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两山作战的若干问题分析

沈晨曦

两山作战，狭义上是指从1984年开始，中国军队对越军控制的云南边境老山、者阴山地区众多山头制高点实施的集中拔点作战，以及其后的坚守防御作战。为坚决打击越军的持续反扑，长期牵制越南，并达到练兵的目的，中国各大军区部队又奉命轮番开赴两山地区参加作战，战火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因而这一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两山轮战”。从广义上说，两山作战是继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军队长期围绕着两山地区进行的牵制与反牵制的低烈度边境冲突，同时又是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影响小到东南亚地区局势，大到冷战两大阵营的力量消长，近则制敌摄威，远则折冲樽俎，关系到了所牵涉各国在其后十几年间的国运兴衰，因之具有了比表面看上去更为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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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作战耗时持久，参战部队众多，战场环境恶劣，作战过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对其逐一梳理颇为不易。值此两山作战30周年之际，笔者下面仅就这场战争中的一些典型性问题试着进行分析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 两山作战的历史背景

1984年4月突然发起的两山作战，其运筹至少要始于一、二年之前，是与这一时期特定的国际国内局势紧密相关的。

首先，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中国的国家需要成为主要原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但却没有占领中越边境地区的重要骑线制高点实施守备。越南军队则紧跟北上重新布防，并先后从柬埔寨将大量精锐部队调回到中越边境，出动兵力秘密占领了国境线上的一些重要骑线点，继续向中国境内打枪打炮进行挑衅，又恢复了1979年战前的边境持续紧张状态。

越南当局这样做，秉承的是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制定的侵柬反华战略，依仗苏联为靠山，以中国为重要敌人，坚持与中国兵戎相见的敌对政策。因为在1979年的战争中吃了亏，越南当局时怀报复心理，但其军力不足以向中国实施大规模反击，便以占据中越边境重要骑线点武力挑衅的方式纠缠中国，伺机再行进一步的报复。同时，越南加剧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是为了紧密捆绑与苏联的关系，配合苏联在国际舆论和实际行动中攻击中国，从而谋得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越南的大力援助。

对于中国来说，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全国人民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核心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在冷战的大形势下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因此，当越南继续紧跟苏联挑衅中国，搞地区霸权主义，制造边境流血事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时，不对其进行反击，就难以保障边境的和平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何时在边境进行军事反击，则取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历史走进1984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很快，进入了建国30年多年来的最好发展时期。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已有了一定共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军队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编制体制调整，改善武器装备，以加速国防现代化。然而，以中国军队当时400多万人的庞大规模，机构臃肿，负担沉重，仅在人头费上就耗去了大量军事预算，用在武器装备研制和更新上的钱就非常有限了。在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富裕的条件下，军队要发展，就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裁军消肿来节省开支用于发展现代化装备。众所周知，军队的情况非常复杂，新老利益盘根错节，推动改革的难度相当大。这个时候，除了要革新军队内部的陈旧观念之外，让军队神经紧张起来，培养军队令行禁止的服从天职，则成为了推动军事改革的必要前奏。在这种大背景下，越南配合苏联对中国进行边境挑衅，则正好送上门来，主动充当了中国推动军事改革的祭旗礼。对越南进行反击，打一仗，可以振奋军队的士气，检验军队的现时战斗力，有助于调动军队的各个部门，有助于暴露军队内部的诸多问题，有助于军队建设要围绕实战要求来进行，从而为推动军事改革创造了必要环境和相对减少了阻力。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是在中越矛盾冲突与中国国家需要之间选择了一个节点，使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达到一定效果，为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服务。就在两山作战发起后的当年年底，邓小平提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著名论断，为推动军事改革首先在观念上扫清了障碍。到了1985年，邓小平下了决心，又公开宣布人民解放军要裁减员额100万，军队要忍耐，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终于拉开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战略大幕。

其次，是与东南亚局势密切相关。越南自1979年1月占领了柬埔寨的重要城镇及广大地区后，为了将柬埔寨吞下去，除了频繁调动军队对民柬政权的残余抵抗力量进行清剿和扫荡外，又从国内抽调大批干部和骨干，协助韩桑林伪政权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组建武装力量，并加紧向柬埔寨境内移民，企图尽快将柬埔寨殖民地化。

越南入侵柬埔寨，在客观上解除了柬埔寨人民继续受到民柬政权的摧残屠杀，但其主观上仍然是要吃掉柬埔寨，从而建立其梦寐以求的印度支那联邦。这一点，不仅红色高棉领导人看得很清楚，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前柬埔寨王国首相宋双等人同样看得很清楚。除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伪政权外，柬埔寨各方都明白，不存在与越南和解的可能，只有坚决打下去，柬埔寨国家才不至于沦亡。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不断斡旋下，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柬埔寨各方抵抗力量终于联合到了一起。1982年6月22日，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领导人乔森潘，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宋双，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其武装力量包括红色高棉的民柬国民军、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族主义军和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决心共同进行抗越战争。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告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由他本人担任联合政府主席。在中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维护了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此，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尽快剿灭主要退到柬埔寨西部山区进行抵抗的各方抗越武装，越南从1980年年底开始，先后在三个旱季集结兵力对抗越武装发动了重点进攻和扫荡。柬埔寨境内各战场打得非常激烈，双方进行了多次反复拉锯，战火一直漫延到了柬泰边境。

在军事打击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的同时，为切断抗越武装的外援通道，越军又在柬泰边境地区部署了重兵，并多次侵入泰国境内，企图以军事威胁向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柬埔寨问题上与越南妥协，达到进一步削弱抗越武装力量的目的。同时，越南的野心更大，妄图伺机策动泰国共产党发起全面起义，然后再次派出“志愿军”进入泰国，以帮助泰共夺取夺权的方式控制泰国，从而饮马印度洋，控制马六甲海峡，一举打破冷战双方阵营力量的均势对比。为此，越军多次出动较大规模兵力侵入泰国领土，试探虚实，与泰军进行了激烈交战。不过，越南企图继续吞掉泰国的野心实在太过狂妄。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友，参与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多次海外出兵，美国自越战后虽然在全球处于力量收缩阶段，但也绝不会允许越南如此猖狂挑衅其在东南亚的利益。而苏联当时已在谋求同美国缓和，争取战略和外交上的有利局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支持越南入侵泰国。加上泰共党内已分裂为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和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的两派，长期内耗不休，也无力与越南合作。最终，越南的这一狂妄野心胎死腹中。

1980年代初期的东南亚局势就是在如此的热战与冷战中交织演绎。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柬埔寨进行抗越斗争，必要时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以维护世界和平。与此同时，当老挝、柬埔寨相继被越南控制后，20多万越军蹲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虎视眈眈，令泰国也深深感受到了越南的严重军事威胁。泰国总理江萨在1979年访问日本时就说过：“越南的下一个目标是泰国，越南过去曾经表示要解放同柬埔寨接壤的泰国东北部的农村。”在如此的紧张局势下，泰国不得不逐渐抛开了对中国的多年敌视，开始与中国走近。在面对越南这个共同敌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的同时，又与泰国结成了防务合作伙伴，开展政治、军事合作，共同遏制越南的扩张野心。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1983年访问泰国时公开表态：“如果越南胆敢侵略泰国，中国的军队不会视之不理，我们要支持泰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投桃报李，泰国也对中国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武装开了方便之门，动用军方力量帮助将中国提供的每月约400吨的武器和物资转运给柬埔寨抗越武装。

如此，中国发起两山作战，除了对越南挑衅中国进行自卫还击，坚持反霸斗争外，同时也是履行国际义务，支持柬埔寨和泰国的抗越斗争，拖住了越南清剿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和军事入侵泰国的后腿，有利于三国联合抗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局。

第三，是缘于中美战略互动的重要考量。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中国在冷战大棋局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在战略协调关系上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两国关系也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自从里根政府上台后，一改美国自越战后在国际上的软弱形象，主张对苏强硬，主动出击，在全球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多年来则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软弱态度，强调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里根政府的对苏强势态度，正与中国的战略追求相契合，因而两国的战略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初，中美双方就确定，里根总统将于4月访华。在这个时候，中国决策发起两山作战，再次教训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对于推进中美的战略互动无疑是有利的。同时，美国也更加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两国进一步互相支持，有助于在战略合作上取得更重要的成果。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起到了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的黏合剂作用，符合当时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于国际国内都是重大的得分。

最后，是出于对苏联实力相对衰落的谨慎估计。中国要再次对越南进行惩罚作战，就不能不考虑到越南的幕后老板苏联的反应。在1979年发动惩越作战时，因为苏联在北方边境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进攻，早早宣布撤军，没有给越南以更严厉的打击，造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很多遗憾之处。这一点，实在是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沉重的记忆。事过5年之后，要对越南重启战端，苏联会如何反应仍然是关键的战略考量。

