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军队的儿女们

小五阿哥

[这个贴子最后由simonchan在 2007/02/25 09:19am 第 1 次编辑] 风牌<橡胶林的回忆>续篇一直没有推出,大家都有些等不急了.作为"八一越战排"的成员之一,只得先发一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文章中全部采用真人真名,如有什么不妥,请班竹修改. 《军队的儿女们》 引言 对于战争的回忆，我倒觉得不要去渲染人的感情上的伟大。当一个人准备为祖国而献身的时 候，实际在感情上是显得如此的简单。真挚和纯朴决定了这种简单。它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仅仅只是一股热流从后背直达脑顶的一种冲动。真的，我们是一群较为特殊的人；是一群从小就听父辈们述说着革命历史长大，而由我们现在努力延续着，早以步入中年了的人。我们看重过去，那是因为我们看重过去的单纯，过去的真诚，乃至过去的热情。我们正努力地保留着这样一个圈子，努力保留着和现在的朋友，去回忆过去的那种情感上的纯真....... 摘自71女兵<关于战争> (一) 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大家都要走了,走的那样的突然，以至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在潮湿的茅屋里呆呆地望着墙壁，昏暗的油灯把我的影子冷冷地投在上面，那样的孤独，似乎还带着一丝凄凉。我处在纯真的年龄，处在一个似乎不太纯真的年代，但我却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只有离开这里，生活才有希望”。当兵是我期望的一条出路,也是我们那种特定的家庭唯一的出路，但让我郁闷的是这事竟与我无关。我真实地感觉到了失败,一种习惯了自傲,和自负之后的那种落入黑暗底层的失败。失败是痛苦的,而接受失败就更加痛苦。 我们是一起下到綦江农村的。那是在1975年8月,为了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绝大多数的初中以上的学生,抱着各自不同的认识纷纷下到了农村。那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大潮,它甚至冲击到了那些较为特殊的群体。“八一”小学的同学也不能幸免。“重庆八一小学”前身为《西南军区八一小学》，于1952年由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亲自创办。其间，主要招收部队营以上干部的子女。而部队的子女除了当兵，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其实,我本来是有机会逃脱的,因为当时的规定是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 但对于当时干部家庭的多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象我这样,哥哥姐姐都在外当兵,而我是最小的。顺理成章应该留在父母身边。但命运决定了一切，有时希望竟会创造失望。不巧的是我大哥当年却从54军转业回来了。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也成了以后失败的开始。 綦江永新区离市区不算太远,我下到的向阳公社离区上就更不算远。那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山区,竹林遮掩的清溪河清澈见底,每每乘渡船回大队时,总会闪过一丝童年时,流星状的幻影,总会想起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遗憾的是:不是双桨,而是单橹。区别不算太大,但意义却截然不同。 我,庞鲁渝,张建华落户在河对面的向阳大队,张庆帮,王南林,张二黑，刘正风在我们对面。我们常常隔河相望,有时也可大声呼喊,甚至放歌传应。和我们一起下到永新区的还有重庆警备区的孩子,我认识好几个，从南京军事学院调过来的贾副司令的儿子贾亚兵,副政委的儿子李x红…….他们经常到我这来，每逢赶场他们都会到我这来瞎吹很久，弹着吉他唱起过去那些熟识的童谣，于是免不了回忆过去，奇怪的是；我们从未幻想过未来。我也去过他们那，那是在很远的山里，我到他们那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八一”小学的其他同学,风牌,山里人,姜二等很多人下到了比我们还要远的公社。见面于是就成了一种奢望,偶尔相遇也只是在回家的火车上。其实,不管怎样,那都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分开。