中央与地方部队的差别待遇

我回想当初会丢掉整个大陆，和国军部队内分派立系的现象有关。军队分”中央军”与”地方军”，彼此各怀鬼胎；当时中央军深怕地方军壮大，难以统驭，故给予的资源不多。而各地方军又怕被对方吃掉，彼此也不相互驰援。此般心理使然，造成中央军与地方军日有嫌隙，而待遇、装备与补给差别更大。譬如抗战期间大部分美式装备都分配给中央军，以广西部队为例，第7、48、46、3l等4个军，仅只46军有部分的美式装备。记得有一次回乡，在广西柳州受到昔日同学邀约，也参观他们的军械库，库里装满美式军械，如卡宾枪、冲锋枪、美制毛毯、罗斯福呢军便服装等美式装备，但我们部队各项装备却少得可怜。就我所知，只有中央军才有资格配发，其他地方部队根本没份。

再者，抗战胜利后，复员匆忙，整编仓促，引起地方军的恐慌，深怕被整编掉，而编余官兵亦未妥善安置。当时我们被编余的官兵更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样的一句话，影响军心甚大。况且，抗战末期，当时各军划定责任区，责成一地一城之守备，亦重视一地一城之得失。正所谓臂多力分，一旦共军出了该军责任区，就互不驰援。譬如山东莱芜之役，徐州剿总之部队于收复临沂后就按兵不动，只因共军已离其责任区。而王耀武守济南时，只担心济南被攻破，眼睁睁地看着我46军、73军被消灭。而湖北花园之役，刘伯承久攻花园镇不下，立即撤走，却不见华中部队乘胜追击，而任其离去。若当时第3兵团继续尾追，再加上黄维兵团自信阳出兵截击，以后双堆集之役就不会发生，更能牵动日后徐蚌会战胜负易手。

另外，高层用人不当，指挥不统一更是败笔。东北局势紧张，派卫立煌去收拾东北残局，但卫立煌他根本指挥不动新1军与新6军。又命刘峙主持徐蚌会战，他也指挥不动杜聿明，邱清泉与蒋纬国等人部队。而白崇禧更指挥不动驻信阳的黄维兵团。这些只不过是大案例，更有一些小事，不胜枚举。最后，国军太迷信美式装备，美式装备并非不好，但重要的是看使用者为何人，及后勤补给是否能跟得上。像新l军与新6军都是一时之选的远征军，参加缅甸作战，战果辉煌。但回国后，调往东北驰援，不一会儿全被共军歼灭。道理在那儿呢？这些军队当初在缅甸作战，全赖美军源源不绝的空运补给，但到了东北，完全变了个样，缺乏后援与弹药补给。一旦没了补给，再怎么优良的美式装备也都成废铁。又国军缺乏主动性，不若共军机动灵活。且共军作战均是统一指挥，全力以赴；但国军各部队却都抱持观望心态及不敢轻动的立场。

而各地方军，像西北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部队、贵州的杨森部队、四川的刘湘部队、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云南的龙云部队、湖南的程潜部队，以及山西的阎锡山部队等均各自为政，他们与中央军并不相同，在装备、饷给等方面差很多。日后虽美援来了，但也分的少。当美援来时，广西部队只有46军接受少部分美式装备，其他第7军、48军都没有份。

心中知所分寸的白崇禧

我心目中的白崇禧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应该先从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谈起。北伐成功后，广西部队编成第5路军。而第5路军总司令是李宗仁，副总司令就是白崇禧，白崇禧一直都是李宗仁的副手。在所有广西将领中，我最佩服的就是白崇禧。他这个人做事很清楚，也有分寸，他当副手就是副手。广西部队师长以上的人事都要经过李宗仁亲自裁夺，而白崇禧不过问也不干涉；后来担任华中长官，及日后国防部长，有关人事安排，只有团长以下，他才会管，而师长以上高阶将领一律须经李宗仁同意。譬如曾经担任46军军长的黎行恕，抗战期间46军奉命到湖南支援作战，当部队开到益阳时发生一件事。黎这个人坏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在益阳的”湖南第5师范学校”，也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黎花了5万块钱跟女学生乱搞，而且一次还搞两个。事情被爆出闹大后，消息传到中央去，中央下令惩处，指责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有钱，但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中央下令查办撤职，后来被换掉了，没想到李宗仁就安排他到北平行辕担任办公室主任，因为黎是李宗仁的爱将嘛！其实广西部队中很多将领都是李宗仁的爱将，白崇禧根本无权干涉，白先生也不想淌这混水。所以师长以上将领任命都直接送李宗仁批示，白先生是知道分寸的。白先生也曾跟李宗仁提过：”你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嘛！所有事情当然就听主任的囉！”

而白崇禧与蒋中正先生的关系，前面提过白先生非常懂得分寸。当时好像是《中央日报》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刊登出李宗仁要选副总统时，曾问白崇禧的意见，结果当时白崇禧说：”我看你算了吧！现在党政军的干部都是人家的，你去了，能干些什么啊？”白崇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淌混水了，你绝对搞不过蒋中正，你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想到李宗仁却回说：”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最后，李宗仁要选副总统时，白崇禧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件事也说明白崇禧这个人是很有远见的。国家机器的党、政、军都在蒋中正先生手里，又何必掺一脚呢？当个副总统又有什么意思？另外，蒋中正先生曾亲口说过：”临机制胜，我不如健生（白崇禧的字号）；深谋远虑，健生不如我。”所以他们知道彼此的优缺，互相清楚得很呢！白先生很聪明，拿捏的分寸也很准。抗战后，当时参谋总长是陈诚，而白先生担任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陈诚是河北”保定军校”第8期的，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第3期的，而蒋是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第1期的，但后来没有毕业，就转到日本士官学校去了。白先生始终没有在权力核心，连到台湾后，他还是当副参谋总长职位；不久又调他去当国防部长，部长任内不久，又调去当华中长官不管怎样，他还是埋头地做，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蒋中正看到东北危急时，就叫白崇禧去处理。白先生到了东北，稳定局势后，蒋又把他调回来，再派他人去接手。白先生主张东北稳定后，应乘胜追击，彻底把共军歼灭。但蒋介石并不同意，就把他调回来，白先生回来后，也不讲什么。听说东北沦陷时，东北有16个保安团坚定宣示效忠政府，希望政府接收，把他们编为部队，但蒋介石不答应，且执意遣散他们，结果这16个团连人带枪投靠林彪，一下子变成解放军，所以当初部队复员整编的确是非常失策。因此，那时东北流行一句土话：”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结果这16团眞的跑去找毛泽东，整个东北局势一下就变天了。

复员政策是陈诚该负全责的。我记得当时东北有位名人张金德，他曾在报上写一篇<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文章，批评当时政府把在敌方境内的国军部队整个裁掉的谬误。在抗战胜利部队整编时，将1个军降编为1个师，1个师降编成旅，1个旅2个团，就这样降编。像我们46军，名义上是1个军，但实际上只有 3个师，每个师只有2个团而已，这兵力是不足的。但那时中央军，如第5军、新1军、新6军都没有整编，所以我们会在大陆失败，这绝对是主要原因。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方部队弄掉！这是一点都不假的事实。