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长期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加上多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还有入侵阿富汗后陷入了战争泥潭，苏联的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经济发展逐渐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实力开始衰落，已无法维持在全球的战略进攻势头。而中苏两国的关系，和1979年相比，也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在1979年的中国惩越作战后，苏联发动舆论宣传机器在各种场合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将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中方。作为回应，中国于1979年4月3日宣布，不延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建议通过谈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的反应首先是指责中国要全部承担废约的责任，然后又借机攻击中国“背叛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狂热地追求霸权，实际上加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阵营。”对于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苏联方面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愿意与同中国进行谈判，但随后又表现得很迟疑，因而两国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在1980年后的2年左右时间里，苏联基本上维持了很高的反华调门，在日常宣传中继续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领导人进行攻击，并且软硬兼施，呼唤中国国内的所谓“健康力量”，“会有办法保护他们国内的社会主义成果，并恢复他们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这一段时期的中苏关系表明，苏联敌视中国、企图压服中国的政策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进入1982年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困难，而中国在向西方开放后国家实力有了长足的提高。苏联见无法压服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转而希望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摆脱被动局面。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跑到了靠近中国新疆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在例行攻击中国的同时，又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建议苏中举行磋商和采取步骤改善关系。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联发出的这一信号，第二天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作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据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严正拒绝了勃的攻击后，又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勃对中苏关系的建议，但中方“重视”的是苏方的实际行动。其后，中苏两国展开了进一步接触，并于当年10月启动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

1982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中国很快派出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会见了新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中苏高级接触。安德罗波夫共执政15个月，继承了勃列日涅夫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但并未采取实质性步骤来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中国又派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出席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并与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见了面，进一步缓和了中苏间的紧张气氛。契尔年科和前两任总书记一样，也是超过了70岁高龄的老人，长期躺在病床上，无力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难以遏阻苏联国家实力的衰落进程。

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连续更迭，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政治生态趋于恶化，国家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内外交困，自顾不暇，1984年的苏联已非1979年的苏联可比。同时，中国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关系，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个时候，中国发起两山作战，已不必过于担心遭到像1979年那样的北方军事威胁，施展起身手来也更加自如。

综上所述，中国再次决策发起一场规模较大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经过了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全面考量，既是对越南挑衅的继续惩罚，又是对柬埔寨和泰国抗越斗争的战略配合，同时还是中国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的实际需要。剑指南疆，实际上已摧动了冷战风云的大势变幻，开启了20世纪末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山鹰

拜读了。楼主写得很好！

machael

楼主总结的好!

沈晨曦

第五，从领土得失上看，1978年时中越边境上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共有78处，总面积72平方公里。而到了1999年，中越两国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时，争议土地面积变成了227平方公里，其中114平方公里归中国，113平方公里归越南。为什么会比1978年时的争议领土多了155平方公里呢？可以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经过了十年流血牺牲，实际控制了中越边境上的主要骑线制高点，并占据了部分越南领土。当两国举行边界谈判时，中方就提出，要考虑中国对某些地区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因此，在最后进行边界划分时，对中国撤出部分原越南领土予以了适当补偿，使得中国边界在不同地段向前推进了几十米至几百米，一些清末中法战争后勘立的旧界碑从此被划入了中国境内。而在标志性的老山、者阴山、法卡山等骑线点的边界划分上，原来的边界线是从主峰顶部中间通过的，因为中国军队曾经占领了这几座山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所以在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署后，边界线全部划在了几座主峰顶部的南沿，下边就是山坡，中国实际控制了主峰，让越方无险可守。特别是在老山主峰地区，比战前多划了7700平方米给中国。至2009年初，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全部结束，2000多公里长的边界再无争议。中越陆地边界恢复了和平，使两国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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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中国和越南在两山作战中谁得谁失应该已不再是问题了。归根到底，不论是1979年的中越之战，还是1984年开始的两山作战，不过都是冷战大幕下的前哨战，是冷战下的热战。这两个国家和分属冷战两大阵营的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奉行的是毛泽东制定的“联美整苏”、“国际反霸”战略，具有不可小视的实力和独立自主的地位，与西方是暂时性的联合，并不会成为西方的打手；越南虽然倒向了苏联，但与那些东欧卫星国不同，只是在战略上配合苏联，却不受苏联所控制和支配，双方是因互有所求而结盟。中越都有自己的战略企图和利益诉求，借着两大阵营的互相利用而各自弄潮，进行了激烈碰撞，一较高下。最终，也因冷战局势的演变而分出了胜负。中国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而越南在饱受折磨后，也浴火重生。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中越之战，非常鲜明地诠释了这句论断。

最后要说几句的是，中越间的陆地战争打完了，矛盾继续转向了海洋。1988年初，中国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建立海洋观测站。为保护建立海洋观测站及建站人员的安全，南海舰队奉命派出舰艇编队，先后进驻南沙群岛海域实施警戒和保卫。在建站过程中，遭到了越南海军舰只和人员的一再阻挠，双方形成对峙，气氛非常紧张。3月14日，双方在赤瓜礁海域突然爆发海战，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一举击沉了越军820吨级武装运输船2艘，重创4100吨级大型登陆舰1艘，歼敌近200人，俘敌9人，自己只负伤2人，大获全胜。据越方后来公布，越方人员在这次海战中死亡了64人。这次海战打得很险，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并没有空军掩护，而越方则很快出动了苏-22飞机到海战区域。中方531号护卫舰用雷达锁定了越军飞机，并将对空导弹上架，苏-22发现被中方军舰雷达锁定后，即在距离10公里以外绕了两圈后返回。实际上当时531舰由于经费和人力缺乏，并没有装备红旗-61对空导弹，上架的都是教练弹，打出去也不会爆炸，能吓退越军飞机实属侥幸。为了防止越军报复，战后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即奉命返航。

3.14海战是一次突发事件，出乎了当时中越两国高层的预料。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目的是保护在南沙建站，并未想与越南海军发生冲突。如果越南武装人员明目张胆地抢占中国岛礁，要将其驱离，但不能打第一枪。战前给海军制定的行动方针是“不示弱，不吃亏，不丢面子，不打第一枪；如发现敌占我岛屿，强行将其赶走；南沙斗争既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要严格掌握政策。”因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当时受限制较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危机发生时临阵应变、果断下令开火的舰队指挥员战后还接受了上级严格的调查。而越南其时已是阮文灵上台，已宣布从柬埔寨开始撤军，并准备与中国修复关系，也没想在南海大动干戈，因此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发起报复行动。中国在判明了越南的意图后，因势而变，派遣海军又重返南沙，乘胜收复并占领了永暑礁、华阳礁、东门礁、南薰礁、渚碧礁、赤瓜礁等6个岛礁，终于填补了中国对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空白，为实现自己的领土主张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时的这一脚插得很及时，要是等到中越停战后再想去南海做点什么，而其时与美国的“蜜月期”又已结束，以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来看，光这个决心就很难很难了。如果任由越南占领了永暑礁、赤瓜礁、南薰礁、渚碧礁、东门礁等南沙群岛北部的几个门户礁盘，那么越南就会将其抢占的南沙西南、中部、北部诸岛礁连成一片，堵住南海重要通道，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未能控制南沙群岛，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海空军都力有不逮，只能望海兴叹，这也就是刘华清上将感慨之言“中国不建航母， 我死不瞑目”的真实含义。如今越南已抢占了南海29个岛礁，成为瓜分中国南海领土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中国将来要收复南海领土，夺回属于自己的海洋权益，免不了还要和越南这个老对手进行较量。然而这一次已不同于1979年和1984年的两次战争，中国和越南既有利益，又有矛盾，既保持着友好关系，又有难解的领土纷争，加上东盟各国环伺，美国强权在侧，是战是和，多大程度地打，多大程度地和，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殊难决断，考验的是国家的大智慧。

中国的强大，仍然任重道远。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都拭目以待吧。

(全文完)

［此帖子已被 沈晨曦 在 2014-5-12 1:14:51 编辑过］

沈晨曦

（六）. 两山作战的双方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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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两山作战，从表面上看，是一场规模有限、烈度较低、主要由陆军参加的边境战争，与同时期的泰国和越南之间的边境冲突一起，被视为是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组成部分。而从深层次看，这场边境战争的政治影响极大，实际上成为了两国两军之间的较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局势走向，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战争结果的判断标准上看，双方打到最后是握手言和，未能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边境冲突，更没有出现哪一方征服另一方的零和结局。那么，对于这场战争中的双方得失该如何评估呢？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发动两山作战，主要目的是在局部牵制越南对柬埔寨和泰国的军事行动，并惩罚其在中越边境的挑衅行为，间接的也是在试探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相应采取进一步的战略互动措施。而越南后来死死在老山地区粘住中国，则主要是一种政治表态，企图继续获取苏联的支持，将柬埔寨这颗到手的果子彻底吞进肚里。察觉到越南的战略目的后，中国从全局出发因势而变，采取了边境轮战的应对之策，长期牵制越南，配合柬埔寨和泰国的抗越斗争，同时达到锻炼部队的目的。