我们还沉浸在那些多采的厮混的回忆之中，我们还习惯于那些用小口径步枪打鸟,用弹弓打人,以及用吉他消磨的生活之中。 对生活的回忆，往往是由一些细小的事物引发的。比如说弹弓，比如说风筝，比如说枪。那时，大院里很多家庭都有小口径步枪，我记得风牌他们家就有一支五发装弹的，不过成色有些旧了，而胖丁家里的那支五发装弹的却非常的新，闪着淡蓝色的金属光泽，让我十分的羡慕。相比他们，我们院里的枪就普通多了，多属单发，在文具店就能买到，标价五十圆，每盒子弹五十发，口径5.5，单发价格五分钱。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怎么都与“五“字有关？其实我们家的那支枪，在我上小学时就被收缴了，原因是我大哥在一次射击时，子弹反弹击穿了一个女孩的手臂。总之，太多有趣的回忆，带来了今天太重的失落感。 我没想过未来的生活对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会有什么不同,我也没能想到我会有落后于别人，没想到我会有机会去咀嚼那种失败后的苦涩。76年12月他们要当兵走了。庞鲁渝,张庆帮,还有贾亚兵，还有更多的人,而我却被甩下了。我忽略了那种毫不起眼的权力,甚至忽略了一个公社干部,有时竟是一个妇女主任对我命运掌控的能力。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助,想不通的是：我甚至连参军报名的机会都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只能逃避，逃避那种失败后的难堪。我再一次选择了依靠家庭,我只能选择依靠家庭.。我回家了，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才认识到我那骨子里的坚强，坚强到了竟不愿丢掉自傲。回到家里,尽可能连贯地把情况说了一下,意思只有一个“想当兵”.连我自己都很奇怪,一个涉及到命运的重大抉择,竟简单到了仅是为了挽回一副自尊的面子。我等待着父亲的反应,而结果是我几乎看不到什么反应。“别急,你大了”还是那句熟悉的话。我想了很多，本来是个有关未来的问题，我却更多地想到了过去，其中多是我那“辉煌”的童年。打断我回忆的是那很底的电话声，我父亲在说：“好吧！我把他们送过来”坦白的说，我心中的确掠过一丝惊喜，一种满足了好胜的惊喜，我清楚得知道，我的希望实现了。过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叫来了王院长的儿子王鑫，政治部周主任的儿子周正义，并且从单位军需库房提了三套崭新的军装，每人添了两张表；一张体检表，一张入伍登记表。其实我知道只要一张入伍登记表就会满足那个看似复杂的当兵愿望。 后来我得知，公社书记发挥了他权力的极限，死活不把我的户口迁出，本以为是一个拴住知青的杀手硷，但却不知我们竟然不要了，注销了事。每当一想起这事，我就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当天，由周主任带着，乘一辆北京吉普，我们在天黑前赶到了铜粱旧市坝，13军直属地炮团。 (二) 原13军炮兵团1952年组建于贵州省贵阳市。它由第二野战军17军122榴弹炮营和贵州省军区38野炮营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5炮兵团。建团后奉命挥师入川，参加四川阿坝黑水地区清剿残匪的战斗。胜利后奉命调云南，西行2000余公里，归建13军。驻守在滇南重镇开远县（今开远市）三台寺卧龙坡。1968年十月，13军奉命调防四川，12月全团驻守在英雄丘少云的故乡铜梁县（今属重庆）。对于这个炮团，我并不陌生。真的，倒不是由于它的光辉历史，而仅仅是由于它的一些特殊事件。最为震惊的是在一次复转期间，炮团修理所一位副所长由于转业想不通，竟在全团大会上扔出了几枚手榴弹，使其死伤惨重。这样的事件在部队时有发生，我在“八一”小学的同学杨小平的父亲杨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院长，中央委员）母亲马东翠，及回家探亲的姐姐（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扬小静，在家里被其院里的一个海军学员枪杀。扬小静被子弹从下颌骨穿进从头边穿出，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事件也是发生在76年。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扬小平，听说是被他时任新疆军区高级领导的舅舅带走了。 只要是分离，不免有点伤感。而现在我们来到炮团，又不免有点迷茫。未来的“希望”是什么？在此刻多少让人有点捉摸不定。接待我们的是炮团军务股的潘股长，四，五十岁，云南兵，脸色有点发黑，身材不高，给我的感觉是相当的热情。几乎没有什么交接，在团机关食堂吃过饭后，周主任就回重庆了，我们三个被带到了位于二营的新兵连。