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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营教导员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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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4 00:1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戴钱鑫（一一九团二营教导员）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和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主要情节很相似，但它毕竟不是电影，而是一个不曾看过这电影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老山战前，我爱人来电报，要来部队探望。当时部队战备训练很紧张，但还未接到作战命令。我们已两年不见，孩子生下才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两岁多，听说什么都会说，还会讲故事，唱歌了，我当然很很想念他们。回电说：“要来，就尽快动身。”
估计她要到达时，我们突然接到去远地演习的命令。营长外出，我作为教导员不能不去，只好把到火车站接家属的事托给了通讯员。
几天后我演习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来了，来不及拍打一下满身的尘土，卸下武器装备，兴冲冲、急忙忙奔向我的宿舍。想到我将要高高举起她在信上一直夸奖长得漂亮、而我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儿子，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喉部，也顾不得同志们在我背后大声取笑了。
但我的铁宿舍窗口是黑的，门上依然一把大锁。通讯员说，他连续三天去接站，都没见有带孩子的妇女下车。我想，也好，我终于没有耽误接站的时间，免得落下埋怨。
火车到县城车站是凌晨三时。我很疲劳了，怕睡过头，从炊事班借了小闹钟来。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往车站走，在那里坐着等。火车按时到达，但没有他们母子。又连续三个晚上都如此，那三天我坐立不安，反复看她的来电，猜度她可能在途中遇到的不测，似乎肯定了她在车上又发作了头痛病。我决定，再等一趟车不来，我就上昆明，请铁路局查找从上海来的一位带着孩子的中途病倒下车的女客。
第四天晚上，终于把他们接到了！一下子，我的疲劳、焦虑都飞了九天之外。
她带了四个大提包，其中两包是中草药。她是请了长假安心到我这来养病的。
我什么也顾不得问，抱起孩子就亲。他叫我叔叔。她敲了他一下。
她为什么晚上几天才到？上海正下大雪，她为买集那两提包药材晚了几天，到昆明，由于行李超重，遭罚款，又误了一趟车。
就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团里开会传达了作战命令，限令家属按期离开。
我不忍心立刻告诉她。她正兴致勃勃收拾这个家，砌灶台，修门窗，一副长住久安的架势。
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友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友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