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54岁的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之职，苏联终于结束了老人执政，出现了新的国家发展契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心推动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加速”发展战略，由此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因而他着力转变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外交上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了新立场。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到邻近中国的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讨论建立睦邻关系问题，并宣布当年底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出部分军队，同时首次表明苏联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中苏两国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边界。戈氏的这个讲话非同小可，要知道，从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加速度走向恶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在党际关系上不承认有任何错误，在国家关系上不承认中苏间有边界问题。这就等于堵死了中苏间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中国总不能影响一块冰冷的顽石。邓小平多次提出的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其实质在于苏联以中国为敌，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至于中苏边界问题这种小事都只能搁在一边不提。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这个讲话一出，不仅表明了愿意讨论中国提出的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而且改变了苏联坚持了22年的不接受按国际惯例沿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国界的原则，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国的立场，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知道戈氏的这个讲话后非常兴奋，这表明他在一年多前作出的“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是可能的，百万大裁军这步是走对了。而且当时中国的国内改革已经从农村转入了城市，进入了攻坚阶段，出现了很多新矛盾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来进行发展，对于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威胁最大的敌人苏联出现了如此重要的新的外交立场，关系到了中国的未来走向，事关重大的国家利益。如能将其抓住，不仅可以一举改善中苏关系，进一步消除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且为解决中越关系问题和柬埔寨问题也提供了重要契机，最终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全局。邓小平很快指示外交部要抓紧推进中苏边界谈判，并利用接见外宾的机会向苏联传达了重要信息：为了消除三大障碍，他愿意破例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开始了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正式访问苏联，这是1957年之后的中国外长首次访苏。此后双方经过多次磋商，确定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访问中国。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中苏关系的措施：大幅度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实际已不再支持其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在连续小幅度从蒙古撤出部分军队后，又宣布将部署在中苏、中蒙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加快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步伐，并于1989年2月从阿富汗撤军完毕。至此，已基本消除了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进行了会晤，宣告长达30年紧张的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越南在外交上不好应对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孤立；在军事上难以实现长期占领柬埔寨的目的，并且无法继续与中国对抗；其国内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巨额的军费开支已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支撑不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病逝，其后越南即面临了一连串的内外交困。当年12月，越共召开了六大，在会上承认了越南国家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实质上否定了过去的黎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革新”路线，准备实行经济改革。然而，国内一些旧的保守势力还很强大，新的政策在推行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同时战争环境的存在也使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当中苏加速改善关系、苏联不再支持越南之后，越南继续武装占领柬埔寨已不可能，与中国对抗下去更无意义，国内的保守势力也失去了市场。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南新领导人抓住机会，因势而变，宣布从1988年开始从柬埔寨部分撤军，至当年年底撤出了5万驻军部队。1989年9月，越南又宣布从柬埔寨全面撤军，同时在中越边境基本停止了军事行动。至此，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也得以消除。相应地，中国也于当年10月正式结束了中越边境轮战。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1991年10月，包括越南、柬埔寨国内各派与中国、苏联、美国、法国、日本、泰国、老挝等19个国家，在法国首都巴黎市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达成了《柬埔寨——巴黎和平协定》，规定自即日起，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柬埔寨国内各派势力举行和平谈判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民主选举，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东盟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34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柬埔寨，越南侵柬战争至此宣告彻底结束。

在卸下了战争包袱后，越南确立了新的国家战略，即抛弃过去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如此背景下，1990年9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实现了著名的成都会晤。次年，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1991年6月，越共召开七大，全面调整了越南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再次开始以华为师。革新开放，代替地区小霸成为了越南顶在头上的新的标签。这个名词在越语中写为“Đổi mới”，有革新、刷新之意。据说刚开始中国翻译过来时也称其为改革开放，后来李鹏总理觉得别跟我们自己的国策混了，于是才给起了个名叫革新开放。从此，越南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仅仅几年时间就从粮食不能自给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了解了上述中苏、中越关系的演变，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越南武装占领柬埔寨、与中国对抗、武力入侵泰国，归根到底就是一场赌博，赌其在苏联支持下终于能够建立起地区霸权。然而，越南实在是一个小国，没有实力成为国际政治的仲裁者，在大国博弈之间只能成为可弃可取的一枚棋子，注定无法实现其印支联邦的迷梦。两山作战，不过是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国家实力，疲惫了军队和国民的意志，却没有得到任何产出。最后还是被苏联抛弃，不得不从柬埔寨撤出来，不得不改弦更张，折腾了十多年鸡飞蛋打。而中国则在进行两山作战锻炼军队的同时，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加强了与西方的合作，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实现了其作战的全部目的，毫无疑问地在政治上成为了赢家。

其次，从军事角度看，中国最开始原计划是在两山地区打一仗后就将主力撤回，调整恢复到正常边防状态，也没想要轮战上5年。然而，越南在两山失守后调动了大批军队到河江前线，意图大打出手，并将重点集中于老山方向，不断向中国军队一线警戒阵地发动营、团规模的反扑。当时老山战场的态势对于中国军队比较不利，地势上北陡南缓，后勤运输比较困难。而防御主要沿国境骑线要点部署兵力，阵地最大纵深不足2公里，浅处不足百米，一线阵地处于越军在小青山、汉杨方向的居高临下瞰制和火力覆盖之下，难以筑成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且无第二、第三阵地，很容易被敌突破。因此，为了防止辛苦得来的老山再被越军夺回去，中央军委不得不命令昆明军区停止调整，将预备队调上去，积极准备抗击越军反扑。同时根据越军欲长期纠缠的态势，也改变了决策，先后调动各军区部队轮番前往老山地区参加防御作战。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一线阵地防御态势恶劣，各军区的轮战部队只能立足于寸土不丢，并且为了改善防御态势，不得不在那拉地区与越军反复争夺，先后发生了多场大战。中国军队的一线阵地每天都要遭到越军炮轰和狙击，弹药消耗大，战斗减员时有发生。因为被周围越军阵地所瞰制，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只能利用夜暗、浓雾条件下实施，构工设障、交通运输、物资储备、兵力机动都较为困难。老山之战一打就是5年多，除了双方的政治策略外，与中国军队的防御态势不利而被越军所乘也有重大关系。在硬碰硬的较量中，越军虽然拼上了大量人力物力到老山战场，但终归实力稍逊一筹，尽管常持攻势，还是逐渐落入了下风，使尽各种手段均难以挽回颓势。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越军后劲不足，不得不主动降低了战斗强度，减少了战斗行动，转为死拖活耗，直至战争结束。由此可见，在双方真刀真枪的军事较量上，中国赢得堂堂正正，越南则输得没有脾气。在战争期间，中国将老山作为练兵场，各军区部队轮番上阵，经受了实战检验，产生了大批干部，暴露了很多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为和平时期军队如何转向临战积累了经验，达到了锻炼部队的目的。

第三，从经济角度看，在两山开打的198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171亿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318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0美元，军费开支为18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 2.52%，占财政收入的11% ；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约90多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60美元左右，而军费开支却达10多亿美元，超过了GDP的 10%，占到了财政收入的64%。到了两山作战结束的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547.9亿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38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0多美元，军费开支为29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56%，占财政收入的9.87% ；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30多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0美元左右，军费开支仍在10亿美元以上。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国家实力是在不断增强，GDP已经翻了一番，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76%，属于高速发展。而军费开支虽然在绝对总量上增长了60%，但占GDP比例却呈逐年下降之势，占财政收入也平均下降了1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反却打得游刃有余，借机消耗了很多库存军火。再观越南，长年在多个战场作战，国家经济实际是战时运行，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致使财政不堪重负，国家无法正常增加对工农业生产的投资，经济畸形发展，面临了很大困难，人民生活困苦，国家内外交困，经济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两相对照，即可明白双方在经济上的得失如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战争期间实施了百万大裁军，国防建设开始让位于经济建设，此后军队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忍耐期，军费增长速度年均递减，军费开支长期在低水平维持，军备建设趋于迟缓，一直到1997年军费开支才转为补偿性增长。当然，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了经济建设而过度缩减军费也产生了很多负面问题，不过在这里想说明的是，两山作战造成的经济压力和挤占的社会资源，对于中国来说是影响甚微，而对于越南则是雪上加霜。

两山战场基本局限在老山、者阴山边境两纵纵深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大中城镇和商业中心，主要分布的都是贫瘠的乡村。中国攻入越南境内纵深不到2公里，其间只有几个无人的村庄。越南则只能向中国边境一侧漫无目的地打炮，也打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经济目标。因而，这场战争对双方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影响了边民的土地耕种和经济作物经营。相对而言，在10年边境作战期间，中国的广西、云南两个省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受到战争的影响较大，其经济发展速度长期落后于兄弟省区。再看越南，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经济的重心主要位于南方，因为其受过资本主义统治20年，商业基础较好，经济相对发达。而北方多年作为大后方，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主要分布着国营厂矿和较多的物资储备中心，经济比较落后。经过1979年的战争后，北方的高平省、谅山省、黄连山省、莱州省边境一线地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紧接着因为越南的挑衅政策，边境上又频频发生了冲突，直至发展成绵延5年多的边境轮战。而中国在两山地区集中牵制越南作战的同时，在中越边境全线都对越南保持着适度压力，多次在不同地区实施了炮击和侦察作战。这样一来，越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在北方进行恢复性的经济建设，只能被中国牵着走，长期维持战时经济运行，靠苏联的输血生活。当苏联的援助一断，一切也就烟消云散，越南只好重新选择站队。像越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在1979年的战争中被打成了一片废墟。因为其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战后就废弃了很多年，直到1993年中越战火停息后才重新开始了建设。现在已成为了老街省省会，城市建设得还颇为不错，很像中国内地城市，正是以华为师的一个小翻版。有人评论说越北地区经济被中国拖住了10年不得发展，可见并不是虚言。