又1947年（民国36年）2月28日台湾发生”228事件”，蒋介石派白崇禧去处理5！而盛世才的”西北事件”，也是派他去的。有突发状况时，蒋介石就倚重白先生，派他去处理，处理完也没有奖励，更没有功劳，他始终还是副参谋总长，但他也不表示意见。反正白先生看清楚蒋介石的个性，白先生对蒋的个性掌握得太清楚了，也太了解他。你绝对不能反抗蒋先生，再怎么反抗蒋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力量，所以白先生也甘心做个无意见的下属。我还记得当初撤退台湾时，台湾有些激进人士攻击白先生，白先生就写了一篇答辩，他里头讲：”你们讲我在华中的几十万部队，竟没有带一兵一卒到台湾来，认为我有罪。但是说我有罪或无罪，蒋先生太清楚了。如果我眞的有罪，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就历史事实来说，他是没罪的！我在这里要讲一句公道话，当初华中部队为什么来不了台湾？简单地说，就是没有退路了嘛！当时华中部队是殿后部队嘛！那时所有中央部队都是撤到江苏、浙江地区，再由上海或沿海各地撤退到台湾来。而华中部队却不是这样，我们是先撤到广西一带，想要从广州湾、湛江一带，撤退到海南岛垂再转到台湾来。结果中共部队来得快，后来就改去雷州半岛，但雷州半岛又过不了。我们部队走到广西山区一带也都散掉了，所以逼得我们不得不由水口关那边进越南。那时我们46军只剩下l个团，也就是563团，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团。我们跟中央军的路线不同嘛！不能光指责白先生呀！你想人家向海边走，我们是朝山里走，人家一上船就走了！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呀！

我跟白崇禧有1次亲身接触的经验。当年白崇禧比我们先来台湾，待我们来台湾以后，在越南第2管训处处长王佐文过世的公祭，我去参加，白崇禧先生也来了。白先生对下属一向随和。我看到他坐那里，过去跟他敬个礼，他开口就问我：”你啊！怎么样啊？”我说：”我是176师的。”他接着就讲：”176师的师长邓善宏，他是个办教育的人才，为什么会让他当师长，我实在不懂。”我回说：”邓善宏也来台湾，但也过世了。”其实以邓善宏的资历根本没有实际带兵经验。他当初在南宁军校由区队长当到队长，当队长后，到西北军校当大队长，后调到第7军当参谋长，在第7军担任参谋长后，又调到175旅当旅长，所以说根本没有长期带兵的经验。当白先生跟我聊到这里，他终于开口讲了一句话：”邓善宏是教育人才，怎么会要他带兵呢？”其实邓善宏的任命是李先生同意的，也就是李宗仁要他去干这个位子的。

前面也提到黄维部队，黄维兵团属中央军系统，完全美式装备，跟第5军一样，属于中央部队序列，驻地河南信阳。虽然名义上归华中长官公署白先生指挥，但说得难听一点，根本指挥不动。你要知道那中央军各个趾高气扬，地方军想指挥他，你以为这么容易吗？他根本不理你啦！名义上是归你华中长官公署指挥，但讲实在一点，是监视你华中长官一举一动的，这才是眞实的情况。

过去在徐蚌会战里头还有一个故事。蒋中正本来授意白先生去指挥徐蚌会战，白先生也答应说：”你要我指挥，我要把第3兵团带去。”但是蒋先生却执意要黄维兵团去，因为黄维兵团是美式装备，他以为黄维兵团很有用处。没想到在徐蚌会战战败后，只有该兵团副司令胡琏逃出来，而胡也仅带了1个警卫营突围出来，其他全军覆没。黄维兵团全是重装备，当时过双堆集，须过3道河，这3道河全都搭上浮桥，可是那些战车、大砲重装备过不去呀！所以分批过河，力量就分散，过去一批共军就吃掉一批，过一批再吃掉一批。你想要是我们广西第3兵团去，全是轻装，过浮桥自然没有问题，过河后又能迅速集结。讲老实话，徐蚌会战的失败，蒋先生自己要负全部责任。因为白先生也知道：”你要黄维兵团去，摆明要让我指挥不动嘛！那我又怎么打这场仗呢？”我们到越南后，白崇禧先生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安排。他那时去了台湾，但一身无官无职，所以也不管这档事儿。其实这是形势比人强。白崇禧这个人非常聪明，很能体察时局。到台湾以后，像李品仙等一些广西故旧将领，他都不见他们，这主要是避免人家的猜疑。

白先生到台湾后，一直很沉潜，当时主要的职务有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等职，这些职务他在大陆时期都当过了，我们第1任国防部长就是他；而台湾省主席，蒋先生也不会让他去做。这些职务都算晚辈的职务了；再者，他也不会答应去担任这样的职务，因他底下已经没人了！他倒也看的开，你要我去做，我就眞的去做，你不让我做，我也不会吭气。他就是这么的一个人。我认为他在台湾应该不算有什么委屈啦！他在台湾的局势下，人家不信任他，他也心知肚明。像他过去在台北市松江路那栋老房子，上面派了1班宪兵帮他警卫，名义上虽是守卫，但实际上是监视。像张学良一样，张学良到台湾来，住在北投的大屯山，我就住在他家下面一点，他家也是一批人守着他，跟软禁没啥差别。不过，白崇禧跟张学良唯一不同点是张学良无法到台北市来，但白崇禧却是行动自由，来台后他一直在养生，也经常去打猎，这些我都是从尹俊口中听来的。

当时中共将领刘伯承曾跟他的部队说过：”以后你们要是遇到第3兵团（即第7、48军），千万要避开，你们绝对打不过他们的。”在抗战时，第3兵团曾在大别山跟日本人打游击，那游击战的策略比中共的游击战还要好，部队翻山越岭，行军能力之强，连共产党部队都比不过。当时第3兵团是张淦带的，因为他是广西最强的部队。结果让他变成救火队一样，这边出事了，就派第3兵团去，那边有状况了，也派第3兵团去。那时我是属于第3兵团48军176师，在华中时，我们三进三出大洪山。当宋希濂兵团在襄樊被围时，也是我们过去解围。一下是安徽这边出事，一下又湖北告急，我们就在华中地区来来回回的。后来刘伯承说：”就让第3兵团跑来跑去，等他日后退回广西，这部队就完了。”其实刘伯承讲得很准呢！在抗战期间第7军与第48军都转战安徽一带地区，多年未曾回乡，当部队回到广西后，很多士兵就想家了。这样说法一点都没错，我曾与当时138师的两个班长谈起这段往事，那是我在第1次回大陆探亲时，其中一位班长住隔壁村，我和他聊起，他说当他们部队一回到广西省东南的博白县，就把枪一甩，准备回家了！那时已经很多年没回家，大家都想家了嘛！在回乡途中，中共解放军部队也好玩，并没俘虏他，还跟他们说：”你们回家啊！”就这样放过他们。你想中共解放军部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俘虏他，等于加上个累赘嘛！你想大伙儿都回家了，我们国军的兵力自然就瓦解。我们第3兵团大部分是这么自然瓦解掉的，这一点都不假，只能说当时刘伯承很有远见

</DIV>

luck路客

在越生活的点滴

我曾提过进入越南的国军部队番号很多，但人数却没那么多。我也曾用”囚居”两字来形容在越南的生活，后来觉得这很不恰当。因为我们是自己动手盖新居茅屋，既不是牢房，也不是集中营。但有一点要讲清楚，虽然我们不是俘虏，但所受的待遇却比俘虏还不如。

1950年（民国39年）元月12日我们到宫门后，法军对我们再做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不仅武器弹药全被没收，就连身上的小刀也不例外。入越前我在龙州买了一把很有名的”龙州驳壳”6，这时也被搜走了。后来我们被安置在距离宫门3里外的”莱姆法郎”。”莱姆法郎”乃是一座长形小山，不过是地图上的小名称而已。当我们到达时，其他郑团、蓝营、第46军军部都已经在那里了。在”莱姆法郎”，我们被分为10人l组，并指定在约十坪大的地区，自己建造房屋。费了十几天功夫，我们才把房子建好。或许上天怜悯我们吧！自广西水口关入越起，至我们房子盖好，这段期间都是阴天或晴天，没下过一天雨。不然，正处冬季，又无物遮蔽，那可悽惨了。由于”莱姆法郎”地处鸿基煤矿区，煤块出露地表，就大块大块地挖回来，还自做煤炉，日夜不断地烧，藉以取暖。到”莱姆法郎”第3天，法军就要我们分批到宫门打手印，每人发给一张灰布印成的身分证，日后就凭证发粮。但法方只发给每人l筒米和每组l罐牛肉罐头，接下来法国人便不管我们了。我这一组就靠我带来的铜面盆做锅子，煮饭煮菜，其他人也都用空罐为炊，所以我会说比俘虏还不如。等我们茅屋盖好后，终日无所事事，居然有人利用木片制成麻将玩起来了，眞让人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悲哀呀！我们就在”莱姆法郎”被囚居好几个月，在那几个月期间曾传出法国有意将我们遣送回国的议论。那时战局一日数变，政府亦无暇兼顾，全靠我驻越总领事尹凤藻一人之力，居中斡旋。而遣返海南或台湾一时难以决定，不久传来海南撤守，遣返之议就停下来了。消息一出，不少人陷于绝望，忍不住就潜返大陆家乡去了。也有好些人忍不下生活太苦，便到鸿基煤矿打工。眞是时穷节乃现，患难显忠贞呀！