当兵的经历，能够改变今后一生诸多认识的经历已经开始了。 二营在团部大楼的对面，隔着一条通往双桥，大足的公路。在淡淡月光下，那整齐的122加农炮泛着冷冷的寒光，那些高大的“贝狄艾”牵引车是我第一次看见，军营是一排排不算成旧的平房。六连在左，中间是五连，右边就是四连了。营指挥连在这几幢平房的后面，通过7，8节台阶，门口用瓷砖砌着一副对联“集目观天下，连队犹如家”。连队的营房和炮连有着完全不同的布局，它很容易让人想到北京的四和院，而在院子的中间不伦不类的树着一个类似古埃及金字塔的水池。整个院落树阴密布，宁静的几乎完全没有连队的味道。四周的墙上又免不了有一些写的不算太好的对联，其意义在于无时无刻地张扬着与炮连截然不同的文化底蕴。 老兵们都知道，新兵连的生活是最枯燥和艰苦的，近似于严酷的纪律常常让人去更多留念过去。有想家的，有落泪的，也有骂娘的。而我们选择了沉默，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坚强，而的确是因为我们特殊。由于我们没有正常的入伍手续，于是我们就没有供给关系，由于我们没有供给关系，于是我们就没有第二套军装和津贴。没有正常的一切，于是我们就特殊。也正是这种特殊，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个问题显得很好笑，但其因果关系却也很实在。好在新兵连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王鑫被分到了六连，周正义分到三营指挥连，我被分到了二营指挥连，分到了那个“集目观天下，连队犹如家”的四和院。 接兵是指导员来的，他姓孙，吉林人，第四军医大学68年毕业，在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形象。在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适应他那冷冷的微笑，和介乎于中性的嗓音，正因为如此，他拿手的就是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对歌曲中音域和节奏的处理，简直让我惊叹。接兵那天，是由指挥连先选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番演讲：“我要的是有用的，朴实的兵，我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有些新兵自以为了不起，才当兵几天，就学会了欺负农村兵了，打球的时候，还用球蹭人家头皮”，声调不高，嘴上挂着冷冷的笑。我很敏感的意识到是在说我。那是一天下午，队列训练完后，我和王鑫，周正义一起跟一帮河南兵打篮球，其中有一个叫严发启的兵，总是用一种武术长拳般的动作来拼抢，我的胸部被撞的很痛，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球蹭他的头皮。其实，这种方法常常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技术和对技不如己的人的一种羞辱。与习惯有关，而与新老无关。但不管怎样，孙指导员还是把我要去了，不是因为打球的技术，而是因为我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事后我才知道是有人暗中推荐。 来到指挥连，我被分到了无线排，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又想起了那副对联。其实，这感觉是有其原因的，我必须要有一段说明。首先是我的连长：李晓建，北京兵，190的身高，中央某部李力殷（中央委员）的儿子。团篮球队里最差的球员，常常因为输了球，而以打架获胜。连团政委王耀华，和团长王连海也只能以摇头了之。排长：吴立春，70年兵，工程兵某部政委的儿子（71女兵服役的部队），书生味很浓，几乎没发过脾气，对人表现出的那种谦让，常常让我感到眩晕。还有从第四军医大学五大队毕业的李黔生（现第三军医大学三院泌尿科主任）刘国建（野战外科研究所博士，现定居加拿大），霍小汉。这些都是当兵前，经常在一起厮混的，而现在却都是二营的干部。其实，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又见到了四医大五大队的哥们了。 第四军医大学，第五学员大队。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由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干部子女组成，全部是由部队推荐而来。其中不乏当时军队高层领导的小孩。如象空军政委高厚良的两个女儿；高丽丽，高艳艳等。