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柬、老、泰华人遭遇闻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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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柬埔寨
大个子的柬籍华人Q亲历了红高棉一次为时十多天的屠杀行动。当时他和另外几名青年被赦免死，负责监视被屠杀者不让逃脱和清理现场。最后，红高棉令Q他们砍来树枝焚尸灭迹。一般情况下，焚烧尸体要好多柴木，但由于连年的饥荒人都饿得成了骨头加肌腱的干柴般身体，干瘪的尸体在热带气候下近月也不见腐烂，在尸坑上放上不多的树枝点燃后坑里的尸体就炭化燃烧起来。Q说，这宗万人以上大屠杀事件，他是现存唯一的知情者。他很希望有人根据他的口述作记录把真相公之于世，并会带人找到那秘密大屠杀现场。有一篇文章说：“当年越南为了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合法的解释，几经掂量之后，越共选择了披露柬共大屠杀真相，以获得国际道义支持的手段。并从缴获的大屠杀证据中选择性地向世界进行了披露，虽（显）然这是有着极大保留的公布（计划）。现在我们所能查证到的大屠杀事实，还停留在越共同意披露的部分及一些受害人家属提供的个案层次上，更多更重要的部分，还被越南作为敲诈谈判的筹码保留着。”（ 看猫：《越南为什么要打柬埔寨?》，《扯淡网》）其实，因为红高棉对在柬的越南侨民下手是采用是上述那个秘密屠杀、消尸灭迹的方式，数以万计的在柬的越南侨民从地球上蒸发了，越南凭死难家属的报告知其一不知其二、无从得知真相，越南兵进入柬埔寨找不到Q这样的知情者、目击者，也就无法知道秘密屠杀的现场，“更多更重要的部分”证据是无从掌握的。这越南“保留的公布”、“谈判的筹码”说法就等于空城计、虚张声势，是心中无数而已；看猫老弟的文章就因为材料不足而趋向于臆测、想当然，不足为怪。
Q太说，当时他夫妻俩由于身体强壮，拼命劳动，得到红高棉的信任。她被分配管养几头奶牛的职务。Q人大体粗公共食堂的菜饭不够吃，另找来野菜充饥。由于吃野菜消化不良，大便拉不出肚子肿大危在旦夕。她情急中生智偷了一小杯牛奶让Q喝，然后在牛奶桶里加进等量的白水交差。这件事如果让红高棉知道，是要遭枪毙的。Q喝下这杯牛奶不久，肚子叽里咕噜直响，肚子里梗阻的不消化野菜、粪便终于拉了出来，检回了一条小命。
Q说，他在红高棉时期发明水布的一种特种用途。“水布”又称“浴布”，是一米多长、三分之一米宽的经纬棉纱布，是旧时潮汕（今广东省汕头市及周边县镇古称）农民的日用品，人们到田间劳动必备之物，传播到了柬埔寨。曾有人写文章总结水布有30多种用途：除了洗澡、擦汗、遮阳的最常用用途外，还能当绑带、提篮、坐垫，甚至武器——临时把水布弄湿，可以打人，可以取下敌人刀棒。Q则用水布当锅。因为饥饿，偷吃东西是死罪，所以就利用田野劳动的机会，把稻谷弄成糙米包在水布中，再在地上挖个小坑，把水布米包放进去然后填上土一层、浇上水，上面燃烧的野草，表面上是田间劳动除草，野草烧完米饭也烧成，水布丝毫不损坏，偷偷地吃饭也无人知晓。
红高棉时期，X女士（天外来客的亲戚）的大儿子因为饥饿，在夜里偷偷地进入公共食堂拿食物吃，不慎把上衣留在公共食堂里。第二天他被查出抓起来。红高棉让他饱食了一顿饭，就当天在田野里枪毙了。
柬埔寨红高棉时期，并不是所有地方的红高棉政权都很残忍、大开杀戒，有的地区的红高棉政权对待那些从金边下乡的华人很不错。Z一家从金边到了一方完全陌生的乡下，幸好那里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公共食堂的生活方式有板有眼，粮食丰收，生活平稳。他家里不但没有死人，大儿子还和当地人搞对象、结婚，三年后这家子回到金边，还带回了加增的人丁。
G某在干拉省省长任上时以伪职员、政治犯身份被红高棉逮捕入狱，此类人在当时是清洗、屠杀首当其冲的对象，因其清廉、态度诚恳，获释下乡到人民公社，他拼命干活，历经大清洗九死一生，在1990年在金边再顺发贸易公司任职。由此可见，红高棉的屠杀是军事化经国、斗争哲学为政的极左者之为，并非一般种族滥杀。
金边市的一所中学在红高棉时期成为集中营，人们管叫“托士楞ＴＵＯＬＳＬＥＮＧ集中营”，“集中营”的称呼比较广泛，如果联系起二战时期的希特勒的“集中营”，必然会定性为“种族屠杀集中营”，其实，“托士楞”是属于政治监狱，属于中国文革的“牛棚”——清洗阶级队伍的关押所一类，只不过这“牛棚”比较大，而且学得过了头（中国文革有“牛棚”但是只关“牛”——牛鬼蛇神，没有杀“牛”），名气特大、世人皆知，且真的把“牛”几乎都杀光。这 “大牛棚”后被辟为红高棉大屠杀罪行展览馆。在该展览馆受害者档案照片中有不少华人面容的、穿者军装的男女青年，稚气的脸庞毫无表情，不失天真的、美丽的大眼睛透出迷茫。这些被清洗、投入监狱受酷刑、最后被残杀于“邦宗艾”的红高棉干部、战士，是脱离家庭投入丛林游击队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柬埔寨华人。“邦宗艾”柬文音译。意思即“宗艾村”；“邦”即“村子”。金边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大平原，只有在西边大约20多公里外才有一个很矮的土丘在宗艾村附近。那里大概是老的墓葬地。红高棉在小土丘挖了几个大坑，半杀半活埋了大约2万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甄别出来的他们的心眼里的敌对分子及其家属，包括小孩、婴儿。
孙乃修说：“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使各民族彼此和睦相处，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是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认真思考的。”（《中国为什么失去外蒙》 ，载《 军事天地 》）。红高棉在建立政权的政纲是为解放贫苦的民众，理想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十分可歌可泣的。这从他们准备使用的一版苏联版纸币上面的图案上可以看出来：在一个明亮、宽敞的乡村教室里，天真活泼的柬埔寨贫苦少年男女聚精会神地看着黑板听老师讲课学习。后来，用屠杀以消灭阶级，是狂热、急功近利的左倾路线的杰作。他们对华人的大屠杀引起的社会经济崩溃最后政权倒台，这是阶级斗争政策违反阶级依存、民族团结的规律造成的。
---金边鬼屋
天外来客初到柬埔寨就听到金边市有一所逢人都不敢居住的鬼屋。天外来客自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平生最不怕鬼只怕人家说谎话，所以下定决心探个究竟，还想住上一两夜体验体验。一天，根据指引专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场东边该所在，只见那是一栋上世纪60年代建的临街朝南别墅式（泰国人称“陶豪”）采光良好的房子，外门虚掩里边门窗不齐，但毫无恐怖小说所描述的阴森鬼气，因此更不以为然。再经打听，方知系红高棉领袖人物乔森潘起事前的居所，后来一直空置着，洪森执政后金边的楼房被人住满，甚至临时搭建、贫民窟比比皆是，此屋也曾有人进住过，但必定日夜有人投掷石头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听过此言，天外来客确信其为鬼屋无假，此后经过连靠近都不敢。