越南革新开放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进入21世纪后，越南经济以平均每年接近7%的速度增长，位居东盟各国之首，外国媒体曾评论其经济增长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然而以2012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例，越南的GDP总量相当于8796亿元人民币，低于广西和云南，仅比成都一个市的GDP高一些，其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越南和中国的经济差距要接近20年，早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了。战后，很多越南人谈到抗美战争时都非常自豪，而谈到中越战争时就不愿多言了。为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没有意义，纯属浪费。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第四，从人员损失上看，因为越南方面的数据缺乏，按照中国方面披露的统计数据，在战争期间共击毙、击伤、俘虏越南军人接近4万人，中国方面军人和民兵、民工等人员的总伤亡在1万人左右。其中，越方死亡在1.5万人以上，中方死亡2000余人。另外，因为战场范围不大，人口也不多，还经过了战前疏散，因而直接造成的双方平民伤亡比较轻微。相比于越南战争中北越军人和越共死亡在100万人以上，负伤在60万人左右，平民也有大量伤亡，国家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两山之战对越南造成的人员伤亡实在算不上是太大。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双方进行防御时在边境附近埋设和抛射了上百万枚地雷，还有不少遗弃的炮弹和爆炸物，造成了中越边境上的560多片大小雷区，总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这些雷区给两国边民的和平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成为了两国发展边贸的严重障碍。因为越南方面的资金和技术不足，中国政府就宣布主动排除中越边境地区的所有地雷。从1992年开始，中国分两次进行了历时8年的世纪末大扫雷，共在中越边境全线排除各种地雷、爆炸物135万余枚，回收爆炸物2400箱，销毁废旧弹药及各种爆炸物品187.5吨。即使经过了如此规模的扫雷行动，在中越边境上随着雨水冲刷和泥石流下滑，仍能带出不少地雷和爆炸物，还是会时有造成边民的伤亡。战争的残酷性，在和平了许久的边境上偶有体现便会令人永生难忘。

沈晨曦

对于中越双方主力碰撞的胜负结果，我们仅从两山作战期间两军团以上规模的攻防作战中便能略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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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8日至30日，昆明军区14军40师先后攻占老山、662.6高地、那拉地区的50多个高地，全歼了越军313师122团1、2营和3营一部，共歼灭越军630余人，自己伤亡900人左右。

1984年4月30日至5月6日，昆明军区11军31师全部攻占了者阴山诸要点，歼灭越军河宣省地方部队568人，自己伤亡300余人。

1984年6月11日，越军313师14团在821特工团一部配合下向那拉地区进攻，313师266团一部向八里河东山前沿进攻，均被40师119团、41师122团守备部队击退。越军伤亡180余人，中方伤亡108人。

1984年7月12日，越军出动了步兵4个团另1个营和2个特工团兵力，向老山、662.6高地、那拉、八里河东山方向发动了多路进攻。经过14个小时激战，越军仅夺取了662.6高地前沿一个警戒阵地，其余方向的进攻都被14军守备部队击退。越军伤亡3300多人，中方伤亡380余人。

1984年12月20日至21日，越军356师153团在313师122团一部和部分特工配合下，向662.6高地、那拉方向发动了营、团规模进攻，被第1军1师1团守备部队击退。越军伤亡433人，中方伤亡60余人。

1985年1月15日，越军集中313师122团、356师149团和821特工团1营等兵力，向那拉方向发动团规模进攻。经过近16个小时激战，被第1军1师1团守备部队击退。越军伤亡670人，中方伤亡120余人。

1985年2月11日，第1军出动1师、36师、边防15团的6个加强连兵力，向汉杨、1442高地、140号高地、913高地和41号高地等地区的越军18个据点实施出击作战。经过激战于当天全部攻占各预定目标，共歼灭越军419人，自己伤亡106人。

1985年3月8日，第1军1师一次出动了5个步兵连兵力，同时对越军的156高地、166号、167号、168号、138号高地、小尖山、南嘎等7个据点实施出击作战。经过4昼夜激战，成功夺取了小尖山、156高地、138号、166号、168号高地及南嘎地区的控制权，并出击了167号高地，接连抗击了越军从班至团规模的反扑30余次，牢牢守住了既得阵地，共歼灭越军1200余人，自己伤亡200余人。

1985年5月31日，越军出动982团、981团共4个营兵力，向 67军在662.6高地、那拉前沿的多个阵地发起进攻。激战到6月2日拂晓，除丢失了211高地的2个哨位外，67军守备部队将其余方向的越军全部击退，共歼敌738人。

综观这9次双方团级规模以上的攻防对抗，中国军队攻击4次全部夺取了预定目标，越军攻击5次仅夺取了一个警戒阵地和一个小高地上的2个哨位，伤亡上也是越军远大于中国军队，双方高下立判。

总的来看，两山作战中，越军仍保持了1979年战争中的单兵技战术好、战斗时机警果断、作战手段诡诈多端的特点，擅长独立作战、偷袭作战、袭扰作战、游动作战，守卫阵地时非常顽强，冲击快，撤退也快，不容易抓住。其弱点也同样存在，害怕密集炮火打击，害怕侧后遭到攻击，士气不高，有时突然崩溃等。

1987年时曾经拍过一部关于对越自卫还击的电视剧《军魂》，取材于老山7.12大战，剧中对越军的描写比较传神。如对越军潜伏部队的警戒炮击，其中炮后死伤惨重却纪律严明静默不动，漫山遍野的越军唱着歌、打着军旗、抬着棺材、挑着猪肉向中国军队阵地走来的奇异景象，越军发起攻击后整营整连的凶猛强攻，遭到炮击后很快放羊，却又从侧翼偷袭上来等，都从一定侧面反映了越军的特点。当然，越军的生活没那么好，挑着猪肉上阵地是比较夸张了。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在战斗时非常凶猛，手段很多，杀伤力很强，敢于正面对抗，也很会玩阴谋诡计，这是没有疑义的。

与1979年不同的是，两山作战中的越军转守为攻，打攻势的时候很多，敢于连续冲击，敢于和中国军队反复争夺阵地，短兵相接的战斗打得也有声有色。其防御部队在阵地失守时，也不像1979年那样迅速化整为零，边打边藏，钻山逃跑了，而是顽强退守到掩蔽部、坑道、洞穴中，反复与中国军队周旋，直战至最后一人，为主力部队实施反扑创造战机。也就是说，越军敢于打正规战的能力增强了。这就可以看出，两山作战中越军主要使用正规主力部队和1979年时主要以地方部队和公安、民军作战的显著区别了。然而越军虽然常常发起攻势，也敢于攻击，但其大兵团作战能力差、协同不力的弱点难以克服，多数冲击遭到中国军队密集火力打击后即迅速溃散，尽管反复组织冲击，但却形不成强有力的矛头，偶有得手也不能迅速扩展战果，最后只能是虎头蛇尾。正规战打不下去，就又使出了偷袭、袭扰、冷枪、冷炮的老招数，周而复始，贯穿于两山作战的始终。

经过了两山作战前期的正面对撞后，越军终于了解到了中国军队的真正实力，自知不敌，加上政治形势的变化，后面就越打越消极，直到变成死拖活耗，在阵地上过起了日子。两山之后，越南陆军再也不敢吹什么“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只好让位给海空军，让没有挨过打的这些位继续玩起了抢夺南海诸岛的游戏。中越陆地边境的和平，是无数血战之后的献礼，历史已经无声地证明了一切。