后来越盟骚扰日炽，法国人基于安全的理由，将我们全体船运至暹罗湾东边近越南之”富国岛”。根据”富国岛”当地居民所言，”富国岛”原称”护国岛”。历史相传在古越南国时，某一朝代朝政遭奸相所把持，王室沦为傀儡，其中一名苦思振奋的王子逃至该岛上，集结全国各地有志英豪，力图振兴朝政，后起灭奸相复国，因此该岛遂称”护国岛”。到法国殖民时代，”富国岛”成为流放人犯的地方，将人犯送至岛上，仅给少数粮食，就任其自生自灭了。该岛民风自给自足，且与世无争，农民收成只足一家食用就不愿增殖拓产，毫无进取心，民性平淡。在移驻”富国岛”的前夕，入越国军曾进行一次部队整编，为管理方便遂将第1兵团部编成”第1管训总处”，并由黄杰担任总处长。何竹本担任参谋长，第1兵团各部队编成”第1管训处”，由张用斌担任处长，下辖第l至4总队。而广西部队编成”第 2管训处”，先以46军谭何易军长担任处长，后谭军长坚辞，改由副军长王佐文接任，下辖第5至7总队，及1个直属大队。其余公务员与行政人员编成”行政班”，编余军官则编为”军官团”，直属总处。1950年（民国39年）3月16日入越部队开始移驻”富国岛”，去岛后即分配驻地。驻”富国岛”阳东者，有管训总处、第l管训处，以及行政班。驻吤哆者，有第2管训处、军官团等。阳东至吤哆约有六十华哩路程，中有公路可通，但大部分桥樑均已损毁，惟海上交通尚称便利。

我们广西部队被分配驻地吤哆，吤哆位于”富国岛”最南端的海湾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日军占领，并设有开垦处，该地遍植橡胶、椰子。我们到吤哆后，法军派1加强连驻该地，兼负保护管理之责。于是我们又开始建造房子，每中队发了3把柴刀。幸而日军留下一些轻便轨道，我们就用铁轨打成刀、锤、凿子；捆罐头的铁片条磨成锯子，大锯子是用油桶截下一条打制成的，一切因陋就简，克难完成。我们建造的房子，系以中队为单位，每中队3幢，每幢是长30公尺、宽5公尺、高4公尺的营房，外加厕所、饭厅兼教室。另外处部、总队部、大队部是由各中队缴交材料，分配公差搭建完成的。我们不仅自行建造房子，也自制家具桌椅盆钵，完全是克难制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建造了l座世界最大的茅屋—”中山堂”。而此屋难得之处是全部由上等柚木搭建。柚木本身有油，此油既可点灯，又可油漆器具，不仅防水，又防虫。中山堂内8根大柱，都是1根到顶的上等木材，大约十五公尺高，没有节痕，极为难得。且四周围以柚木板，堂内坐椅也都是柚木做成，可容纳一千二百余位，屋顶则覆以白籐叶。全幢房屋没用1根铁钉，全都是经过计算好后，再架上去的。许多法国军官来参观后都赞嘆不已。

我们在富国岛大约三年多，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建造房子、改建房子，以及制作家具用品和各种设施上。因为富国岛地处热带，又系海岛，雨水特多。差不多每天都下雨，且雨势来得相当大，而大雨过后，又是艷阳高照的天气，一天甚至有好多次。这样的天候环境下，屋顶铺盖茅草腐烂得很快，墙上的木条也容易败坏，所以不到一年又得重修了。后询问当地居民，才了解当地居民都用白藤叶覆盖一次，一两年后再盖一层，如此就可一、二十年不必加盖了。但是茅草屋最忌火灾，而把废弃树皮敷上泥巴，既美观又可防火。后来各项用具也都逐步改善，且人多好办事，我们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所以紧接着军营中各项设施便都建立起来了，俨如训练基地一般。除了建房子外，各中队也都施以基本与战斗训练。但轻机枪、步枪都是木材做成的。我们没有课本，也没有教材，全赖各级干部凭记忆施教。晚上就藉着法方发给每中队两盏煤气灯与煤油上起课来。每当晚饭完毕，值星宫便吹哨子叫大家来上课，但不强制。来上课者每人发笔记簿1本，铅笔1支，不上课的人则无。课程分军事课程与普通课程，军事课程由我教导，普通课程则由指导员及干事负责。这样的课程时断时续，效果不好，但能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已深感安慰。

因为吤哆地处热带，暇时大家都以游泳为乐，不分男女老小，每人都能游数千公尺之遥。有一次营区举办游泳竞赛，全总队均参加，且均能游毕全程。原本一些北方佬，最初怕水，但最后也成为游泳好手。某次营上有一弟兄独自驾独木舟玩水，一不小心被大浪冲毁，小舟翻覆，人被漂流至四十海哩之远的无人岛，留居小岛四十余天，后遇船只经过，将其送返，眞是奇蹟。迁到富国岛后，法方的补给管理改善不少，且因四面环海，所以全岛任我们遨游。我们可以到贡不采购日用品杂货，此时部队已经没有吃不饱的现象。法方所提供给我们的副食品，除牛肉罐头外，还有咸鱼、豆类，有时也运来猪、牛分给我们宰杀，只是蔬菜供应太少，我们只好自己种植，在沙地上种植空心菜，遂成我们最主要的蔬菜来源。我还记得在富国岛担任中队长期间，曾派人到山上开闢农场，种些木、红薯之类，但最主要还是养鸡。当初我以越币100元7买了一窝鸡，有母鸡1只，小鸡30只，一年后变成母鸡8只，公鸡3只。由于山上白蚁很多，可供餵鸡，所以根本不必餵米，每月给1次谷子就行了。那吃白蚁的鸡长得飞快。后来也拿去卖，拿回我当初越币100元后，其他就充作队上公基金，那时全队都佩服我这位队长呢！当我们要离开富国岛时，还留下几百只鸡在那里呢！我们也利用农场栅栏捕捉野猪，常常一晚会抓到一两头，也曾经一晚捉到7头之多。余暇也下海捕鱼、抓鱿鱼等，这是我们在富国岛生活的侧写。

在富国岛生活约有三年，最后由政府派船把我们接回来，我是第4批回到台湾的。大概是1953年（民国42年）6月5日从富国岛搭船离开，约在海上航行四天，终于在高雄港上岸，一下船后，先在高雄港码头住了2天。两天中，政府送来不少香蕉，也发了一套军便服和6月份的薪饷。后来政府便以火车将我们载到竹南，在”竹南国小”住了十余天，部队就被编为补充营，拨入第10军，而剩下的军官，则被拨到中坜第7战斗团第4大队。我当时是少校，不宜再任连长，也编到第7战斗团第11中队担任作战官，后又升任分队长，我留越近四年的生活，也算到此结束。