天外来客拜读了《扯淡网》“看猫”的《越南为什么要打柬埔寨?》。这位老弟说：“我们看越共柬共的战争起源——两万越南裔被杀。只有两万越侨被杀便让越共出兵灭了柬共，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真相，但我想说：就这么简单，这是我几进越南，遍访各地、各族群后得出的结论。……越南之所以出兵柬埔寨，并不是所谓的越共有称霸的野心，实实在在是因为有两万越裔的柬埔寨人被柬共杀了，不管这些人的阶级成分是什么，他们都被越南人称作同胞。越南军队、越南政府觉得他们有保卫自己同胞的天职，谁也不敢承担抛弃越南侨民的责任，如果不出兵，越南领导人害怕将来会被追究个人责任。” 看猫到过越南没到过柬埔寨，得到的感性材料有限结论也难免不足。如果是越南为了两万在柬越裔被柬共所杀而单方面出兵，那末为什么洪森脱颖而出、红高棉骂洪森是“越南走狗”？
越南出兵的真相应该是洪森背叛红高棉向越南借兵，越南为了两万越裔的柬埔寨人被柬共所杀同意出兵，帮助洪森打败红高棉。至于还可能有第三原因：趁机侵占。洪森的借越南兵打红高棉的做法就好像中国的吴三桂借蒙古兵打李自成一样道理。柬埔寨这“人见人爱美丽的少女”，而民风强悍、近在咫尺的越南的更难“坐怀不乱”。柬、越两国宿怨不必详考，下面的简单事实可以生动地证明：在柬埔寨有一种特殊的热带经济作物叫“糖树”，样子从远方看跟椰树差不多，最高6米以上8、9米以下，糖是从树的顶上生出来，人必须爬上树才能取下糖汁；它产糖不但产量高，而且比蔗糖还要香甜、营养价值也高得多，可制成食糖和糖果。糖树经济收益很可观，一家子农户只要几棵糖树所出就可以过日子。也许由于“人气”（抽象的“人气”很难说明问题，应该说首先是种植技术，然后是历史性的社会心理、迷信观念所导致）的关系，在气候、水土没有什么差别的紧邻的国家就单独柬埔寨的国家才有它。于是这地区就有 “有糖树的地方就是柬埔寨的领土，没糖树的地方就不是柬埔寨的领土” 这个不成文的说法，邻国要扩大版图、向柬埔寨方向开拓疆界就要除灭糖树，以制造舆论和创造“新国界”标志。在上世纪60、70年代，越南人就曾用机枪扫射糖树在柬埔寨东部边界大做手脚。糖树木质部柔韧砍伐非常不容易，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枪对糖树扫射，只要有几个冲锋枪的弹头坎进糖树，糖树就慢慢地死掉。在1990前后泰国中文报就曾经刊登一张被苏制冲锋枪扫射而带弹孔受伤的、在接近越南的柬埔寨境内的糖树特写镜头的彩色照片。
H性格聪明、刚强、正直，得罪了红高棉，一天夜里红高棉把他绑在树林里要处死他，用刀子割他的咽喉（至今他的脖子上还留着一寸多的伤疤）。H淌流了一夜的血，第二天天亮还活着，由于众人的求情，红高棉才放过他。当红高棉的叛军洪森部队引来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他参军英勇作战升为军官，曾被委派为越南进柬部队的监军。期间，有三名越南士兵在柬埔寨犯军法，被他命令枪毙然后用白布裹尸运往西贡交还越南军方。
柬埔寨华人Ch早年参加红高棉游击队，后来随洪森起义，直到担任柬埔寨国防部高级军官。Ch有两件事确实是令天外来客终生难忘的。
其一是，Ch和天外来客受中国驻柬大使馆委托，拯救过2名浙江籍、4名四川籍被骗到金边卖淫的女子事。过程中，Ch热心、细心、侠义、慷慨。
1995年，有2名浙江籍少女被骗到金边卖淫在逃脱时，机智地从藏身的楼上写了中文字条抛到街上，凑合她们命大，求救信让一位好心、懂中文的华人女青年拾到找到天外来客。天外来客想到Ch可资救援的条件，他果然欣然不遗余力救助，凑了钱把遇难2名浙江少女安排在莫尼旺大道的大成酒店一间住房里。由于碰上星期六、日等待中国大使馆办理《旅行证》、柬埔寨移民局签证停留两天时间，中国人贩子凑巧来这个酒店，发现了2名浙江籍少女，两少女慌不择路，逃进比邻的客房，该房租住的是新加坡一对华人客商黄先生夫妇、见状收留并保护了她们。失去了电话联系以后，天外来客把突变情况电告Ch，Ch全副武装、用军用吉普带来了三名柬埔寨士兵赶紧前往，并由天外来客用手机通话照会中国大使馆李远全秘书，如果碰上中国人贩子若再敢阻挡救援工作则格杀勿论，因为此举他已经事先在柬国防部里取得协调。随后我们搜查了酒店，在新加坡客商黄姓夫妇房里找到2名少女，遂由黄先生他们协助保护，并再租了对面房间由两名柬埔寨士兵驻守两夜。黄先生夫妇赞助了回程费用。当中国大使馆证件、柬埔寨移民局签证、返程香港机票就绪以后，Ch用两辆军车和5名士兵偕同好心的黄先生、黄太，护送2名浙江籍少女到波成东机场上机。
上面事情过了两三个月，中国大使馆肖正荣参赞责成李远全秘书又带来了一个消息，有9名四川籍被骗到金边卖淫的女子到来求救，希望我们再次协助救援。鉴于此次要救援的人多，而对手是有当地背景的人物而非中国来的，遂更谨慎和加大保护力度。Ch找来他的好友，此人是金边一个区的公安局长，也是华人，但是不懂中国话（Ch的北京普通话则比天外来客还好）只记得他的中文姓氏。Ch还向柬国防部司令官借来了公家枣红色的防弹轿车，外加一辆军用卡车和5名士兵，还预备了紧急情况下增援的兵力。从中国大使馆接到的只有4名侥幸出逃四川少女，其中一名是大学生；另外5名估计被发现异动受控无法出逃到大使馆。Ch把车在金边市区街道反复巡行转弯，又东进西出、西进东出地进出柬国防部兵营两次预防有人跟踪，最后还带该4名四川少女和柬国防部司令官见面交差，两天之内换过4个住所，终于顺利地完成中国大使馆的重托。在上述两项救援行动中，就Ch所付出的房租、伙食、给出勤士兵的奖金、车油费达600多美金。Ch的工资很低，600多美金至少是Ch他3个月的工资。当时柬埔寨士兵待遇来说每月只有3个美金甚至经常还无法发放。
其二是，柬埔寨华人社团在1994年中国农历新年春节恢复民间传统向华人富商们舞狮拜年“采青”（讨“红包”、“利市包”）筹集公益基金活动。当时正值金边市政府出示禁放鞭炮的命令，此事还是由Ch顺利地解决了。华人社团舞狮队到一处敲起锣鼓燃响了鞭炮，拿着冲锋枪的柬埔寨警察就马上气冲冲跑过来，Ch就迎上去，同样气冲冲地讲了两三句话，还把警察的冲锋枪顺手拿过来放在车上一起运走，两天下来缴过警察的10来把冲锋枪，第三天响鞭炮就再也没有谁来过问了。Ch在舞狮现场对执勤警察说的到底是什么理由，为什么下了人家的枪人家乖乖地听了话，由于天外来客听不懂柬埔寨话，也觉得不要问明它当为奇遇保存在脑海里更加有趣，而没有向Ch或其它人动问过。
从Ch身上可以进一步说明越南进入柬埔寨后华人参加洪森部队的情况，以及现柬埔寨华人的政治地位的实际。
C某在越南军进入柬埔寨时全家已经饿昏，奄奄一息。越南军队发现后即时抢救，一家人苏醒后，被运到西贡市医院治疗。除了它的小女儿因为病情太重在半路死掉以外，其它4人都被越南军救活了。
越南兵在金边时，金边各寺院的大金佛不翼而飞，所有民房的铁门、铁窗、铁栏杆被橇出运到越南。当时金边市是一座空荡荡的、无人之所，这些金属当然是废铁留着也没用，不带走是浪费，何况应邀出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些东西，不叫战利品也算劳军物资，或者叫人家不要的废品也是非常恰当的。反正，历史上任何借来的外国军队，规规矩矩很难以谈上。
洪森借越南兵打红高棉，使红高棉兵败山倒、一塌糊涂，达到预期成效。后来洪森没有成“柬埔寨的吴三桂”，幸而有西哈努克出面联合国内的反对力量（当然免不了向外求援吧，这属于秘史），包括泰国因为泰越边境的不妙形势，防范越南趁机扩张而和中国的建交形成了包围圈式的压力，越南知趣搬“履行出兵协议”的梯子从柬埔寨退兵，洪森的借兵化险为夷，成全了他独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史绩。