沈晨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9之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俘了200余人，其中还有干部带连队集体投降的事例，成为了全军难以言说的奇耻大辱。战后，在总结中就提出了革命气节教育不够的问题。到了两山作战初期，14军40师进攻老山时又有一名连级干部被俘，后来在越方的威逼折磨下吐露了部队机密，影响非常恶劣。此后，轮战部队的干部战士在上阵地前写决心书和宣誓时，都要加上一句“誓死不当俘虏！” 由于老山战场的特殊态势，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越军特工又到处出没，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因此，参战官兵为了以防万一不至于落到敌人手里，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光荣弹”。顾名思义，一旦带上“光荣弹”，那就要随时准备着光荣牺牲。当时很多官兵选择了体积较小、弹体光滑、易于携带的82-1式进攻型手榴弹作为“光荣弹”，随时不离身，一旦遇到无法挽救的危险就要将其拉响。在两山作战期间，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烈士。如周忠烈烈士，14军40师119团3营机枪手，1984年7月12日在142号高地抗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几名越军同归于尽；刘家富烈士，14军40师119团8连战士，1984年7月12日在142号高地抗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2枚手榴弹与4名越军同归于尽；康玉明烈士，11军31师93团6连战士，1984年4月30日在攻击者阴山战斗中于1185高地附近遭到越军围攻，身负重伤，拉着手榴弹扑上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林祖武烈士，第1军1师1团6连排长，1985年3月8日在攻打小尖山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敌包围，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钱灿贤烈士，第1军1师2团3连战士，1985年3月10日在166号高地打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缠在腰间的炸药与2名企图活捉他的越军同归于尽；张长艳烈士，第1军1师2团6连战士，1985年1月15日在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时身负重伤，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扑上来的越军同归于尽；董德明烈士，第1军1师2团6连战士，1985年1月15日在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时遭敌阻击，身负重伤，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方外元烈士，第1军直属侦察连副班长，1985年1月15日在坚守145号高地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挣扎着拔出匕首与冲上来的越军搏斗，最后拉响手榴弹与2名越军同归于尽；陆欣烈士，67军199师595团5连副班长，1985年5月31日在211高地抗敌反扑战斗中被敌包围，拉着身上的几枚手榴弹，跃出掩体与扑到到近前的越军同归于尽；贾柯烈士，67军199师595团1连代理副连长，1985年6月10日在反击211高地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敌包围，拉响3枚手榴弹与围上来的越军同归于尽。。。。。。两山作战中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事绩超过了1979年之战，虽然还远不及抗美援朝战争，但作为一种参战官兵普遍加以准备的痛烈杀手，还是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写下了血色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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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军人在弹尽援绝之时，被迫放下武器向对方投降，这在国际上是通行的原则，不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对历史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不怕牺牲，战斗到底，不当俘虏，绝不投降，这已成为一种传统，是军魂象征。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苛求。

最后要说一句的是，在1984年两山作战中牺牲的普通战士，得到的抚恤金是2400元。相比于1979年战争中牺牲的普通战士抚恤金500元标准，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3、4年的工资。可是，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大好男儿的生命，无法抚平烈士父母的心灵创伤。珍爱和平，警惕战争，这是所有人类都必须铭记的警示。

（五）. 越南军队的表现

1979年战争后，越南当局意图报复，将其军力部署的重心北移，从越南南方和柬埔寨抽回大量兵力部署到了中越边境上。仅在云南中越边境，就新组建了第6军，归二军区指挥，在边境一线部署了7个步兵师。

在1979年的战争中，越军在边境一线主要以地方部队、公安、民军实施节节防御，成为了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主力，打得很是顽强。而其一线部署的步兵师较少，主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且在战斗中表现不佳。如1979年时越军在西线河口正面战场只部署了步兵345师，在昆明军区13军、14军的重拳打击之下无甚抵抗能力，很快崩溃败逃，弃城失地，其溃兵还沿路抢劫，闹出了不少笑话。而驻莱州省平卢地区的步兵316A师奉命东援老街，却被13军39师给截在代乃，没能在主战场使上什么劲。后来又遭到50军149师的长途攻击，不敢顽抗，很快向西退过了黄连山垭口。结果就是在1979年的战争中，给中国军队造成较大伤亡和麻烦的主要是越南的地方军、公安和民军，而不是正规的越南人民军。这就造成了两个正反相对的效应：中国军队遭到了越南地方军和民军的百般纠缠，却没能与精锐的越军主力步兵师好好交手几次，打得既吃力，又不过瘾；而越军则认为仅用地方部队和民军就“击退”了中国军队，要是调主力回来，那还在话下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越军百般不服，先后调回精锐主力到中越边境继续挑衅，双方终于再一次激烈碰撞，一较高下。

到了两山作战前，越军在西线云南中越边境一线部署了316、345、356、313、314、326、355师共7个步兵师。其中316师就是1979年时的316A师，在越军六大主力步兵师中排名第五，战斗力较强；345师在1979年战后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整训，战斗力有所提高；356师前身为316B师，是由316师抽调骨干编组而成的，底子不错；313师所属部队多年在老山、扣林山、八里河边境当面驻扎，频频向中国挑衅，气焰很嚣张；314师参加过1979年的战争，未受过中国军队有力打击；326师为重装步兵师，装备较好；355师的3个步兵团原来都是地方军，在1979年的战争中遭到过中国军队狠狠打击，后组建为一线重装步兵师。这些一线步兵师中，316、356、313、314师都参加了河江战场作战。另外，在两山作战期间，越军总部先后从河宣省、山罗省、一军区、二军区、三军区、首都军区、广宁特区等省和军区抽调了主力师、团到河江边境参加轮战。其中包括越军主力步兵师中排名第二的步兵312师、排名第五的步兵325师、参加过几次侵柬作战的步兵第10师，还有步兵981、982（号称“王牌团”）、983、754、855（号称“山地攻坚模范团”）、567、2团等主力团，二军区直属炮兵168旅（原为炮兵168团，在1979年战争中曾荣立集体二等功）、炮兵368旅，以及在抗美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总参谋部直属198特工团、821特工团等部队。可以说，在两山战场当面先后云集了一大批越军精锐部队，轮番与中国军队过招，再不是1979年以地方军、公安、民军为一线主力的阵容了。

沈晨曦

（四）. 中国军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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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参加两山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诸多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提高，体现了1980年代中国军队的建设水平。

在武器装备方面，相对于1979年的战争中还大量使用了半自动武器，两山作战时的中国军队已全部换用了自动武器。除了原有的56式、56-1式冲锋枪外，还部分使用了少量的56-2式冲锋枪，并逐步换装了81式枪族。由此，消除了1979之战时班组自动火力不足的明显短板，单兵和班组火力已与越军旗鼓相当。在进行阵地防御时，步兵连还配备了12.7毫米高射机枪，步兵排配备了7.62毫米重机枪，连排级火力也得到了较大加强；1979之战时侦察兵主要使用的是64式微声冲锋枪，两山作战时则已大量换用了79式轻型冲锋枪和85式微声/轻型冲锋枪，丰富了侦察用武器体系，加强了自动火力。因为85式微声冲锋枪的性能比64式要好，有些老兵就把64式微声冲锋枪的消音碗去掉，作为普通自动武器，与85式微声冲锋枪搭配使用；1979之战时越军使用了一种苏制SVD7.62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对中国军队造成了不小杀伤，而当时中国军队却没有同类型武器与之对抗。两山作战时中国军队已装备了根据缴获的苏制SVD狙击步枪仿制而成的79式狙击步枪，在实战中狙杀效果良好，有力压制了越军的狙击作战。后来又研制出了85式狙击步枪，至今部队还在使用；1979之战时步兵大量使用了67式木柄手榴弹攻坚阻敌，这种手榴弹全弹较重，体积较大，产生的破片数量较少，破片一致性也较差，杀伤威力不足。两山作战时步兵换用了82式手榴弹，重量和体积较67式手榴弹大为减小，而装药量和破片数则成倍增加，杀伤威力增强了很多；1979之战时步兵使用的随伴火炮主要是65式82无坐力炮，两山作战时又加入了78式82无坐力炮，其破甲弹和榴弹的杀伤威力都有所增强。两种无坐力炮配合使用，在实战中打敌火力点和掩蔽部的效果良好。因而老兵中流传了一种说法：“200米以内用82无是指哪打哪，没跑！”；1979之战时，工兵和步兵排雷破障主要使用320爆破法、直列装药、爆破筒、手榴弹和炸药包。到了两山作战时，参战部队已普遍使用了73式/74（改）式火箭爆破器排雷，在爆破器材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两山地区树木茂密、高草丛生，火箭爆破器使用时常常被树草挂住爆炸带，影响了爆破效果。工兵和步兵不得不使用直列装药、空包弹抛射导爆索、竹竿挑炸药包等方法辅助排雷，并且发明了用60炮、40火箭筒发射导爆索排雷，危急时刻甚至用人体滚雷。为了对付越军的铁丝网，中国军队还研究出将一种卡口安装在步枪和冲锋枪上，只要用枪卡住铁丝网，一搂火啪就打开了，省去了携带破坏钳的不便和麻烦；1979之战时，因为主要打的是运动战，阵地防御的手段不足，步兵在警卫阵地和断后阻敌时临时使用了将手榴弹拉弦后挂在草丛、树梢上防敌接近的方法，只是聊胜无米之炊。到了两山作战时，基本上是阵地防御，步兵就大量使用了地雷阻敌，特别是66式反步兵定向地雷，容易控制，杀伤效果十分惊人。侦察兵也很喜欢这种地雷，在深入敌后时作断后使用，在丛林中非常易于隐蔽歼敌；另外，两山作战时中国军队首次小规模使用了双面迷彩服，主要配发给侦察兵，虽然伪装效果不是很好，但仍属填补空白，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来的军队建设提供了借鉴。