有些人说留越国军中有”桂系”和”湘系”相互倾轧，这是没有的事！大家的驻地都分开，怎么倾轧呀？譬如说前面我已经提过了，黄杰的第l兵团驻地是在阳东，而我们广西的部队在吤哆，两营相差几十里路啊！彼此间怎么冲突呀？全是有心人在那儿拨弄是非。大部分部队到越南都已支离破碎，还能吵些什么？像张湘泽曾经是126军军长，虽号称军，只剩下18人，其他早都散掉了！只有他一个军长带了一些参谋出来而已，他每天都同我们师部一块活动，我们还得保护他呢！不讲这箇中原委，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情况。不要以为进入越南的部队很多，其实根本没有多少人，部队番号倒是不少，但就是没有那个人数啦！又如能代表46军的，只有188师的563团，而这563团还是不完整的团，它的第2营，只剩下1个连而已，营连长都跑了，就由第4连连长代理营长，但实际上那个营也仅只有第4 连这1个连罢了。再拿我们176师来说，眞正的176师只有师的直属部队几个连而已，包括1个警卫营，2个连，1个通讯连，1个运输连，就这么多而已。当初176师在湖南被共军打垮了，后来回到桂林重新整补。当初从湖南跑回来的人，大概有六百多人，将他们重新整理后，编成警卫营、两个连，通讯连、运输连，就这么多而已。后来3个团是当初奉上面命令将广西的保l团改为526团，保3团改为527团，保7团改为528团，才有这3个团。但是这3个团，只有保1 团进去越南，他们也是在我们之后逃入越南的，不过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luck路客

<DIV id=textstyle_1140503>

对黄杰的印象

我们在富国岛的时候，黄杰一直住在西贡办交涉，很少到富国岛这边来。进越南时，他是最高指挥官和兵团司令，也干过湖南省省主席。那时有3个管训处，第1管训处就是黄杰的兵团部队，第2管训处是广西部队的，第3管训处则是从云南入越的第26军彭佐熙的部队。驻地根本分开，所以不会分什么派系。同时大家都沦落到越南，还分什么派系啊？大家更应该团结，还有什么好争的呢？编余军官的军官团都是送到吤哆，跟我们住一起，我们都互相协助。你刚才看我那个人事命令，都没有阶级的嘛！讲一句良心话，当时要我干队长，我还不愿意呢！那时我已经是个少校，当那个队长干嘛？我当队长拿30块，不当也是30块，花那个心思干嘛？此外，我带领那个队非常特别，它之前分属不同单位。一部分属于46军的，另一部分属于48军176师，这两个不同单位的人要合在一起，实在很困难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无形中就会排斥对方嘛！前面两任队长都带不好，邓善宏师长非要我去不可。当我接到公文，还是不想去干这个位子！结果他叫我过去，流着眼泪跟我说：”你不去不行啊！你不去这个队就完蛋了！就搞不起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我去才行呢？”他说：”你在46军待过，那边的人都认识，过去也有同袍情谊。而在48军176师你也担任过师部的作战参谋。”基于这个渊源，我还能讲些什么呢？再者大家一路进越南，也都是由我居中协调的。后来我的行李由班长派人来扛到队上去，没办法，只好勉为其难地接下这个职务。到任第l天集合他们讲话，我就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先跟你们讲好，这个队长是你们要我来当的，以后你们都要听我的，是你们把我行李扛来这里的。”后来这个队也慢慢上了轨道，每样事情都做得很好。本来这个队是管训处最差的一个队，我去当队长后慢慢有了起色，后来变成最好的一个队。

其实白崇禧先生跟黄杰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听说白先生跟黄杰相处得还不错。其实黄埔的学生不一定属中央军，因为早期黄埔只是一所学校，抗战后各地才设立分校。当时计有8个分校，每个分校不同，好比说我们桂林的是6分校，当然各地人，江苏，安徽，什么人都有，不过以广西、广东人较多。还有一个第4分校在贵州独山，而第4分校的前身，就是黄埔军校，最早是以广东人居多。又第3分校在江西，第2分校在湖南武岗，第7分校在西安。这都是随着抗战需要所设立的。我是第6分校18期第3总队毕业的，正是黄杰的学生。回台后，我调到”陆军总部”服务，时黄达公担任陆军总司令。在我印象中他常只顾自己，很少提拔下属，像陈英伟、曹舜生，以及江望山等3人在军校时都是上校大队长，一直追随着他，从第6军、第1兵团，入越返台一路跟来，他自己由中将升二级上将、一级上将，而这 3位旧属大队长仍旧是上校退伍。

<DIV id=textstyle_1140504>

来台后争议颇大的编拨核阶问题

1953年（民国42年）6月留越国军来台后，随即面临该批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政府的政策是绝对不会让留越国军单独成立一支部队的，这是上头既定的政策，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那时台湾国军部队是有员额限制的，绝对不可能让你留越国军单独成立一个单位，因为让你单独成立单位就会分派系了。所以来台湾后就没有什么广西部队、广东部队的。

此外，来台后颇受争议的就属军官核阶问题，此关系到你日后的权益。在部队中保存自己的证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兵荒马乱中，连命都顾不了，那里会想到保存自己的证件呢？但没证件，你的身分待遇就不会受到保障。譬如同一个核定少校的命令，我那个少校阶级，”国防部”最后承认了，但另外两个少校因证件遗失，却被判定无效。那时我把过去一些相关命令全都附上去核定，结果我的少校资格是有效的，而那两位把命令弄丢了，呈到”国防部”时，就被判无效！只核为上尉。你又能说什么呢？

当时国防部核阶小组里有我过去的古姓同学，在军校时我们是同学，下部队时我担任新29团的搜索连连长，他当新28团的搜索连连长，从学校到部队我们都在一块。后来我进入越南，他先来了台湾，当我从高雄上岸时，他曾去接我，但没接到。因为他负责接运第1、2、3批，而我是第4批回台的，所以他没接到。到了核阶时，他也是”国防部”核阶小组的一员，由他们几个人负责核阶。当时负责核阶那位不是我同学，但那人一看到我的名字，又看到我是18期3总队的，他就问我那个在”陆军总部”里头的古姓同学说：”老古啊！这个石某人是不是你的同学呀？”他说：”是啊！当时我在第2队，他在第1队啊！后来我到新28团当搜索连连长，他到新29团当搜索连连长。”他又接着问：”那个人怎么样？”结果我那古姓同学说：”他是少校啦！”我就这样通过核阶了。而那两位没证件的少校还是 4分校18期的，结果都核定上尉。被核定上尉是很惨的，因为上尉还要通过晋升考试，才能晋升少校哩！

编阶还闹过一个更大的笑话。当时我们有一位打游击回来的队员，是一般老百姓，但曾当过地方保长。在战时，有的当大队长，有的当副大队长，有的当副官，当初就是这样指派的，反正都是打游击呀！根本没正式受阶。当他们回到台湾后，他的阶怎么核呢？说起来好笑，那个大队长、副大队长和副官，应该是中校、少校和上尉，而那个担任副官的却被核为少校，眞是笑死人。听说也有人因名字排在一个核为少校的后面，也就被核阶为少校，因为前面是少校嘛！结果这个人被分配到我那个战斗团。当发饷时，他原本是中尉副官而已，他害怕到不敢领那少校薪水，跑来问我，我回说：”上面发给你，你就拿嘛！你管他这么多！”结果他竟然老实地跑到核阶小组抗议说：”我是中尉，我不是少校！”没想到核阶小组里的人竟骂他说：”他妈的！我说你是少校，就是少校，回去！”他就碰一鼻子灰回来了。回来后，要填官职表时就写不出来了，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填写前面的军职历练呀！一般来讲，军官晋升一定得从少尉、中尉、上尉这么一直爬上去啊！前面没法写！要他写也写不出来！结果那个兵籍表还是我帮他造的。这眞是笑死人啊！那时候”国防部”核阶程序竟然核到这种地步！