在某网站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因为在当年柬共的大屠杀中，柬共扮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可耻的角色，时至今日，外交官出传记的不少，却没谁敢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年柬共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当时几十万的华侨被柬共杀害，柬共没有透一点风声，除有权知晓的柬共那几十个人外，被蒙在了鼓里。实际情形，柬共大使馆最清楚，当时，遍布柬埔寨各地、党、政、军各部门，正是这些人帮助这支丛林游击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有投诉或求救的信件，都被柬共大使馆及其领导下的‘专家’们封锁了，华人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这些投诉或求救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字里行间，怨气冲天、言不由衷，文句结构明显错误。这“错误”无疑是笔者或编者对该“敏感问题”所做的特殊脱敏技术处理吧。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由于秉持着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路线而对红高棉政权的建立具有因果联系，思想影响和传播的是源头；在行动关系上，红高棉高层到过北京（也到过苏联、北朝鲜）联络、考察、取经；在柬埔寨境内，除了中国大使馆，还可能有顾问、专家。但是，事情到了后来红高棉已经完全按照他们自己新的思想观点行动，中共指挥棒失灵的时候红高棉的屠杀行为与中国没有直接的责任是完全肯定的，即使上红高棉案的国际法庭，红高棉政权的白纸黑字的理论和政纲文件史料一摆，即可解脱干系。到了红高棉兽性大发时，中国政府即使对侨民萌生悲悯心和责任心，种种限制之下，也已经势成骑虎、鞭长莫及，不袖手旁观也只能袖手旁观。
至于柬埔寨华人寄送到中国大使馆、中国专家投诉红高棉罪行或求救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一事，很难说是一种出卖柬埔寨华人行为和协助、指使屠杀，天外来客认为这是一种当时中国政府良心上能够做到处理方式，尽管这种处理方式上是消极地，但在中国是一种传统，把信件交给了柬共实是要红高棉正视回应。君不见国内当今的反映基层问题信件寄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把信件加上意见、盖了公章，再套上一个信封回发到问题部门责令研究解决，当事人遵命解决的也有，作为报复证据的也有，都靠发信人的运气。
在当时，红高棉的政治行动已经造成对于整个柬埔寨华人的安危的威胁，遂有华人团体人士向某一素有往来的中国政府援助的工厂求救，却发生了影响极坏的交恶事件。起初，中援工厂的人表示同情，并答应向上级反映。可是到约定到答复时间，中援工厂不但让那些来访者吃闭门羹，还特地在门口树立看牌写上对柬埔寨华人的坏话。这给大难临头的柬埔寨华人以落井下石的极坏印象。天外来客认为，这绝对不是中方上级教他们这么具体做的，上级应是叫工厂的人回避柬埔寨华人的避难要求，或者因为中国国内的文化革命混乱形势无暇顾及，特别明显的根据是中国政府的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对于海外华人的出问题一般当为他国内政不进行干涉。当时柬埔寨的“内政”既可以说是西哈努克王国政府的内政，也可以说是中共的兄弟党红高棉政权的内政——当时柬埔寨正处在动乱的时刻，“内政”概念相应十分模糊。反正这种事情是别人的死活、别国的事情可不必去多管。问题就出在中援工厂的工作人员人身上，出在他们个性影响着政策过程的作为上。当时能够出国的专家，特别专家队伍的领导，更是那些经“查三代”、阶级觉悟高、思想过关的党、团员和军人，由于被轻视文化、轻视素质教育，他们都具有当时作为革命天骄的、不学无术却妄自尊大的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无政府主义潜在性极强。他们红而不专，毫无良心，国际知识、外交知识贫乏，不重视民族的同胞的团结友爱，只懂得对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地主、资产阶级心怀刻骨仇恨，那些从商致富的柬埔寨华人在他们的脑里是剥削阶级分子，早先因为工厂业务、建立柬埔寨革命统一战线需要不得不虚与蛇委；在善良、爱国的柬埔寨华人的眼里这些“中国专家”则是自家兄弟、血统同胞而尊敬有加、毫不设防，做梦也不知自己是在玩着与狼共舞的危险游戏。到了红高棉政权搞出打倒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政纲和行动，正合乎“革命天骄”的乌托邦幻觉的壮丽图景。他们不知其中的分量（按标准的说法是缺乏政治头脑，不知道政治影响的重要性），曲解上级的有外交政策根据的措施，不懂得“不予置评”，却擅自妄为而行使授人以柄的、过火的无政府主义做法（这与同期国内文革造反派无政府行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决不是天外来客此文避重就轻的说法），侮辱、打击了柬埔寨华人，大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爱国心、民族感情。
随着遭受红高棉政权的政治苦难日益深重，柬埔寨华人怨气不断加码，错误地把责怨都发泄到周恩来身上，贬称为他“遭殃来”！这个相信世人罕闻的“遭殃来”到底从何而来呢？
盖因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自从1955年万隆会议上折服周的气度产生了钦佩和敬仰、所到之处大加宣传之后，柬埔寨华人起了强烈共鸣。后来周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到东南亚列国访问卷起“周恩来旋风”， 柬埔寨华人先入为主地把他当为祖国荣光的化身，把改变祖国长期的落后、挨打、海内外华人受欺的功劳都象征性地集中在他身上，开始了对于中国的政治靠拢和信心，台湾国民党势力在西哈努克王国政府的政治倾向和华人那水泼不进。柬埔寨华人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对于企图谋杀刘、破坏中柬友谊的美蒋特务深恶痛绝，组织大批人力跟踪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起出特务放在波成东机场附近必经的公路桥下定时炸弹，临场抓获了特务狙击手；刘少奇到访的当日，从波成东机场到金边市的公路两旁，沿途都满满地排着翘首以待、顶着烈日欢迎国家主席的、来自全柬各省的华人男女老少；中国支援柬埔寨，他们和中国专家同心协力，把几个中援工厂搞得火热朝天、声誉卓著；他们把中国大使馆当成政府机构事必请教，和中国大使馆密切配合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宣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每到春节舞狮，在皇宫门口舞毕接下就是中国大使馆；广东潮剧团到柬埔寨巡回演出，万人空巷；华文教育在海外排名第二，仅次新加坡、还决心赶超新加坡；为协助中国和北越抗美建立“胡志明小道”，他们组织了“华运”（“柬埔寨华侨抗美运动促进会”），出钱、出力，不惜牺牲身家生命奔赴前线；文化大革命展开，他们从中国运来“红宝书”，到处集会游行唱“语录歌”、革命歌曲，号召柬埔寨贫苦人民起来展开革命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消灭剥削阶级走向共产主义；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世界革命的伟大号召，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热血青年背叛资产阶级的家庭拿起枪支走入丛林投入与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一致红高棉游击队，和祖国、中共同甘苦、共患难……但是，当他们因红高棉磨刀霍霍遇到危难，祖国却无动于衷，中国专家还出言侮辱，疑惑、迷惘直到萌生怨恨，认为是早先的“周恩来旋风”给他们带来厄运，于是举世公认的好好先生，为了海外华人的安全而创造性地实施取消双重国籍，苦口婆心地向东南亚各国的政界、华人发布、宣传这政策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文革中被“红卫兵”称“和稀泥”的周恩来在他们心眼中变成了“遭殃来”。周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特殊地方，以个人的名义为马克思小小的政治经济学狭隘性错误导致的、古老东方民族可怕的现代悲剧背起了不应该负担的沉重的责任。