在临战训练方面，1979之战时的中国军队是临时扩编，简易训练，仓促上阵，属于临阵磨枪。当时最早接到命令行动的部队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70多天，大部分参战部队从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近2个月，最晚接到命令的部队到开战的准备时间只有16天。这种情况下，部队紧急进入集结驻地后，只能采取先到先训、急用先训、突出重点的原则进行针对性的临战训练。以步兵为例，训练的重点是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埋雷、排雷、防空、防化、战场自救、互救、穿林行军和从单兵到营的山林地区攻防战术，普遍完成了1-2次实弹射击，投掷了3-5枚手榴弹。但是，因为从上到下都对越军的作战特点不了解，也缺乏山岳丛林地的实战经验，在训练方向和训练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差和无法准确把握。也就是说，一名刚入伍的新兵，只打了几次枪、投了几次弹，接受了几次攻防战术训练，单兵战斗技能远称不上娴熟，对亚热带山岳丛林环境也还没有充分适应，而且不了解对手的作战特点，就直接上了血火无情的战场，其战斗力可想而知。1979之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受了很大伤亡，与部队训练不足紧密相关。到了两山作战时，一般新一批轮战部队从接到命令到上阵地换防，短的有3个多月，长的在半年以上，因而有了比较充分的驻训时间。同样以步兵为例，轮战部队通常要突出进行“三防三反”（即防炮击、反炮击，防偷袭、反偷袭，防特工、反特工）、“五小”（小课目、小分队、小行动、小火炮、小动作）和“六项基本功”（体能、射击投弹、自救互救、埋雷排雷、利用地形地物、土工作业）的强化训练。除了进行能走、打、吃、住、藏，会打枪投弹、埋雷排雷、土工作业、自救互救、利用地形地物、识图用图等基本科目的训练，还要选择相似作战地形，设置近似战场环境，在人烟稀少、环境复杂、气候恶劣、缺粮少水的艰苦条件下，连续若干昼夜进行关于上述科目的适应性演练，同时重点加强夜间作战能力的训练。在此基础上，根据越军的作战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适应作战对象、作战环境的强化训练，从单兵到分队，边训练边研究，集思广益，总结推广，及时充实训练内容，活跃训练方法，培养骨干、尖子，并推动传帮带活动，使部队官兵能够对山地丛林作战和越军的作战特点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如此，部队有了充分时间训练单兵战斗技能和分队战术，并在实兵演练中逐渐适应了亚热带山岳丛林环境，同时对越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较多的了解，针对性地进行了反制训练，其作战效能和1979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战术运用和组织协同方面，1979年时部队的战术比较生疏，很多干部军事素质不高，开战之初打得很莽撞，冲锋时队形密集，不敢走大路两侧，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因而造成了很多不该有的伤亡。炮兵往往整营整连进行射击，申请火力支援要逐级上报，与步兵的协同动作差，对步兵的支援不够及时有力。打到后来，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改变打法，灵活运用战术，才越打越好。两山作战时，因为部队已经过了较充分的临战训练和加强了战前侦察，战斗准备和组织都比较到位。同时新一代指挥员已经崛起，很多干部都是从军事院校毕业，对于如何实施组织指挥和步炮协同都有较为清楚的概念，军事素质已大大提高。部队一般在攻击发起前通常严密实施各种侦察，基本摸清了攻击地域的地形、路线和越军的兵力部署，并派工兵提前秘密开辟通路，攻击发起时步兵采用疏开队形，小群多路，交替掩护，对越军阵地实施多路、多方向的连续攻击，边打边剿，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战术效果。炮兵则与步兵密切协同，炮火准备时逐段护送步兵冲击，并简化了火力申请程序，前观紧随主攻营连前进，通常接到呼唤后只需几分钟就能以炮火支援步兵战斗。进入阵地防御作战阶段后，每次组织战斗时，步兵、炮兵和技术分队的指挥员都要开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协同方案，在图上完成协同，并在现地明确任务和分工，反复组织协同演练。当时有一种被作为先进经验的训练方法叫“八级同台”，即在拔点战斗前，军区首长、集团军首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集思广益，磋商打法，组织协同，完善战斗方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战斗打响后，步炮双方指挥员在同一指挥所实施组织指挥，进行当面协同，减少了指挥中转环节，提高了炮火支援的时效性。攻击分队则按照预先协同方案，将协同动作明确到每个战斗小组，落实到每一个战士，强调紧密配合，密切协作，一路受阻多路接应，一波受挫多方支援。在通信保障方面变单级保障为多级保障，有线、无线并用，多网路组合，从而保障了通信指挥的不间断。总的来看，中国军队在两山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和组织协同能力已较1979年时提高了一大步，从而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战果，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改观了1979之战后被广为诟病的部队形象。

在技术保障方面，1979之战时中国军队的技术保障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很落后的状态，因而这场战争双方在技术保障方面都没有什么较突出的特点。到了两山作战时，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程度的提高，参战部队已能够运用相对较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增强指挥、控制、侦察、通信等作战能力。如从西方进口了著名的“辛柏林”炮位侦测雷达投入作战，有效克制了越军的迫击炮游动作战；使用大功率电子干扰机对越军的无线电指挥网实施电子压制，干扰了其正常通信，打乱了其战场指挥，使其炮火难以准确命中，取得了很大效果；使用航模飞机对越军前沿阵地进行航空拍照侦察，获取了越军阵地的部分情报；1986年10月14日，47集团军139师实施“兰剑-B行动”时，运用了先进的微波传输技术将战斗过程传输到了师指挥所等。

沈晨曦

为了确保一线部队的每天两餐热食，炊事人员早早就要做好饭，上下山十多里往来运送，付出了巨大努力。即使如此，到了战事紧张和天气恶劣的时候，还是保障不了一线部队的吃饭需要。后来上级不得不向一线阵地配发了煤油炉、桶、锅、面条、大米、软袋食品、蔬菜等器材和食品，让官兵们在有条件的时候自己开伙。阵地上的吃水也很困难，每天都要由官兵下山背取，常常要到十几里外去背水，再背回到山上。如八里河东山主峰海拔为1175.4米，驻守官兵单程背水一趟要走上9公里，还要再爬1045级台阶到山顶，吃水极为艰难。后来，这个高地就被誉为是“八十年代上甘岭”。当时据一线连队统计，分队供水最好时为每人每天1斤，有时要3个人才能分到1斤水。这点宝贵的水要用到关键的地方，像什么洗脸、漱口之类的就都免了，除了保证最低限度地饮用外，有时几个人会将水合到一起下顿面条改善伙食。这还是在战事不紧张的时候，一旦打起来了，连这点水都供不上。实在不行了，就只能靠接雨水维持。有时一连多日不下雨，好容易下雨接到点雨水，官兵们舍不得用，最后都臭了。因为长时间缺乏饮水，很多官兵小便稀少，大便通常要一周才解一次。这种环境下，不少人得了尿道结石，痛得钻心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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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白天气温常常高达35-40度，猫耳洞里更是热得像蒸笼。时间长了，阵地上的官兵们就把衣服都脱了，很多人一丝不挂，只有连、排长穿条短裤象征指挥位置。因为阵地上过于闷热、潮湿，很多官兵得了烂裆病，痒得不行，坐不下，睡不着，痛苦异常。对面阵地的越军也同样如此。后来就出现了阵地奇观，一旦天气晴好时，双方士兵就像有约定一样解除了敌对状态，纷纷光着身子钻出掩体躺在阵地上“晒蛋”，直到晒好后回到工事内，才再次准备开打。到了轮战后期，中国军队配发了“1号霜”和微型浴包，才基本治愈了烂裆病。有一次40师师长刘昌友上松毛岭一线阵地检查，看到战士们因缺水而嘴唇干裂，赤裸的身体上没有一丝汗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再去消耗他们仅有的一点水，硬是渴着视察完了阵地。回到师部后，他一口气喝了三大茶缸子的水，可还是觉得渴。

据调查，在轮战初期，一线部队因为战事紧张、潮湿闷热、食欲不振而导致体力消耗极大。约有30%的人员患有疲劳综合症，50%的人员患有脚气和皮肤湿疹。到了轮战中后期，因为长年在环境恶劣的阵地上对峙，腰疼、腹泻、烂裆、皮肤病、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各种患病情况更加严重，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为此后勤做出了很大努力，积极进行防治和输送营养品，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善，但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保障一线部队的基本供给，战区内的军工们立下了最大的功勋。除了要向阵地运送食品和弹药外，因为越军的炮击轰炸和下雨塌方，阵地上的工事常遭破坏，还需要大量的施工构件。军工战士们每天都要背上重7、80斤，最重可达120多斤的作战物资，默默而艰难地向阵地运送。下阵地时，他们还要身背、手抬、肩扛着100多斤重的伤员，一点一点向山下蹭，常常是7、8个人才能抬下1个伤员来。无论是上阵地还是下阵地，都要通过越军炮火封锁最严密的地段，通常被称为是“百米生死线”，而且往往是连着几道生死线。因为山高坡陡，在上下山通过危险地段时，军工们还要四肢着地爬行，一步一步艰难前进，情景非常悲壮。有的人因此累得吐血，有的人晕倒在行进的途中，很多人的双肩、双膝皮肤都被磨烂了，一些人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还有的人永远倒在了“百米生死线”上。这些军工英雄们很少为人所知，但却用自己的英勇无畏和流血牺牲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高度赞誉。因此，他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老山骆驼”。