</DIV></DIV>

luck路客

<DIV id=textstyle_1140506>

黑暗的军中岁月

我在”陆军总部”副官处服务时，一直想要深造”指挥参谋学校”（简称”指参学校”)，就是日后改制的”参谋大学”。当升迁年资时间一到你想要升迁晋级，就必须进入”指参学校”进修结业，我连续申请报考3年，上面皆批示：”因业务需要，免议。”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职务没有人有能力接办，所以不让你去报考，也就是不准你去报考”参谋大学”。后来我透过关系去询问为何不让我报考？若上级让我去报考，能力差、考不上，我无话可讲；但你现在不让我去报考，心里就是不服气。我得到的答案是那时前代总统李宗仁由美国转回大陆去了，而我是广西人，属于桂系，所以不准我报考。你们大概都不知道，那时管制我们广西人到什么程度呀！在两蒋时代，我们广西人在部队中，几乎无人可晋升少将的，没有就是没有！给你的理由就是因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去，说我们是桂系啊！1965年（民国 54年）的政局就是这样的情形。李宗仁回大陆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广西人大部分都不认得他，而李也认不得我们，他层级高，我们那能高攀得上？但当时只要你是广西人，就被归类为桂系！你觉得合理吗？那时这气氛是很严重的啊！有一次在部队里的荣团会，我就批判这样的现象，那时陈述：”我是广西人，就被归类为桂系？而那个共党头子毛泽东是湖南人，那所有湖南人都是共产党囉？”世界上的事情没有这样推理的！眞是无理至极，不可理喻。

当时上头不准我报考”指挥参谋学校”，就连以后的”参谋大学”也不准报考。可是这攸关我军中生涯规划，因为根据国防部人事法规命令，你要是没有经过这两个学校毕业，等于在军中没有官科专长。当一个参谋官，你非得要两个学校毕业不可，由学校授予你参谋官的专业。没考就于没得到那个资格啊！当你没有参谋官的专长就无法担任幕僚参谋，就连日后当组长或下部队当个团长也都不行。这我冲击很大，结果我和当时处长吵了一架，我诘问他说：”我这个上校已经八、九年了，连当个组长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就算下部队当团长也不能，你要我怎么办呀？”后来我决定退下来。就因为某些人的偏执与地域观念让很多人断送了前途，所以我不是届龄退休，而是自愿退休的。后来两蒋死了，时代变了。现在广西人升中将也有，可是那时候局势就是这样子。你是广西人，怎么可以让你往上爬呢？就因为李宗仁是广西人，而我们广西人也连带受累，你想想看这有什么关系呢？可是那时眞的就是这样子啊！一点儿都不假。

我在军中服务三十余年。自富国岛返台，最初被分配在50军的补充营，那时我编阶少校，不适合担任补充营连长。后拨到第7军官战斗团第11中队担任作战训练官，之后再改任分队长。其实那个单位简直像是收容所，我那11中队部收容一些专业军官，像财务官、经理官、补给官、医官等。在那里虽有操课，但均属步兵课程，如班、排基本教练与战斗教练等课程。那时大家兴趣缺缺，学习无心，都只是敷衍应付打混而已。

1960年（民国49年）5月间，”国防部”突然决定裁撤军官战斗团。当时”陆军总部”派人来调查大家的意愿，提出2个选择给大家考虑，一是上级派职安置，二是志愿假退8。结果这样的消息传来，大部分的人有家的回家，无家的访友投靠，或终日流连中坜的茶馆，大家都无所事事，谁也不管谁，只等待军官团解编退休。那时我已经填具志愿假退，但后来被分发至陆军总部副官处，这其中有段机缘。在我填具志愿假退后的某天，接到”国防部”勤务连一位昔日同袍的电话，说帮我代购到三军球场”克难篮球队”的比赛门票。我喜好篮球，而克难篮球队是当时台湾最好的篮球队，但过去一直没机会亲眼目睹他们比赛球技。那位同袍说必须在他下班前去取票。我取完票，时间还早，于是便去找在陆军总部作战署服务的古集德同学，他曾是我们返台时核阶小组的一员，也曾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少校军阶没被核掉。叙谈一会儿，我们就去拜访军校时期大队长陈英伟上校，当时陈上校任职”陆军总部”副官处副处长。陈副处长问我：”军官战斗团即将裁撇，你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回答：”已填志愿书，志愿假退，自谋生活了。”他却哼了一声回说：”我都不言退，你正值年轻力壮，却要先退了，不可以。”我跟他报告说：”总部的人已经面谈过了，且获得同意。我现在只是待退而已。”后来陈副处长也不再说些什么。那知我回到中坜不到6天，便接获命令奉调”陆军总部”副官处服务，并限定6月1日报到。特别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对我后半生影响颇大，假若我那时假退自谋生活，毫无经济基础，又人生地不熟，将来会如何发展，眞难以想像呀！

我在”陆军总部”服务达15年，算久任职员之一。依相关人事规定，应优先轮调部队历练，但好几次都因”业务需要”4个字，把我从轮调候选名单中剔除。而”陆军总部”内也有相关规定，即在部内服务较久之人每年都会被列入优先轮调外岛名册。我自升上校后，几乎每年都被列入轮调外岛名册的第1名，但每年第2、 3名都被调外岛，而我这第1名总闻风不动，其实这是有原委的。

以前是不敢讲的，今天我把这原委给说出来。为什么我能在”陆军总部”服务长达15年，而无法外调呢？这重大关键是我负责当时陆军各种人事统计资料与相关美援的业务，此系绝对机密的工作。我管陆军部队的美援，那时候国军接受美援的单位中陆、海、空三军都有，只有陆军内部有非美援单位，但是美国人不知道我们陆军有这样的单位。我现在可以公开讲，譬如以飞弹营为例，原来编制美方允许我们只能设置1个营，但实实在在我们却有2个营。第2个营藏在台湾某个地方，而美方顾问不知道，所以在他们手上的那份资料上是没有第2营存在的。又如国军的空降步兵团，它的编制美方只允许设立3个营，但我们实实在在有5个营，其中有两个是黑的。但是有人就有开销，其他多出来的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每个月要和那些美军顾问清点人数，而跟美军顾问清点这些部队人数，就是由我负责接头。当初这些黑营就是非美援单位，美国人压根儿不知道，而要把这些黑营隐藏到那里去，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哩！我们就从美援部队中扣出一些款项，支应非美援单位的开销。

那时特种作战部队有3个队，第l总队就是那些”抗美援朝”的反共义士。当初那些反共义士是美国人接回来的，但美国人很混蛋，把他们接回来后，就编成特种作战第l总队；而美国人对国军员额有总量管制，又不承认这一大队是属于编制内的员额，实在没有道理！美国人一直是很无理的，你把他们接回台湾，却又不承认他们。我当初负责陆军美援的员额统计，对当时陆军眞实人数暸若指掌，那份眞实兵员统计表是在我手上，所以当时眞正知道陆军实在员额数的，大概只有陆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再来就属我了。其他总部厅处人员一概不清楚。由于这份表在我手上，所以人家要发什么东西，好比发菸，某个单位大概多少人，大概需要多少菸，配给供应单位一定要会我，因为我手上掌握确实的人数，与美军顾问手上那份假帐是不相同的。换句话说，当初我们陆军员额在陆军总部有两本帐，这两本帐都在我手上。

再讲个例子，过去军官都配发有冬天的毛呢军常服，每位发两套，因为这是美援军品，美援的毛呢是100％的，但常有人告状说，我们发的毛呢，只有百分之几十，这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不懂，上头就派我到那个师里，当面跟他们长官沟通：”你们都还不懂吗？我们里头有一部分是非美援单位，而那些非美援单位穿的衣服不能不一样啊！”我就这样苦口婆心地解释给他们听。这些非美援单位的事，你知道吗？当时整个陆军有99％压根都没听过这件事，也不会知道呀！所以为什么人家美援的是100％的毛呢，到了我们陆军就剩下80％呢？因为把其中一部分分给那些非美援单位了。当时海、空军人员不多，故没有非美援单位，但陆军里就不少，故陆军是很吃亏的。