后来在泰北难民营发生了柬埔寨华人难民的起哄事件。
在难民营里，柬埔寨华人难民终于看到自红高棉屠杀华人几年来他们千呼万喊而不见的中国官员，于是死缠烂打地向后者发泄积怨。以前，他们是在浪漫中迷失自我，现在是在劫难里失去理智，在一个不合适场合、极其有限的时间里、面对这不合适的对象——到难民营的中国官员是视察难民事务者而非其它——来提出和要求解决复杂、长期淀积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显然是没有成果、自找麻烦、愚蠢至极的，是拿逃出生天的良机赌气。他们本来即将在第二天被接受往欧美定居，但这过激举动扰乱了难民营的秩序，破坏了国际社会救援工作的严肃性和和平氛围，给难民机构的负责人、接受国的使者以极坏的印象，遂被取消难民资格责令赶回。当他们见到事态不妙赖着不愿离开，守卫难民营的泰国军警打响机枪硬是把他们清出、赶回柬埔寨国境。亲身经历幸存的G说，他们来回都扶老携幼、步行跋涉，经过湮瘴密林、高山峻岭、地雷阵，遭毒蛇、野兽、饥饿、蚊虫、日晒风吹雨淋，遭沿途柬埔寨土人的欺凌抢劫。当劫匪知道华人妇女喜欢把黄金、宝石藏在阴道里的做法，他们争相强行“检查”每个路过的逃难华人妇女的阴道，享受天赐财色同得的游戏。2万多人出发逃难泰国边境，到泰北难民营剩下不够1万，再回柬埔寨而幸存不到2千。中华种族的人由于狂热、失却理性，事态弄得如此复杂严重，在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同室操戈的好戏，搞得流离颠沛、人鬼不分、死人无数，实在丢人！太丢人啊！
---柬埔寨华人偏激行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上世纪40到50年代，富饶、优越的柬埔寨自然地理环境、资源，法国殖民主义的先进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体制和高社会能量的柬埔寨华人少数民族的有机结合，民族团结共同努力，使柬埔寨社会经济创造了奇迹，当时的金边比新加坡、曼谷、香港各大城市都繁荣，经济状况在亚洲首屈一指。除了皇族、高级军官、僧侣这几个原住民族上等阶层，中、小资产阶级就是华人。赶上冷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中、小资产阶级的柬埔寨华人出现了“富裕疲劳症”，对乌托邦社会政治斗争的刺激兴趣起来，忘记了身在异国，引进红皮语录、语录歌，还翻译成为柬埔寨语言文字，向柬埔寨贫民阶级进行革命思想灌输，这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权就是“红色高棉”。红高棉进行革命行动的对象就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华人。红高棉为了他们的跨越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实现，用屠杀来重构社会，于是他们按照用劳动表现，和简单的问答方式来衡量、判别对象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思想，劳动表现好、答出满意答案的人就是阶级兄弟、团结的对象；劳动表现不好、答出不满意的答案人就当阶级敌人予清理——杀掉。同期的中国湖南省道县、北京市辛店文革中出现过无政府主义的对“阶级敌人”的屠杀，那无情斗争的政治思想是前提。而红高棉针对的“阶级敌人”屠杀除了上述前提以外，是他们的极左政纲指导下的政府行为。勤劳、聪明、人缘良好、善于经商的华人到海外谋生，总比一般原住民族的民众容易积累财富成为富有阶级，必然要形成与原住民贫苦阶级的阶级矛盾。历来把原住民族对旅居的华人为财富、地位、政治等原因产生的排斥（最甚就是屠杀）行动称为“排华”。上世纪的40、50年代，在柬埔寨金边和其它中小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以至乡镇农村的商贩、地主几乎都是华人，当时的一句话“十家番人养一家唐人”就生动地反映了柬埔寨社会的阶级结构。贫苦的原住民族的阶级斗争意识被唤醒以后，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商贩、地主华人的行动，不可能是纯粹的革命意识，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华人为财富、地位而排斥的长期存在的潜意识。
社会上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界限，“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好马不吃回头草，嫁出的女儿怎能搬回家”。华人出国，尤其加入了他国的国籍就是他国的公民，要以侨居国的政治安定、民族团结为重。上世纪的柬埔寨华人的错误就在于不仔细计算利害随便参与政治，而又忘记了自己起码应该遵守的国家、国际的法律、法规，遭难之后，别人无法救援，也无法可怜。一切要看他们是否好些为之。
在幸存柬华人士心目中，现总理洪森是他们的救星。洪森很有经济头脑，也很有政治气魄。他理解华人对于柬埔寨社会经济的作用，红高棉对华人屠杀行为的没人道和破坏社会生态他极愤慨举行起义，他勇挑重担，冒着出卖民族利益、投靠越南罪名和国际社会政治纷争强大压力向越南借兵打击红高棉，及时地制止了红高棉的政治大屠杀，客观上起到反排华的作用，免除了柬埔寨政治经济崩溃的危机。洪森的经国思想很有包容性、延续性，它批评毛泽东在红高棉政治事件的负面影响，而对金边市的“毛泽东大道”命名继续保留。他尊重西哈努克亲王，拥护柬埔寨的君主立宪政体，继续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在洪森取得政权以后，允许华人华裔重归金边等城市展开工商业务活动，允许成立华人社团展开公益、民族团结活动，于是柬埔寨社会趋于安定，在华人与原住民共同努力下，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逐渐走上坦途。
---政治实验室室长