为了保障前线部队的给养需要，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门使尽浑身解数，制定统筹计划，严密组织运输保障，采取多种保障形式，各级后勤保障人员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团结战斗，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全战区的整体有序的保障体系。仅在14军老山地区坚守防御作战阶段，后勤部门就向前线运送弹药6138吨、油料1230吨、主副食7367吨、燃料5028吨、马草料716吨、营房物资701吨、被装55吨、药材40吨、日用百货847吨，有力保障了前线部队的需要。从典型的7.12大战中看，中国军队弹药、食物及其他物资储备充足，越战越勇，敞开了打；而越军虽精心准备了2个月，但打了一天就已粮弹两缺，前线部队主食不足，甚至发生了截夺弹药车的事情，攻势无法持续下去。由此可见，中越两军的差距，说到底还是一个综合国力的差距。

在两山作战中，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门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周密制定物资技术的保障方案，动用各种手段及时有力地予以实施，使各阵地的弹药、物资都超规定标准储存，加上所有后勤保障人员的艰苦努力，基本做到了部队打到哪里，后勤工作就保障到哪里，前线部队枪炮不缺弹，人马不缺粮，车辆不缺油，伤员及时救，从而为持久作战、应付各种突发情况，直至赢得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的高度看，人民解放军从诞生起，能在历次国内外战争中越战越强，不断壮大，与其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一个特殊优势。在两山作战中，各轮战部队将政治思想工作紧紧围绕焕发部队高昂的战斗情绪，保障打胜仗这个根本目的来展开，发挥了强大威力。

首先，是充分发挥党委、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了保证作战胜利，轮战部队的各级党委和连队党支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反复学习上级的作战方针、命令、指示，统一思想，做到凡涉及作战中的重大问题，都能通过党委集体领导来解决。在战斗中，各级领导不但指挥所靠前指挥，还逐级下到主攻的营、连、排加强指挥，以身作则，果断处置情况，起到了团结作战的核心作用。共产党员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别人，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哪里最艰苦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部队英勇善战的士气。在两山作战中，指挥员靠前指挥、共产党员带头冲锋的事例不胜枚举。典型的如1985年的6.11战斗中，67军199师595团组成突击梯队反击211高地，各梯队就按照班长、党员、共青团员的顺序分别编成战斗小组，逐次投入战斗，反复冲击，不怕牺牲，死战不退。1连代理副连长贾柯在冲锋时右腿被弹片打了两个窟窿，他忍痛大喊一声“党员、骨干跟我上！”带领几名战士率先冲上211高地，在随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其次，在激烈艰苦的战斗期间，各部队注意及时调整健全党的组织，及时健全行政组织，及时配齐干部，做到随缺随补。如14军40师在老山防御作战阶段，就先后调整了团党委书记2人、常委2人、委员3人，营党委书记5人、副书记1人、委员12人，连队党支部书记11人，委员19人，指定了党小组长21人。因此，在战斗中做到了组织严密不散，政治鼓动坚强有力。40师在进攻老山时伤亡了各级干部146人，在转入防御时迅速配齐了干部，其中将战士代理排长、个别代理连级干部职务的133人，及时下命令提升为干部，并将33名干部提升了职务，从而做到了指挥不中断。

第三，以党员为骨干，做好战时的思想鼓动工作。在轮战期间，各部队的军、师、团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工干部深入基层和各个阵地，与党团员及干部一起，及时向指战员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勉励、嘉奖、记功情况，及时传播胜利消息，及时传播祖国各个战线的大好形势和兄弟部队的胜利捷报，及时传播祖国人民的关怀和希望。部队利用战斗间隙，阅读书报、慰问信、家信，互相谈心，讲战斗英雄事绩，谈电影中的英雄部队和英雄事绩，让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岩龙等英雄形象在广大指战员的头脑中扎根。在掩蔽部、坑道内开展写诗、写快报、画画、记日记、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从而让广大官兵时刻感受到自己英勇战斗，甚至流血牺牲的价值，使“无私奉献”、“祖国在我心中”从口号变成了自觉的战斗行动。

第四，将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结合起来，激发广大指战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前，各轮战部队都要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活动，注意把学习贯彻中央军委的命令同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结合起来，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尤其是“五种革命精神”（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同大讲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学习本单位英模事迹结合起来，同学习对越作战经验特别是同学习“四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结合起来，同揭露控诉越军侵柬反华、搞地区霸权主义的罪行结合起来。通过动员教育活动，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这次作战是收复领土保卫边疆保卫四化的正义之战，激发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增强了英勇杀敌、敢打必胜的战斗热忱。14军40师进攻老山前，通过动员教育，全师就收到了求战书8500多份、血书240份，有105名在外人员提前按时归队，209名临时来队家属离队返乡。第1军上阵地前，全军共有2.7万人写了求战书和决心书，有6406人写了血书。其1师3团143名专业户子弟，人人要求上前线，誓死保卫党的强国富民好政策。40师118团8连在战前发出了“血染老山顶，领土一日还，血染战旗红，卫国当英雄”的誓言。战斗中该连勇猛攻占了老山主峰东北侧核心阵地54号、56号、53号高地，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了“老山英雄连”荣誉称号。烈士王大才在战前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党叫我堵枪眼，我就学黄继光；党叫我炸碉堡，我就学董存瑞；像英雄那样，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在 7.12大战中，40师119团8连3排代理排长李海欣，在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际仍坚持战斗，鼓励大家“坚决守住阵地，不能给祖国丢脸”，最后英勇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山作战期间，中央领导人也纷纷题词，极大地关怀和鼓励了全军指战员。如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题词是“为保卫祖国边疆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题词是“国威军威看西南”，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题词是“英勇善战，威震老山”，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题词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一句话，充满了正能量，如何叫人不振奋！

总的来说，在两山作战中，中越两军都正常发挥了水平，硬碰硬地较量了5年多。中国军队在相对强大的国力保障下，攻强守固，在战场上占了上风，达到了收复领土、牵制越军、锻炼部队的战略目的，圆满收场。反观越军，虽然在两山地区集结了比当面中国军队更多的兵力，也是主要的攻势发起方，其蓄谋已久，精心准备，使出了各种战法，不可谓不竭尽全力。但在相对衰弱的国力限制下，后勤供给匮乏，部队生活艰苦，士气低落，最后只能沦为死拖活耗，黯然收场。两山之战，形式上是边境冲突，实质上是两国两军之战，拼的是综合国力，最后的结果，实际上在开战前就已注定了。

沈晨曦

及时有效的通信联络是实施组织指挥的重要保障。在两山战场上，中国军队通常使用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方法，多种器材并用，建立起了稳定的通信网络。一般会在战前优选通信样式，调整通信骨干，预先敷设多条有线，增加迂回线路，战斗开始后则紧跟突击部队进行有线架设。无线电逐级向步兵加强，861指挥机配发到班，884步谈机配发到排，10瓦单边带电台、2瓦电台、705C保密电台配发到连，团与营之间使用2瓦电台和10瓦单边带电台联络，师对团使用15瓦八一电台联络。炮兵指挥所之间则使用有线和无线线路构成专向联络。战斗中，根据情况将有线和无线及时切换，多种器材并用，既保障了通信联络和指挥顺畅，又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因为老山战场地形复杂，地面杂波严重，通信设备常受到干扰，有时甚至不能使用。中国军队装备的通信器材质量不太好，特别是一线步兵最常用的861指挥机，噪音非常大，而且头套式耳机和喉震式送话方式也很容易使人产生疲劳，影响指挥。当时中美之间已有了一定的军事交流，因而中国军队也部分装备了美军的0.5瓦单兵对讲机，其质量优良，音质清楚，非常受部队的欢迎。作战期间，一线部队在使用884步谈机、861指挥机等器材进行联络时，常常遭到越军电台的窃听，多次发生了机密泄漏。第1军轮战时，其1师1团所属部队就创造性地使用了温州籍战士担任步谈机员，配到一线各连队，在战斗中用家乡土语通话，防止了敌台干忧窃听，取得了良好效果。作战期间，为了有效实施对敌方通信联络的干扰，中央军委直属干扰17团率大功率干扰机及各军区的通信干扰营也先后进入老山战场参战，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沈阳军区参战的无线电通信干扰营，在1985年的9.23战斗中支援46军138师414团部队出击395高地，对越军457炮兵团的指挥网实施了压制性干扰，致使该团始终无法有效地对395高地及其周边高地进行精确炮击，只能根据大概位置进行炮火覆盖。战斗中457炮兵团共向中国军队发射炮弹3231发，命中中国军队阵地的仅有781发，占耗弹总数的24%，且绝大多数没有命中中国步兵攻击的395高地。直接指挥这次作战的138师政委对通信干扰营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通信干扰营参加作战，9.23作战我军的伤亡人数比战前预料的减少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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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山战场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双方的特种部队作战了。越军的特工部队精干善战，神出鬼没，曾创造过奇袭破坏中国军队“辛柏林”雷达的精彩战例。据说这件事当时惊动了邓小平，召来总参谋长杨得志询问：“越南的特工这么厉害吗？他们的特工可以进来，我们的侦察兵为什么不能出去？”由此，拉开了中越间一场绵延近5年之久的侦察作战序幕。在此之前，中国军队还没有专门的侦察作战这一提法，更不要说特种作战了。1984年发起两山作战时，战场的侦察保障主要由14军、11军自己组织实施。从当年7月起，一直到1989年1月，国内各军区部队以野战军为单位，先后组织了15支侦察大队，轮番进入老山战区，集中对越军实施侦察作战，执行了抵近观察、渗透侦察、袭击捕俘、拔点作战等任务。在4年半的作战时间里，共执行各种任务数万人次，歼敌近2400人，摧毁了越军一批军事目标并获取了大量情报。另外，总参直属的技术侦察分队和前沿工作队也秘密进入两山战区执行任务。在作战期间，涌现出了一批侦察英雄。如“战斗英雄”13军39师侦察连排长傅孔良烈士、“捕俘英雄”54军侦察连班长张柱兵、“舍身救战友的模范指导员” 21集团军62师184团8连指导员张新奎烈士、“侦察英雄”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侦察连连长冷杰松等。侦察兵创造的光辉战例有很多，如两山作战前期的1984年9月12日，第3侦察大队54军160师侦察连奉命组织侦察分队在844高地执行侦察捕俘任务。侦察分队在连长孙建国指挥下，乘天降大雨之机突然出击，不到一分钟即摧毁越军一个哨棚，俘虏负伤越军1名，然后带上缴获的文件和武器弹药迅速撤离。越军出动约2个排兵力随后追来，遭到侦察分队先后设置的地雷拦阻，只好停止了追击。侦察分队重新选择方向，开辟通路，安全返回了出发阵地。整个袭击战共击毙越军13名（被俘虏的越军在押返途中死亡），侦察分队无一伤亡。战后，越军在广播里惊呼“遭到中国高级别动队的无声袭击”。昆明军区和情报部门的首长也盛赞了这次袭击战斗，称其为“是我军从抗美援朝以来侦察兵一次最成功的奇袭战。”