有时那些美军顾问很厉害，也很精。好比你这个师驻在林口，他就告诉我那一天他要去视察，所谓视察是要点名的，要是被查到有缺额就会被冻结管制，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呀！明知这个师的人员已经不够，要怎么办呢？我就要发布命令，从某某师拨多少个人给这个师，让他去点名，当点完名，顾问走后，再自行归建。当时我有这个权力。过去我在拟这个人员调度命令时，上呈处长后，就直接到总司令那边批了，都不必经过参谋总长的。你们大概万万想不到军中还有这样的事情呀！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其实也是不得已的，因这是政府国防政策。一旦美军顾问知道你这个部队有缺额，他就扣你的美援金额。你这个师应该发多少预算是一定的，当你兵员人数不够，他就不发这个多余军费。然而，我们是把这些缺额的预算拨给那些非美援单位使用，想起来陆军实在可怜。

当初我们空降步兵团编制是3个营，部队要进基地受训。在进基地时，美军顾问可盯得紧，明明编制是3个营，怎么弄5个营出来？我们的做法是，你这营训练出来了，那个营进去，就把番号换过来。本来是第4营，就把第2营的番号给他，再换他进去受训。而飞弹营也是，美方只承认你有1个营，但事实上我们有2个营，因为有个营是预备的，作法也是一样，受训的时候换一下番号就好了。这种偷天换日、貍猫换太子的作法，实在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政府要争取美争援呀！当初这个事情很重要，不能随便乱讲，须要头脑清楚，业务娴熟，且值得信任的人来做。而我就是因为负责这项业务，也必须跟美方交涉，所以一直无法外调。那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无法外调的原委，但我也不能讲出去啊！因为一讲出去就会发生国际纠纷，引发美国对我们的不满，进而影响美援的供给。所以我为什么调不走，就是这样。另外，当时我也负责每天与外岛，金门、马祖战情联络。我们用密语联络，那密语一天改一次，很烦人的。负责连络的人不能随便讲话，所以总司令、作战指挥所有什么战情指示，一定要我在旁边。上级有什么指示给离、外岛，一定必须经过我的手，把他要讲的话翻译成密语后，才打电话给他们。而这个事也是让我无**调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能离开陆军总部就是因为这样。过去这些话我都不敢讲的，而那时候也不允许你讲出来。但当我报退时，美援已经停止了。

由于我在”陆军总部”后期自感前途无望，心中萌生退意，于是请命待退。岂料当时”台湾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简称道安会）主任委员傅伊仁先生延请，希望我去担任专员职务。因我系军职外调，所以不能在委员会支薪，只能请领研究费、交通费以及一些加班费等。我与傅先生并不熟识，但我知道他曾任49师师长退役少将，后转到省政府任职。我的一位老长官知道我当时正赋闲在家，又知道傅先生正在找人，所以向他举荐。那位老长官告诉我，黄杰将军正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副处长英伟退役后也在省政府任职，而省人事处任免科科长苏心德，原是陆军总部副官处第3组组长，亦是在军校时期的教育班长，基于业缘关系，又人情难却，且该会离我家近，故赴”道安会”任职，日后也可取到省府任职之便。

我在道安会的主要业务是负责”交通秩序改进督导会报”，以及辅导各县市成立交通秩序改进联席会议。督导会报是省级，由省主席担任召集人。省政府各厅处与各县市均须派员参加。该会主要研拟交通安全教育、交通工程，以及交通秩序的改善等三大任务。像当初台湾第l条穿越马路的行人地下道”台北市圆山动物园”门前的地下道，就是经过”台北市交通安全联席会报”通过的，本属实验性质，但开建完成后，车辆通行顺畅，遂致日后行人地下道、行人陆、桥都依此兴建。我在”道安会”工作3年，值得一叙的是我拟了本《计划之作为及范例》。草拟这本书的动机，是某次开会时询问各县市承办人与警察局行政科科长为何没有年度工作计画，没想到大家的回答是：”没接受指示要写呀！”因此我拟了本有关计划草拟与作为的范例说明的书，呈送执行秘书转主委核阅。两人阅毕后，大为赞赏，立即发印，并召集各县市承办人与警察局行政科科长来会研习，每人发l本供参。我在”道安会”最大的收穫是藉着督导视察之便，游遍台湾各地。每半年或3个月就会到各县市视导一次，县市长通常会指定警察局代为接待，而局长都会安排一些参访行程。我是在”道安会”被缩编为省交通处内”交通安全督导组”时离开的。当时交通处处长希望我继续留任，并应允退役后给我荐任一级的专员职务，但我还是辞谢不就。因为该组办公室地点已迁移至”中兴新村”，再者转任公职，必须正式退伍，不能支领退休俸，且到公家机关服务须至65岁才能退休，那时仍须15年年资。另外上校月退俸已够我夫妻俩温饱，至于继续工作与否，似乎已没那么重要。于是我在1971年（民国60年）9月1日就正式解甲归田了。

</DIV>

luck路客

<DIV id=textstyle_1140509>

退伍后的再就业

我的退伍不是限龄退伍。当时上校的限龄是52岁，而我那时尚不足50岁，大抵的原因就是深感军中已无发展。1976年（民国65年）11月因一位在”联勤工程署”服务之昔日军校同学的推介，遂转入”联勤工程署”担任临时雇员。我到”联勤工程署”正值”聘僱改制”9时期，因为”联勤工程署”前身为”国防部工程委员会”系美援单位，当美援停止后，便改编为”联勤工程署”。组织中大部份成员均属编制外聘僱人员。当时署内发生108位聘雇人员领不到薪饷，承办人业务经验不足，在颁发完”薪给证”就辞职走人一事。留下这个烂摊子又是我来收，这种劳心劳力的工作本不想做，但碍于人情，又不得不淌这混水。我整理旧案，理出脉络，找出机关的编制表与编成名册互相比对，再订正”薪给证”这些都日夜赶工，顺利圆满解决了。

我在”联勤工程署”的工作相当顺利，这4年中，每年都有工程人员因贪污而坐牢，其中也不乏被解聘的，可见很多人都难过钱关。为此，工程署特设监察官3名，可见当局为防治贪渎的用心，但仍未保官箴，实在令人叹息。我在工程署历经3任署长，最后不得不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与第3任署长郑兆迪无法相处。这位郑署长在其担任设计组组长时，我曾与他因人事案交过手，交手原因为该组2位助理工程师的升迁问题。当时因办理设计组2位助理工程师的升迁案，我跟他吵翻了。这2 位助理工程师全是嘉义高工毕业的，一位李姓、一位张姓，当时署里有个聘四级的高阶缺，我就按实际的人事考核资料办理升迁作业，评分计算结果张姓工程师胜出，李姓工程师落选。结果，郑组长（当时郑兆迪担任设计组组长）就来质问我：”为什么给张姓的，不给李姓的？”我说根据历年人事考评资料，那个张姓的3年考绩甲等，又嘉奖2次；那李姓的3年考绩乙等，又申诫处分2次。那张姓助理工程师出线非常合理啊！结果他反驳说：”李姓助理工程师很优秀呀！”我就反问他：”他们每年的考绩都是你这个组长打的，那李姓助理工程师的考绩，你让他3年乙等，你怎么说他优秀呢？而张姓助理工程师的3年考绩均是甲等，怎么现在你说他不优秀呢？”当初在开内部人评会时，他也参加，我出示证明给他看，他一时讲不出话来。但是人事命令已经发布了，张姓助理工程师占工程师缺，他老兄有意见，说要更改，这怎么可以呢！人事命令都已经发布了，我要怎么改？再者你又凭什么理由更改命令？

他回去后给党部写些东西，再度陈述李姓助理工程师优秀，张姓助理工程师不优秀。结果党部公文会到我那里去，我就填了个意见，可能那时下笔语气较重，结果他又在当时党员大会指责我办理人事升迁业务迴护私人，偏好特定人士。迫使我不得不起身发言，直斥其妄。我说：”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我是依据人评会通过的考核标准办理升迁。若考核有问题，你何不在人评会里提出？再者这些考成都是经过你组长决定才报署的。若你认为李某较为优秀，为何当初连续3年考绩你给他乙等，却给张某甲等呢？这很不合理呀！今天你说这个李姓助理工程师优秀，有何根据？”他哑口无言。我此言一出，大家也都支持我，政战主任也支持我。后来这位郑组长透过当时副参谋总长马安澜的关系，调往国防部后勤参谋次长室，升少将后又回任工程署担任署长。