冷战时期的西哈努克亲王发难独立、不结盟政治纲领，对于引起殖民地小国相继独立、打击帝国主义势力，促成中国进入联合国世界政治历史起到翻天覆地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柬埔寨国家体制受到了这种历史进程的驱动，经历了颇为曲折变化而最终以君主立宪制为归属的历程。作为王国体制的柬埔寨，脱离了帝国主义束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密切联系，尤其北越支持南越军事运输线“胡志明小道”被美国发现跟柬埔寨的关系，西哈努克遂成为美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从此他走上坎坷的政治历程。首先，美国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柬埔寨华人积极参与的反美运动因其内涵而相继唤起了柬埔寨贫苦民众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紧接着进入了柬埔寨，王国体制受到冲击，红高棉把革命革到了西和努克的头上。西哈努克多位妻子、儿子在这段时间里下落不明。“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时，西哈努克由于受到软禁，发出的唁电和信件都被扣留，参加毛主席葬礼或到金边的中国大使馆在悼念簿上签名的要求都被拒绝。1979年，重返国际社会后，西哈努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这段往事失声痛哭” 。（《羊城晚报》2004年10月11日，B6版，新华社特稿《柬埔寨致富——西哈努克亲王》）
按照红高棉的政治思想是消灭剥削阶级，西哈努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即使是兄弟党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依然是无法放过的专政对象，而红高棉正推行着严厉的婚姻制度，痛恨他一夫多妻糜烂的封建君主生活，用杀戮来改造他家庭，并以此为“祭旗”来标榜一种严厉的共产主义政治纲领。作为政治家的西哈努克思想活跃、热情、自我失控，使柬埔寨变成现代各项富有重大意义的世界政治实验室，这些实验项目包括民族独立（小国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束缚和统治）、共产主义（红高棉穷共产主义）、君主立宪（调和与洪森政权关系）、全球一体化（联合国维和），其正反方面的实验结论，对于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富有意义和参照价值。这位政治实验室室长的奉献精神和功德，也实在值得世人钦佩、敬仰，其坎坷的遭遇也实在值得世人同情、怜悯。
---“哈舍”
西哈努克的“多彩的爱情”——新华社《柬埔寨之父——西哈努克亲王》特稿文章（《羊城晚报》2004年10月11日）——用这种词句描述其私生活。根据《西哈努克家族》的自述，他先后和19个女子“谈恋爱”，这些对象有芭蕾舞演员、公主、老挝舞女、学校选美冠军等。西哈努克的老朋友跟天外来客谈论的时候总称他为“哈舍”（“舍”，潮州话对有钱人的儿子的尊称，但另外用途是含“公子哥儿”之义），说他“哈哈拢”（作风随随便便，但心地不坏）。传说西哈努克一位先祖曾以最富饶的6个省的版图换取一位越南血统的美人的“多彩的爱情”，至今柬埔寨老华侨们开口闭口还把越南南方西贡（胡志明市）一带称为“下六省”、“安南下”而不叫“越南”，意思即柬埔寨属地。如果这种历史传说有根据的话，那末，西哈努克有乃祖之风，西哈努克家族多情的基因和得天独厚的财富基础的、心想事成的爱情故事，真羡煞天下的男人！但是，柬埔寨华人在冷战时期就好像乘着沧海失舵孤舟，也随着“哈舍”的对称的、半对称的或根本不对称的政治活动而起伏、颠簸。
---西哈努克的老朋友江公毅
江公毅先生是柬埔寨动乱前的首富。江原籍广东普宁县人，因家境贫寒，9岁时只身随人到金边谋生，流浪街头，长期在采石场敲碎石，逐渐熟悉建筑材料、土木工程建筑，发展成包工头、建筑商。江公毅的发迹在于和西哈努克交上朋友取得奥林匹克运动场，以及金边及其它城市的市政建设项目，尤其公路街道的承建权。他在金边市有一条长街“公毅街”（如今柬文字典上有“公毅街”词条），还有多个加油站。江和西哈努克交往密切，得到西哈努克签署的自由进出皇宫的证书。江有西哈努克式的“多彩的爱情”，他先后和9个女子“谈恋爱”并娶为妻。在朗诺-施里马达政变时，江被捕入狱。他出重金解脱、移巨资、举家移居香港。在西哈努克政治动荡时期，曾帮助过西哈努克的儿子逃难、就业、教育，并通过一位在曼谷牛桥区的、其丈夫任泰国军方要职的华人社会活动家、风姿非凡的F女士，把自捐、募捐的财物由泰北边境秘密通道，支持西哈努克一系列政治活动。1989年，江重回金边创再顺发贸易公司，天外来客寄居其家多年。常获江公毅先生畅谈战前柬埔寨政界以及华人上流社会情况，惜天外来客对此宝贵历史资料没有多大兴趣，没做过笔录。1995年，江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5岁。
从江的身上，可以看到，在西哈努克全盛时期，从首富巨贾到中、小资产阶级，几乎全是华人，尤其是素有“中国犹太”之称的汕头地区（潮汕华侨）。当今，柬埔寨首富巨贾，到中、小资产阶级，同样几乎全是华人，尤其是汕头地区籍的人：首富许锐腾、赖振义，其它如方侨生（前为柬埔寨难民，现加拿大籍）、林惠龙、杨启秋、李安弟、郑棉发等等，都是华商界的佼佼者。
---刘全华在柬埔寨
刘全华是刘少奇的警卫队长，故此他在文化革命中备受无辜冲击，平反后无心仕途，到柬埔寨开办了华龙公司。有过一段交往后，天外来客信口问起他早年参加革命的动机，他说，在日本侵华时，看到日兵把刺刀挑了一个怀孕妇的大肚子，作为血性中国男子的他无法忍受此亡国奴之辱，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在革命的生涯中，他一共渡过24个年头的牢狱生活：日本的、国民党、文革的，每段都刚好平均8年。他说，最不应该、损失最大就是文革的8年，因为这是自己的共产党的监狱，而且它的妻儿都在此段中死掉。这就是谁眼见他晚年将至孑然一身，不能不为之感到悲凉的原因。那特殊时期，刘不把自己也贴上已经太幸运了。文革由于被长期关在牢房里从没放风，到了出狱那天见到太阳光，他眼睛发黑人就倒在地上。刘说，当平反后想出国他立刻就想到了柬埔寨。天外来客设想，大概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与过刘少奇到过这个国家受过热烈欢迎、留下深刻印象；何况在金边如今还有一条刘少奇大道，这些无疑使他身在此地能时时保持着对“老头子”的温馨回忆和思念。他在金边的别墅里经常玩弄长的、短的几条枪，有时还向天空射它几发或一梭子弹（柬埔寨1990年前后刚停战阶段，枪支流入大量民间。在金边市区，下雨天因不忌惮警察干预人们趁机试枪，天上飘来乌云下了雨，枪声就此起彼伏；尤其春节、元旦之夜，市民通宵达旦向天打枪代鞭炮，在黛黑的夜色的天幕上交织成了密集交叉的、橙红色的弹道网，十分瑰丽壮观，令人大开眼界、兴致盈然。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特殊意义的文化活动了。真要谢谢国际大佬对柬埔寨送来这么好看、这么刺激、这么多、这么贵重无比的节日的烟花！只是老天爷也许会有意见——他真不应该替柬埔寨人吃这么多的弹丸），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余勇可贾、对枪支有特殊感情的他显然再合适也不过了。
1994年在参加中驻柬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天外来客觉得，谢月娥大使对刘全华亮相安排，不仅因为他是元老，而且通过他使人联系到刘少奇而密切中柬友好关系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红高棉屠杀罪行纪念馆的关闭是柬埔寨的内政
至于有人认为，金边的红高棉屠杀罪行纪念馆的关闭是“外国频繁地外交斡旋、经济援助，施压的结果”（ 看猫：《越南为什么要打柬埔寨?》，《扯淡网》），天外来客认为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
一、是把洪森看扁了