因为两山战场地形复杂，道路稀少，大军机动和物资转运都非常困难。在作战期间，工程兵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紧急抢险，长年奋战，为保障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开战前部队向两山地区集结阶段，工程兵部队克服困难，昼夜苦干，在险峻的山地间临时修筑了多条进出道路，使主力部队能够按时进入战区完成作战准备工作。当1984年4月2日昆明军区开始实施对越炮击的“一．四工程”时，越军二军区司令员武立得知中国人突然把这么多重炮布置到了老山和者阴山地区，当场气得把电话都摔了。1990年曾经出版过一本对越作战的纪实文学《中越战争秘录》，在其后多年广为流传。该书的封面是一张战地照片，显示了一长串军车在蜿蜒盘旋的山路间前进，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张照片表现得正是老山战区非常著名的三转弯地域，是当时前线官兵皆知的“交通生死线”。三转弯是麻栗坡县城通往天保口岸的必经之路，当时老山战区的一切给养补充、弹药运输、伤员转移都必须从此处经过。三转弯地如其名，一条只能并行两辆车的军路在高耸的山地间曲折延伸，沿途大的转弯就有三个，还有不少小的转弯，在山间画出了一个个“之”字形状，像是一条扭曲长蛇。三转弯的正面直对着越军占据的小青山，其间隔着盘龙江河谷，地势开阔，易于观察和瞭望。因而，这条路成了越军炮火封锁的重点，从这里经过的人员和车辆经常遭到越军的炮火袭击。一位当年参战老兵有过如此回忆：“车过第一弯，侯干事命令我和小周抓紧车厢。他指挥驾驶员跑一、二十米停一下，然后接着再跑。如此反复。结果，前行不到100米，敌军的两发炮弹都落到第一次停车的地方。炮弹爆炸的碎片和溅起的石块扬得老高，砸在路边的树林里哗哗作响。我笑问侯干事：‘敌军咋这么笨，咱的车停那儿他们都打不着。。。。。。’侯干事瞥了我一眼，‘这不是敌人笨，而是因为我们机智灵活。你想，咱停下的时候，给了敌人瞄准的机会，它发射炮弹的时候，我们又快速前行。。。。。。’”这样的险遇，在三转弯算是家常便饭。为了修筑和维护这条咽喉要道，工程兵部队不怕牺牲，吃尽辛苦，随炸随修，与后勤运输部队团结奋战，硬是将三转弯建设成了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军队在新时期的又一条“钢铁运输线”，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两山作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导弹部队也神秘亮相。14军40师进入老山战区时，即部署了1个“红缨—5号”防空导弹连、1个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连。“红缨—5号”防空导弹是中国军工部门根据苏联的萨姆-7防空导弹仿制而成的，是一种便携式超低空防空导弹，可以肩扛发射，能攻击目视条件下的高速飞机与直升机。因为两山作战基本是地面战，“红缨—5号”防空导弹主要担任警卫防空任务，部署在指挥所和重要目标附近。当时越军在老山战场部署有8架苏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每架加挂有24枚无制导对地攻击火箭弹，火力十分凶猛。中国军队前沿步兵团装备对空作战的14.5毫米、12.7毫米高射机枪都打不透其腹部装甲，如果越军出动这种直升机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尽管有防空导弹和高炮与其对抗，但摄于米-24的机动性，反制效果有多大恐怕难以把握。好在这种直升机对于越军来说也是宝贝，不敢轻易使用，加上害怕中国军队炮火报复，最后终于没有出动，“红缨—5号”防空导弹也就遗憾地未能显显身手。真正参加实战的是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这种导弹是中国军工部门根据苏联的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于1978年仿制和改进而成的，在当时具有性能比较先进、体积小、成本低的特点。在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时，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还没有批量装备部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在东线谅山方向部署了1个导弹连，主要担任反坦克预备队，但没能得到与越军坦克过招的机会。到了1980年代，这种反坦克导弹已批量装备给了部队。40师上老山时即部署了1个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连，装备有导弹发射架18具，以班为单位分散配置实施防御。后来的轮战各军上阵地后，也均以师为单位部署了反坦克导弹连，作为反坦克预备队使用。真正将这种导弹投入实战应用的，则是67军199师和46军138师所属的导弹连。199师导弹连上阵地后，在那拉方向先后向越军阵地发射了9枚红箭-73反坦克导弹，但因其首次用于山岳丛林地带，在射击效果上不太理想。1985年7月2日上午，138师导弹连1个班秘密进入八里河东山前沿的35号高地构筑了发射阵地。经过对2100米外的目标仔细观察后，下午15时05分，导弹班突然发射，2个小组连发4枚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摧毁了越军在1031高地的营、连指挥所，击毙其官兵17人，其中大部分为营、连干部。12月24日，138师导弹连在八里河东山同一地域的31号阵地再次发动突袭，一举“斩首”成功，摧毁了对面越军前沿阵地的营指挥所。在两山战场上，从导弹作战的发射成本角度考虑，中国军队对越军的导弹打击数量有限，主要属于试验性射击。实战证明，红箭-73反坦克导弹具有射击精度高和穿透力强的特点，除了装甲目标外，对于山地的隐蔽坚固工事也有很强的摧毁力，为反坦克导弹的后续研制和改进提供了重要检验数据。

在两山作战期间，空军也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出动了多个航空兵师、侦察团、运输机团和地空导弹部队，轮流作战，配合地面部队执行国土防空和作战侦察任务。当时空军动用了所有专业侦察航空兵部队，使用了已有的全部侦察手段，在广西、云南长达1000余公里的地段上多次实施了航空侦察，侦察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发现各种目标3000余个，有力配合了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1987年10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广西龙州县境内实施防空作战，使用红旗-2号导弹一举击落了入侵中国领空的越南米格-21P型侦察机1架，并活捉飞行员陈尊大尉。这是在十年中越战争中，越南空军唯一升空越境侦察即被中国军队击落的飞机。战后，击落越机的地空导弹第3团97营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并被广州军区空军授予了“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

两山作战，是中国军队继抗美援朝战争后实施的最大的一次多军兵种协同作战。其作战时间跨度大，作战环境复杂恶劣，作战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作战协同要求高、难度大，为1980年代的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这次难得的实战检验，日后的集团军、合成军建设以及新的军事变革，都于此获益甚多，影响深远，为进入新世纪的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突飞猛进打下了重要基础。

从后勤保障上看，两山战区，特别是老山战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对作战行动影响极大，后勤保障非常困难。老山主峰海拔为1422.2米，与其山脚下的盘龙江谷地比高相差近1300米，整片地区山陡谷深，平均坡度为40度左右，不少地段坡度达60-70度。在这个地形下，步兵只能沿边境一线的山地制高点配置，远离后方补给基地。而一线阵地山高林密，道路稀少，不能通车，后勤补给只能通过骡马运输。当时军队饲养的骡马多是高大畜种，不适应山地勤务，部队只得大量雇佣战区当地的骡马担负运输任务。许多地段甚至连骡马也不能通行，前送后运全靠人力，对军工、民工的需求和依赖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