万万没想到这位新任郑署长不久就找我麻烦，也是起于人事案的纠葛。他不了解人事作业流程，故意整我。这也是起于2个工程师调占上阶缺案。当初我报到总部要办升迁，总部已经批准了，工程师就由我们署里面发布，我们便签发人事命令，他们两位都调占聘六级的上阶缺。当初本署发布人事升迁命令时，恰巧郑署长公出不在，就由副署长批示先发。当签文已经批示，就按照公文流程发布了。通常这种上级核准的人事命令，一般都不须呈署长，副署长批示即可；经副署长批示后，转文发文中心缮打用印。没想到郑署长突然把我找去问：”那两个工程师升迁案办得怎样呢？”我回说总部上头已经批准发布。他没好气地说：”你前天向我报告说总部还没有批准呀！”我回答：”报告署长，总司令批准的事，我承办参谋怎么可以说不准呢？”于是我就把该案调回来给他看，他一看勃然大怒说：”这个文不是我批的，是副署长批示，当初我怎么没看到这份公文？我没看，你们怎么可以把它发布呢？”我回说：”报告署长，我当参谋看到主官管在公文上有批示，我就奉命发布。今天副署长已经批示，他就要负责，你应该问他。我今天无法管谁批示意见，只要主官管批示，我就有发布的责任。今天不是我不给你看啊！是副署长已经作了裁示呀！你要质问应该去质问副署长才对！这不关我事呀！”他又责问我这文怎么没有盖大印呢？我无奈地说：”这个公文送到发文中心打字发文，盖不盖大印就发出去，那是掌印官的事，也不关我事！”但他一直咬住我说：”前天你有向我报告说这个人事案还没有准呀！”那时我火气也有点大了，接着说：”报告署长，前天我们两个根本都没碰过面，你到署里上午7点钟就出去巡视工地，我那时还没上班，我是8点上班的。而下午6点钟你才从外面回来，我5点半就已经下班了。我们根本没机会见到面，你说我怎么能跟你报告呢？”没想到他理直气壮说：”我是陆军少将，难道我还会说谎吗？”我也不服气回说：”你陆军少将不会说谎，难道我这个临时人员就会说谎吗！”然后我向他敬个礼说：”我不干了，我明天不来了！”或许因我没给他台阶下，他就找署里的监察官来，要办我矇骗长官及栽赃一些不法行为，并执意送军法处理。这消息传到我耳里，本想辞职不干，后狠下心，准备和他打一场官司，遂从行政室主任那里拿回我的辞职报告，静待事件的发展。后来这案子闹到政战主任那里，政战主任指示行政室何主任调查这个案子，结果发现要法办我的文，竟然没经过政战主任那一关。政战主任勃然大怒，把那位监察宫叫来训斥一顿。后查明案晴，承办人何罪之有！署内政战部支持我，后来人事署也知道这件事，这位郑署长只好把要法办我的文硬生生吞回去。经过这件事，让我身心俱疲，决意离开，于是再度送上辞职报告。这是我大半辈子军职生涯中，所遇到最蛮横无理的长官。后来听说那位监察官被调为部属军官，并离开工程署，而那位郑署长任满后，也被转调委员。

1980年（民国69年）我离开”联动工程署”后，经好友周智渊先生的转介，到联勤208厂负责人事工作。联勤208厂，一般称做”雄风飞弹厂”，任务是研制雄风飞弹。兵工厂最特殊之处是雇工除正常薪给外，每个月还发一些工作奖金。这笔奖金发给厂内各一级主管，而主管再依单位内人员之工作绩效，分高中低3 级，发给工作奖金。我在那里以一个人事助理工的身分，办理全厂人事业务。因为有绩效奖金制度，我每次都拿最高的绩效奖金。其实这没有话讲，因为208厂的人事编制有1个少校人事官和l个上尉人事官，但是这两位都没来报到，就只我1个聘雇人员在那里办事。我负责的业务在每次上级业务督导时，都得第1名。过去在”联动工程署”办人事，也是第1名。

我虽然一直在国军高层单位服务，也办过不少人事业务，更接触过不少人事机密资料，但我在陆军总部服务时，并没有听闻有关留越国军编拨的细节问题，其实这个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当然啦！说一句不好听但很眞实的话，在军中各行政单位，有关人事部分很多都是相当黑暗的。举个例来说，某某总司令新上任时，他的人事署署长一定换，总务处处长一定换，为什么呢？这箇中的原委就是要用他自己的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军中的人事安插就是这样子。所以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有人好做官。”这道理就在这儿。就同现在陈水扁一样，他不跟你讲道理的，也不抡才适所。他今天高兴让那个当局长就当局长嘛！没有什么理由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在208厂离职后，一位老邻居告诉我”警备总部”负责机场安全的一个单位正在遴选人员，其主要工作是维护机场货运部门的安全。我透过当时政战部副主任谢将军转介，进人中正机场货运站担任守视员职务，后被调为安检员。在机场货运站服务4年。这4年里，有一件让我印象颇为深刻的事。当年我驻缅的游击队因缺乏子弹，乃由参谋总长批交”联勤总部”将一批子弹祕密送过去。然该批子弹系抗战时期留下的美援物资，承办人员疏于注意，未将之换箱，就运到缅甸去了。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将空箱留置于山上，被缅甸部队给拾获。结果缅甸据以向”联合国”控诉美国支助该游击队，导致美国对我施压，强制将该游击队撤运返台。我一高级将领亦因此案去职。我在货运工作站之数年中，对海关关员及报关行人员之作业状况相当了解，其中有不少可以说明，但有揭人疮疤之嫌，就不要说了。

</DIV>

luck路客

人生的三次婚姻

我这一生经历3次婚姻，但为什么结3次婚呢？这还不是时代局势在捉弄人！你想在那种时局与传统教条下，每个人的人生就如浮萍般地受摆盪。第1次婚姻是在 1943年（民国32年）时，那是奉父命成婚的。当时我从部队请1星期假回家探亲，父亲一见我回到家里，高兴地跟我说先结个婚再走吧！我说1个礼拜怎么结婚呀？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讲呢？他说在你3岁的时候就已经帮你订婚了。可是当时我眞的不知道我已经订婚这件事啊！事实一点都不假的，我就这样结婚了。我还记得结婚时间是在10月29日晚上，而我11月1日就回部队了。算算我的新婚只有3天，但眞算起来还没3天呢！至于我的新嫁娘长得什么样子，现在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说实在，我压根儿不认识她嘛！我结完婚3天就再度离家，跟她都还没眞正相处呢！我为什么新婚3天就走了呢？因为部队追我回去呀！当时听说部队准备要进越南了，要我赶快回去。后来听说她也过世了，是生重病死的。死的时候，抗战也胜利了。

后来我随部队到海南岛，期间又和另外一个女子结婚，这次我们是谈恋爱结婚的，但这次婚姻也不长。1946年（民国35年）8月13日结婚，可是同年9月我部队离开到上海，往山东去作战，所以这次婚姻大概持续一个月多吧！当我们46军在山东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就往南撤，撤回安徽再安徽再度整编。那时候我就被分配到175后调旅，后调旅驻地是江西吉安县，我们在那里建立旅部。结果我太太那时在海南岛娘家，后来到吉安与我相会，也就在那时有了女儿。 1949年（民国38年）部队到了柳州，那时她已经回海南岛海口市。她说她买了机票，准备从海口飞到柳州跟【析世鉴：原文此处前后文意难解，似有文字缺漏。】上级命令，命令我们部队要去海南岛，于是拍电报给她，要她不用来了。但时局捉弄人，没想到我们部队却由柳州转南宁，进入越南，我跟她就此分离了。当我进越南时，她也知道，那时”华中长官公署”在海南岛有个电台，那电台韦姓台长就住在她家隔壁，跟我也熟。所以我进入越南，一路行踪她都从韦台长处得知。 1953年（民国42年）6月我来到台湾，无法通信，恰巧香港有位军校的刘姓同学，我就请託他帮我查找，没想到得到的消息是我老婆已经自杀身亡，女儿也下落不明。我再请託他查查我女儿的下落。可是当那同学再度去广州，就被ZG抓去枪毙了。以后音信全无，失去联络。一直拖到1958年（民国47年）我才知道这项消息。