在冷战时期，洪森能够气吞山河地顶住国内外战争机器合力灭顶之灾搞起义和调动政局，具备处理大事的能力，他不至于在现在的和平时期却变成了一盏省油灯。其实，对于柬埔寨国家政权来说，已经没有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预、侵略的任务，没有势均力敌的打内战的斗争形势，柬埔寨已经凭着和平形势和国内的地理资源优势，逐渐走向自力更生地建设国家的真正独立时期。就上世纪90年代对于红高棉残部的最后围剿的几个战役，政府军的军需从自己的国家资源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的筹集已经绰绰有余，无需任何外国的军援。
二、把后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看成是冷战时期的柬埔寨
上世纪90年代冷战尾声中，国际社会开始追求世界和平和一体化，联合国对柬埔寨派出维和部队。维和部队的主要组成是冷战时期的敌对阵营的敌对国家苏联、中国与美、英等国，国际社会对于柬埔寨的共同破坏变成共同建设，冷战时期的外国通过外交斡旋、经济援助、施压而取得自家的政治目的勾心斗角的行为已经成为过去。就中国方面的国内、国际政策来说，已经实行由意识形态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与世界一体化的大潮靠拢的转变，对于柬埔寨则只是有限度支持其和平建设，像上世纪90年代支持柬埔寨政府的数万米警察服装用布、中文教育的项目都是公开、和平建设的性质。中国对红高棉的历史问题也有了正确的评价和取向，同时也采用尊重柬埔寨政府、人民的选择不干预其内政的做法；对柬埔寨华人因为他们都已经加入柬籍，遂摆正为国际友谊的关系，并以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社会经济交往为目的，再也不会发生以往那种鼓吹世界革命、遭致柬埔寨华人惹火上身并始乱终弃的做法。
三、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柬埔寨
我们应该看到：（一）柬埔寨是佛教国家，佛教对于罪恶的惩罚不像专制政治那么追求现实和实在的报复。（二）柬埔寨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是当时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头号帝国主义的法国的殖民地。柬埔寨政治家受到法国这发达国家的政见问题的处理的宽容做法的影响。（三）以平民国王著称的西哈努克亲王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视和对子民，包括对于犯了滔天罪行的红高棉集团的处置，都抱着宽容，这种治理思想得到各政党的理解、尊重和拥护。（四）洪森经国思想的包容性和延续性在处理红高棉的遗留问题会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这些“柬埔寨特色”，是与中国所不同的。
总而言之，不管过去发生的红高棉的政治事件，如今的红高棉屠杀罪行纪念馆的关闭、处理红高棉的遗留问题的做法，归根结蒂还是柬埔寨的国家内政。固然，我们因为柬埔寨华人是中华民族同胞，甚至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会格外地关怀、关注他们命运，但应该始终掌握国际法律知识和现实情由，才能做出正确的评论和对待。同时，我们应该检讨同胞们自身曾犯过思想和行动错误而成为招致不测的动因，所以不能单方面地看问题而产生偏激的看法。而再看看现在，同胞们在血的洗礼后终于变得聪明的、理智起来，他们正受到柬埔寨政府的关爱，正在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并将继续成为这个国家的富有阶级，他们会珍重这一切，保持这一切，不至于再干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蠢事。
所有的海外华人应该吸取柬埔寨华人这种历史教训和经验，爱祖国但要懂得现代国家常识，领会中国不实行双重国籍的政策的深厚内涵并切实遵循，注重遵守侨居国的法律；赚了钱不要财大气粗、得意忘形，要多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和当地民族团结友好相处、和衷共济，避免阶级冲突，不要惹火烧身，才是利己利人、努力维护中华民族声誉利益的正确的做法。
---烧钱
在改革开放中，南方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酒饱饭足有别墅小车，接下来就是“泡妞”。酒店来了“妹力无穷”新佳丽就争风比阔，肉搏、械斗、枪战已屡见不鲜，某地竟还出现斗烧钱，多烧纸币、烧万元以博一笑的事例。在冷战时期，国际大佬的金钱外交与上述社会怪现状十分类似。柬埔寨地理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有战略意义，西哈努克常言柬埔寨是一个人见人爱美丽的少女，事实上两家为柬埔寨花掉的金钱钱也确实多而应了他的自夸。华商对此有过一个特殊的行话“接援”——接受国际援助，设法把国际大佬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们每天起床特别留意上头又接到什么国际援助，赶紧看有什么门路，撞进去好分一份羹。国际大佬的天上掉下来的糕饼最好吃，项目到底完成了没有，有时候并不太关心，审计也鞭长莫及，上头只要注意在舆论上为出钱大佬捧场、国际会议上看眼色投票或举手就行。和高层关系良好的华商除了一般被动“接援”外，还会协助军政部门出点子、见风驶舵主动性的“求援”，拿到援助就和上头“逢三进一、见七无除作九一”地瓜分，甚至项目不做，把财物拿走，远走高飞或销声匿迹。小国“求援”有奶便是娘，国际大老疲于应付时也花钱不讨好。“小国沙文主义”的责怪活脱脱的描写了国际大佬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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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挝
老挝两派士兵作战时把枪打向天空。
老挝是地处东南亚北部内陆山区地带的小国，除了森林，别无其它资源，十分贫穷，民风淳朴，是阶级斗争大势里的桃源世外。冷战时期，老挝除了王族内部因政见分化成为左右派外，再没有什么华人资产阶级和贫民阶级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但对阵两家仍没放过对它的关照。
X、Z本是至友，冷战时期成为老挝不同派别的华人领袖。X属右派、Z属左派。在会场、报纸、电台，他俩是势不两立的政敌，演讲敲桌子、文字攻击狗头喷血地对骂，X指责“Z是左派走狗”，Z指责“X是右派走狗”，私下两人则经常一起吃喝、品茗里聊天。一天X和Z扯淡时，扯到各自的军界朋友因为士兵不喜欢打仗，阵地没战事，外国军事援助减少了日子不好过。Z献计说，两人分头叫两派多开战，把枪打向天空、打越多越好，然后各自把子弹壳集中起来向各方的国际大老的人说明作战事实和程度，并由X拿来右派军队的美式枪械交Z送给左派做战利品邀功、Z拿来左派军的苏式的枪械交X送给右派做战利品邀功，投一投国际大佬之所好，双方军援保证源源不断，大伙儿日子既好过、保持和气而又热热闹闹，连国际大佬在内也皆大欢喜。Z的鬼点子确实灵验，两派军官照办不误。这游戏规则成为老挝冷战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成为世界军事史的奇观。不知就里的当时的战地记者、时事评论家，更不用说后来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历史学家总把这种天方夜谭作战方式描写成为佛教徒的天真，殊不知佛教徒的老挝军人不但吃人间烟火，而且吃军援是用着一条九曲连环的锦囊妙计。