后来就遇上现在这个妻子石江三妹，她是广东人。有次在同事结婚场合，我同事请我帮他当总务。结婚后3天，我要同他清理结婚开支帐目，就到他新居。而我这个老婆跟新娘很热，但婚宴时没有来。当我去结帐那天，她也来了，就这样认识了。她当初是被人家骗到台湾来的，那时来台湾管制很严，连通信都是禁止的。她一个人在台湾遇到我这讲广东话的老广，更觉得亲切。她那时正在阳明山工作，正好与当初骗她来台的那个人分开，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嘛！她这个名字石江三妹是假的，她本姓方。骗他来的那个人原是日军的翻译官，抗战期间日本人轰炸广ZHOU，她跑到她姊姊那个地方躲飞机轰炸，顺便在那边念书求学。后来香港被日军占领！她那时才16岁，什么事都不懂，就受骗了。你说16岁的女孩子懂得什么嘛！那时候日军的翻译，权力很大！在外面呼风唤雨耶！结果那个人带她随军队到海南岛的海口市去，不久就同居。后来日本投降了，那个翻译官是台湾人，当时台湾人不算是战俘，所以他被遣送回台湾，那人就把她带到台北三重埔这个地方来。这个人就跟着他弟弟当小流氓，后又讨了一位女子正式结婚，但每当心情不顺时就殴打她。最后，她受不了就跑到妇女会求救，妇女会便安排她到阳明山去工作。

因为我们都会讲广东话，所以视彼此为亲人，她有困难就打电话找我。有一次她跟我提到这个骗人先生的事，我问她详细状况后，就对她说你根本没有结婚嘛！这很简单，打官司主张婚姻不成立就对了。当时我认识一个律师，也是同乡，他也讲：”我帮你打赢这个官司。”接着就进入诉讼程序。那个骗他的人笨得要死，法官问他：”你们两位正式结婚没有？”他讲：”我们在香港请了一些朋友，吃了一顿饭。”没想到法官判定：”你们只吃饭，不算正式结婚，同时你现在有个正式老婆了，不是吗？”法官就判婚姻无效。然而，地方法院的判决可以提出上诉，但那个人很笨，他本要上诉，结果却请代书帮他写上诉状，但是寄的时候忘了法定时效。因为已经超过10天的法定期限，他上诉无效，被法院打回来，等于宣告他们正式分开了。第3次婚姻由于我们同是老广，言语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兴趣也相同，且年龄都进入中年，又经过婚姻的历练，故相惜互谅，生活得相当愉快。但两年后，她竟染上了子宫颈癌，经两度手术，把子宫给拿掉，从此不能生男育女。但我们都看得很开，信守”无时莫强求”的箴言，命中注定，不求奢望，但求平淡、安定为足矣。因此，妻健癒后，我已退休，且支领上校退休俸，又已买了房子，衣食无缺，乃四处旅游。大陆梧州、桂林、昆明、长江三峡、黄山，西安、北京、南京、苏州、扬州、上海、杭州、珠海、深圳、香港，以及台湾各地风景区都游遍了。这应是生活中最愉快之一页。然好景不常，妻忽于6年前罹患失忆症，什么都忘了，什么也都不会做了。我自己又年老多病，不得已雇了一位外劳女佣来照顾我们。今后将如何了却人生，我们不愿去想，就听老天爷的安排吧！后将如何了却人生，我们不愿去想，就听老天爷的安排吧！记得我在拙着《露绌集》10中的结语，人生的际遇各有不同，不必怨天尤人！

眷村的生活点滴

我在”陆军总部”服务时，很多朋友聚会都不能去，这怎么说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业管战情工作的关系。我结婚后一直住在家里，譬如今天晚上有活动去看电影，一定要向上级报备。一旦发生事情，上头就会派吉普车到那里把我给接走，这样不仅破坏人家的兴致，更对不起人家的好意，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甚至亲朋好友婚宴，也不能参加，实在是怕上头随时会把我给找走，败人家的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上级会在什么时候找你。

我住在”寿园二村”，眷村里都是”陆军总部”的参谋眷属。所以眷村里面也没什么争吵，因为大家是同事嘛！大家都是”陆军总部”的科长、组长、参谋成员，所以很好眷村应该怎么运作。我在当那个眷村自治会长时，大家都很帮忙，做起事来也很便利，但日后就慢慢变质了。”寿园二村”原来只有143户，但改建后变成四百余户，因为一些外面的人都搬了进去。现在整个”寿园二村”社区成立一个社区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归”台北市政府”督导，过去眷村自治会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因为一般平民比荣民多嘛！我们原143户的荣眷，现在剩下不到40户，大部分都已是平民住居了。

另外，改建后的眷村，房产是属于我们个人自己的。过去的眷村是”陆军总部”给你住重但房产归”陆军总部”。然而改建后，我们自己出一部分钱，所以现在房子所有权是我们的，但却产生一些怪现象。有些人把它给卖掉了，像我们民权东路那地方地皮较贵，行情好时，可以卖到八百多万，若到山上买200万的房子就可以住得很好，等于转手赚一笔。所以现在我这眷村里，原来143户的荣眷，现在剩40户不到，还有的已是荣眷第2代，因为第1代大部分都已过世了。

知足的人生观

我已年登85岁，对于各项慾求，均无奢望，但求安定，就已经足够了。因为现在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安居乐业。今天我这里常提到白崇禧先生，并不是要为他平反，我的看法只是把事实讲出来而已。但我也觉得蒋、白两人相知颇深，且惺惺相惜。其实这样的结局乃时局情势所造成，谁也怨不得谁。

1 受访者按：今中国大陆已将”县”改为”市”，”乡”改为”镇”，原”旧县村”撤销，现简称”阳和”。

2 受访者按：”蒙馆”也就是”私埝”，当地俗话通称”蒙馆”。

3 受访者按：”龙州教导队”在抗战时属广西部队，正式名称为”第5路军教导总队”。当时第5路军总司令是李宗仁，副总司令是白崇禧，因该教导队之队址在广西龙州，故称之。

4 编按：石先生事后证实当时华中长官部确实派出两艘船前往海防附近，只可惜部队未能到达，后此两艘船亦为法国海军军舰截获，船上官兵亦同遭囚禁，1954年返台。

5 编按：228事件发生时，白崇禧为国防部长。

6 受访者按：所谓的”龙州驳壳”是一种长5－7吋的小尖刀，背厚刀薄，宽约两指，。可用来剃鬍，削钢板如木片。相传是杀手爱用的利器，只要在对象身上捅一刀，刀不拔出来，对象是不会喊叫的，像是醉酒一样。然后杀手扶之至偏僻处，将其靠在墙边，再将刀拔出，被刺者只会嘆一口气就身亡了。

7 受访者按：当时越币与新台币比约1：0.3。

8 受访者按：当时国防部并没制定相关退休的规定，那时志愿假退可领7成薪而自谋生活。

9 所谓的”聘僱改制”就是将原来编制外的聘雇人员，及一些军中文职人员，改为编制内的聘僱，让他们占军官、士官缺，成为约聘人员。第1次签约2年，约满续约则一年一签，约满双方可续签或不续签，不须任何条件或赔偿。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吸收民间特殊技术人才，既可灵活运用，又不发生退休安置等困扰。

10 受访者按：本人所着《露绌集》一书已被”广西文献社”列为文献丛书，内有入越4年、军旅生涯卅余春之回忆、独白崇禧默默终老台湾有感等篇，可辅本文未及之处。

◆ 全文完 ◆
<!--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