---语言天才的X
X具语言天才， 11岁时在家乡小学时就喜欢外语，潜心自学英语而自通。见驻守本乡道卡的国民党士兵经常乱拿过往民众物品、农产品，在一夜晚，X借玩耍趁人不备用白粉笔在该岗楼边的墙壁写上undiscipline(军纪不严)抗议之。次日，国民军党团长获报见状大怒，吊打了村里的两个读中学上过英语课的富家子弟，但得到的口供是他们两人不但没写此标语，而且这个词他们还也没读过、不懂其意思是什么。后来查知X所写，听X答话后该团长理屈词穷，重责多名违纪士兵而不怪责X、反而惊叹其天资胆识,言X他日必在自己之上。X于18岁赴越南，竟独特地以边学边教法文作为谋生手段。生活东南亚多年下来，X共会英、法、越、老、柬、泰语，连同北京音普通话、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福建话近10种话语，为越、老、柬高层一致器重，公共关系良好。时三国华人青年参加激进活动系官非托事，有求必应，X不取分文，获救百数人。其后X以一级难民身份赴美定居，致力垦荒经办农场发展种植业再度致富，安置越、老、柬难民就业者众，多次获美国政府奖赏农业机械设备，在美国的越、棉（柬埔寨）、寮（老挝）华人协会、潮州会馆等社团任要职。胡锦涛主席访美，X组织华人社团恭迎，应邀于当年5月率一美暨华人考察团回访北京、上海、沈阳拖拉机厂。
冷战时期的老挝，从首富巨贾到中、小资产阶级，几乎全是华人，尤其是素有“中国犹太”之称的汕头地区（潮汕华侨）人氏。例如廖秋光。当今，柬埔寨首富巨贾，到中、小资产阶级，同样几乎全是华人。今年11月末温家宝总理参加在老挝召开的东盟会议、访问老挝，会场以及温总理的住处别墅均由一名老华侨出资。
（三）泰国
如果说，柬埔寨对于华人的负面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或者根本没有心理准备甚至任所欲为而乱了套，在泰国就不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泰国华人的不良分子以战胜国中国国民的身份对泰国人公开歧视（泰国在抗战时期被迫投降日本，是战败国），发生过在曼谷唐人街示强殴打泰国警察的事件，引起泰国当局的第一轮排华和限制侨居泰国华人对策。这个历史事件积累的经验和法制基础，使得对于上世纪60年代华人传播激进思想、搞武装活动造成社会动乱时，泰国的心理准备足够、政策与法律依据充分，应变处理也及时、巧妙、稳妥。泰国华人激进人士终于不能像柬埔寨那样发动起侨居国的贫民阶级对自家——华人中、小资产阶级的斗争风潮，泰国华人得以实现与泰国贫民阶级的和平相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泰国的经济腾飞、惠及泰国贫民阶级，自己则长期享受了写意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泰国的政治局面在冷战时期一直保持出奇的稳定、平静，和一线之隔的、但炮火连天的、连年动荡不安、华人劫难重重的柬埔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特别发人深省。
在泰国北部，当局停止了对于被中共解放军打败躲难于斯的国民党军九十三师残部的围剿改为招降，遂设立泰北难民村，利用该难民村为据点和它的特殊难民对付泰北游击队。身经百战、仇共、为了换取居留权和国际庇护的国民党军九十三师残部的凌厉攻势，华侨学生游击队当然不堪一击。泰国用了国民党军九十三师残部这头自来猫，镇住了北部的大幅地盘，实际上是一场以华人制华人的巧妙整治方法。
在以曼谷为主体的中部，泰国当局把数以万计的参加激进组织和集会、示威游行活动的侨生遣送回中国，因为这些人都是“白当劳”（泰语音译，意即“外侨身份证”）的中国籍人（直到现在泰国还有30万左右的持外侨身份证中国籍人居留），要搞中国式革命就回老家去搞。侨生们回到国内，赶上１９５７年的“大跃进”、１９５８年的“反右运动”、１９５９－６１年的大饥馑大死亡、１９６６－７６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苦难，有的侨生还被无端划为右派分子和被怀疑为派遣特务而投入被监狱。信息传到了泰国，就再也没有谁参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导致身败名裂、贫穷潦倒激进活动了。于是，曼谷华人侨生至此才老老实实地读书、做生意养家，或者为了安稳地居留免致风吹草动被遣送送回国，纷纷加入了泰籍。在泰国实行与中国邦交、中国改革开放后，很多侨生通过旅游手续进入泰国，想方设法恢复“白当劳”受到泰国旅游公司和泰国警察局、移民局的盘剥。
L当年执意参加激进学生组织众亲属苦劝不止，遂被泰国政府遣送回到国内，潦倒了大半生。1989年L通过旅游手续进入泰国，当年贫穷、如今是泰国著名重工业机器商的家族只有一位堂兄弟送给L回程路费、不让留宿过夜。L用这笔回程路费想方设法恢复外侨身份证，在曼谷流浪。但当天外来客收留了L、安排了他工作，L就因为会讲泰国话，竟在寄人篱下和60多岁的年纪情况下，找来了一名泰族打工妹在集体宿舍里同居起来！
泰国南部华人侨生游击队则被称为“马共”（马来亚共产党）。这“马共”是最有杀伤力名词。它除了武装暴乱，还包含非法从马来西亚过境作乱的罪名，从而间离了游击队与周边贫民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关系使失去群众基础，加上一系列的强力措施和行动，泰南游击队只能一直躲在丛林里无法动弹。上世纪90年代初，“马共”向泰国政府投降。泰国政府同样在泰南设置了一个难民村，但除了限制居留以外，再没有其它任务。泰国华人侨生之乱终于打上句号！一些保留原证或在档案上有“白当劳”证据的允许恢复中国籍回归侨社，有的人还到中国驻泰大使馆办理了海外护照回国内探亲和居留。
---肃穆、爱泰国华人如子的泰九世皇
泰九世皇蒲美蓬陛下堪称齐家治国的典范，自古至今君主仅立王后没设嫔妃者几乎唯泰九世皇而已——他没有“哈舍”，包括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们的、家常的“浪漫爱情”。泰皇陛下深明大义、顺应社会进步潮流主动让权，政纲稳定，泰国顺利进入君主立宪制。虽说泰皇象征性执政，可是无为而治、威严慈爱、皇恩浩荡，尤其对于泰国华人与当地民族团结问题，也靠他而度过冷战时期诸多危难，得以长期安居乐业。陛下爱泰国华人如子，泰国华人尊重九世皇陛下意旨，为泰国的安定繁荣而多做贡献；每年踊跃接受白象勋章的公益慈善活动，所捐献的大量慈善款，泰皇都作为救灾、兴办边远山区禁毒、教育事业用途。
---泰国华人社团多过米铺
泰国华人社团多过米铺，各种名目的华人社团千计万数。大至中华总商会、各宗姓宗亲总会和分会、“大峰公”（宋代汕头地方著名慈善家）庙理事会，中至文化团体、各行业商会、寺院，小至“本头公”理事会（千把人社区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土地庙”宗教性组织），只要经过法律登记，依法进行民间公益慈善活动，有钱人牵头、带头（不似官办社团“领导”不带头出大笔钱，只会拿钱、甚或贪钱，不伦不类，活动成效极微，民间公益慈善大气候无法形成），按照章程大家跟着出钱出力，针对各种节日、日常的或突发事件各种大小活动，一呼百应，热闹非凡，功果无边。社团之间貌似分散，却自成体系，既互相竞争（争出多钱）、互相监督（保障活动成效、不使公益钱跑进私人口袋），又互相联合支持，形成网络。有钱人出了钱得到了荣誉，这荣誉又能够赢得商业信用效益，所以风气蔚然、常年不衰。华人以社团网络联络侨社和当地民族感情，有效地分担起一定的社会事务的管理工作，缓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变得和谐有序、社会结构趋于合理和稳定，尤其重要的是华人获得回馈社会的最佳渠道、当地民族受益良多，彼此隔膜化自日常、归于无形，华人赚钱越多泰人越是高兴打不起排华主意，就连上世纪60、70年代激进华人侨生的趁热打铁地搞武装斗争消灭剥削阶级、矛头直指自家华人富人阶级，泰国贫民阶级却不屑一顾，其社会生态由于上下一致的默契、融洽遂安然不动。
冷战时期至今的泰国，从首富巨贾到中、小资产阶级，几乎全是华人，尤其是素有“中国犹太”之称的汕头地区（潮汕）、特别是潮阳县人氏。首富巨贾例如潮阳县人氏陈弼臣、郑午楼、李光隆、吴逸坚、吴逢金、陈汉士等等。
---民间大使吴逢金
泰国著名侨领、民间大使吴逢金先生泰文名素旺•威腊蓬，原籍汕头潮阳县人。年轻时专门经营木薯粉。在他64岁（1980年）时，欧美来泰订购大量木薯粉，他接上了大订单而致富，遂经营威腊蓬公司，历任泰国吴氏宗亲总会理事长、泰国土产商会会长等社团要职。海外华人的社团宗姓组织除了“陈林李蔡”的分开以外，还有跨姓氏联合组织，往往是以某姓因某一历史遭遇而分成语音或字旁类似的其他姓氏的传说为根据。传说上，吴姓后来分成了几个姓氏，例如余、虞等6个姓氏，所以就组成了“世界六桂堂宗亲总会”。这个组织成员除了泰国以外，还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美国、法国、台湾、菲律宾的等地的六姓人士。吴姓老大而且数吴逢金名气大，所以当时他还当选世界六桂堂宗亲总会理事长。
吴逢金重视对子女文化教育，一有了钱即让子女上大学、出国留学。后来，他的大女儿成了泰公主的中文教师，大儿子任泰国外交部政治厅主任、后任驻菲律宾大使。吴先生培育子女成材的经验在侨社开了先河，人们纷纷向他看齐，改变了旅泰潮州人重商业轻读书的旧风气。
上世纪60 年代，泰国准备与中国建交，泰皇谕机宜委吴及其他泰国华人侨领协同成立半官方“泰中友好协会”，泰总理察猜任会长、吴逢金任副会长，并由华人侨领组考察团赴北京进行泰中邦交的先头联络。邓小平亲自接见了吴逢金为团长的泰国华人考察团。吴逢金用流利的北京音普通话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邓小平也坦率地表示乐意促成。简短、干脆的会谈内容定夺后，宾主诉起家常，邓小平盛赞吴作为海外华人却能讲不错的普通话。适吴谈此盛事时天外来客趁机讨教按他玩笑地、所告晓学语言的秘诀照办（吴对人颇严谨，而却常喜欢与天外来客聊天），天外来客果然语言思维开关得以打开，才顺利地学会了泰语。
在中国驻泰大使馆，文弱、书生模样的C正在根据“白当劳”填表办理海外护照回国内探亲，写着简历“马共X（领导）职务”字样。天外来客问他：“你是马共领导，那么有没有想过这‘马共’用法是不是对头？” C说：“我们就一直这么用的”。看来，并非泰国当局的做手脚，而是泰南侨生游击队对于革命和群众的血肉关系的要害、政治宣传鼓动的水平的局限，想的、说的和做的都不到家。
香港凤凰电视台的世界海外华人新闻纪录片《唐人街》就曾经报道了“这一仍有敏感性的海外华人的特殊群体”的最近消息。纪录片中，泰南“难民村”的原“马共”人很迷茫地说：“我们为了祖国，不想到现在连国籍也没有了！”
“马共”人不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是国际性的事体，名正言顺；而到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时期，那是国家性的事体，由国内的人搞不就行了？你要做贡献跑到国内，除非有钱学森、李四光的本事，喊口号或从事平常工作的国内有好几个亿，一般人物回国只会难以自适和挤掉人家就业机会，多次出入口岸被打个“到底是不是派遣特务”的问号更不合算。在国外搞武装斗争隔靴搔痒对祖国有什么好处？泰国，柬埔寨也同样，需不需要这革命应该由本国的贫民阶级去做，作为侨民、作为属于剥削阶级分子发动这种事是反常行为。但既然愿意献身革命事业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吃了自己发动起来的革命的苦，有什么理由去埋怨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向一向告诫和指引他们遵循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要他们时时为华人与侨居国人民团结、安定和发展计的、菩萨心肠的周恩来发泄怨恨？
（四）天外来客的几句诤言
2004年11月8日的《参考消息》第8版《华人渴望承认双重国籍》文章，反映了在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的当今海外华人的一种思想动态。海外华人热爱祖国，重视中华民族团结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尽管中国迈向全球一体化的积极态度和实际行动让国际社会放了心，但是国际法律上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并且谁又能够保证害群之马的大国主义劣根性会趁机衍生而复燃？这一切依然是中国承认华人双重国籍的难以逾越的门槛和必须防范的问题。一切不能凭渴望而异想天开的，要看深入的客观实际是否许可。承认华人双重国籍的是不是犯了“大中华经济圈”式的毛病，国际社会的会不会允许这种对他们来说具有某种压力的事情的存在，会不会以这个问题的某些弱点、副作用作借口实施反华、排华的活动？上面我们用了过去“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好马不吃回头草，嫁出的女儿怎能搬回家”来比喻海外华人应有处事原则。而在现代出嫁的不仅是女人、男人也可以出嫁，嫁出的女儿能搬回家，还出现了同居、同性恋、试婚、同租、网恋等旧时不可想象的、千奇百怪的前卫东西，那末，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历史是否可以同步地改变？这正如列宁说过的“比喻是跛足的”，上述“嫁出的女”说法是跛足的，因此“同步”是受限制的。条条道路通北京。海外华人爱国、爱民族的机会多的是，而且最重要是内心和合法、合情合理的实际行动，并非除了承认重国籍别无他途，何况此属大事、有过教训不能轻为。天外来客认为双重国籍在世界的其它民族、国家或许可以实行并在实行着，但华人有特殊性，在华人数量是如此之多、分布是如此之广、素质良莠不齐，而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关系依然犬牙交错、经济利益争夺暗潮涌动、对中华崛起仍有忌惮的情况下，一个普遍性的、有误导可能的承认华人双重国籍的政策是否承担得了。对于上世纪中期海外华人违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所遭致的流血事件，特别是东南亚的，尤其柬埔寨华人的典型性的流血事件，是人们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但又无法回避。其实，认真地总结一下历史教训，善意对之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免致覆辙，这里即使伤了一点脸面（何况这些东西都已成前辈过往的历史），但是，这对于海外华人的规律性认识和中国相关政策制定是有极大帮助的，对于改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极大帮助的；是大有益于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和海外全部子民的当今和往后，同时也大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持久，因此是十分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