虽然大家都是走后门进了部队院校，加上家庭背景彼此相同，但其思想也不完全统一，于是也发生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当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孙泊的女儿孙海燕就掀起过一次退学风波，八一制片厂为此还拍过一个记录片，主题是她反对走后门进大学的不正当方式，要求退学，到边防部队去。不知是由于她长的漂亮的缘故还是另有原因，很多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 我常去五大队玩，由于父辈间的老战友关系，他（她）们也常到家里来。现在环境变了，而人却依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回家“的原因吧！ 坦白地说，到了指挥连后，由于认识的人多，对自己的约束也就变的不多了，给连长，指导员及排长经常制造些麻烦。他们习惯了，我也就更为习惯。唯一让他们能够有底气帮我说话的理由是我的出色的军事技术，那是一种投机取巧，而又被事实证明非常实用的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才造成了全团第一个把我推向战场的原因。这究竟是一种胜利还是一种失败？个中滋味很难说清。 我是从小在部队长大的，我曾以为我习惯于部队。我习惯部队的作息时间，我习惯于部队的军号声，我甚至习惯部队的紧急集合。但我绝没想到，我竟不习惯部队被人制约的纪律。我的班长李健德，四川江邮75年的兵。正象所有老兵一样，对比他新的兵非常严厉，嘴里总挂着那句“新兵蛋子”。我听不惯，也不能习惯，于是免不了吵架，吵红脸了也免不了打架，为这事，我曾在军人大会上做过检查。我知道，如果不是李晓健，吴立春的偏袒，我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当然，指导员也常和我们在一起，不是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喜欢听我拉小提琴，《梁祝》《新疆之春》常常让他情绪高涨，我给他伴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了连队最得意的节目。不过，对于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霍小汉那声情并茂的故事。《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连里除了前面说到的严发启，还有一个76年的河南兵不得不说。他名子我忘了，是河南新乡的。其实在开始我对他印象很好，因为他是最关心和最能帮助新兵的老兵。原因是所有老兵都不愿和他交往，其中包括他的老乡。坦率地说，他人很老实，文笔也还不错，一旦出个墙报什么的，多少会显示出一些文学功底，但大家反感他的装腔做事，和那种过分巴结领导的处世风格。最不能接受的还是他晚上叫你起来站岗时的那种交岗方式。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先轻轻地来到你的床前，仔细观察你是否熟睡，待一番特别的试探确认后，他会伏下身子并且用他的身子紧压你的胸部，效果是让你在美梦中突感一种上吊的快感。一旦得逞，你就是到了哨位上，大脑里还是一偏空白，多站两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这方法算不算一种怪癖？不管怎样，只要是接他的岗，是人都会感到一些紧张。可他对我只用过一次，也是他最为失败的一次。因为有了别人的提醒，我在站岗前一直装睡，临晨两点，我感到他已来到了床前，我把腿慢慢的收了起来，当然还是那些奇特的试探，于是身子慢慢地伏了下来，时机明摆着到了，我用力把腿蹬了出去，接着是一阵杂乱的撞击声，灯亮了，他痛苦地捂着肚子，而其他被窝里传出了一阵抑制了的笑声。我一夜没睡，十分的辛苦，但很值得。 其实，在部队有点事情总比没事情好，事情本身的好坏，已经毫无价值。《士兵突击》里有一段话“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倒说出了部队的一些特点。部队的生活是平淡的，一周也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能够自我安排，但也仅限于写家信，十点钟准时熄灯。星期天休息，也只能按比例外出，晚上九点的晚点名总会让你提心吊胆。出此而外，其余时间会安排的满满的，什么早操呀，训练呀，夜间科目呀，如果你还有时间，那还有搞菜地，修猪圈等着你呢！ 当然，在这漫长的平淡之中也创造出了一些幽默。象北方兵用洗脚盆（脚盆和脸盆是共用的）装馒头藏在床下，已经不是秘密了，仅仅因为想吃面条而装病不起，还有因偷跳交谊舞而练就了一身五公里负重越野的体力等，不过偷拆女朋友来信，怎么也算不上幽默。其实这事我早有发觉。最初是团里那个通信参谋，他是成都的兵，和吴力春很熟。每逢71女兵给我的来信他总要偷偷的拆开看过。这我能够理解，因为给他误导的是那个地址，那个吴立春父亲部队医院的地址。不怪他，当然更不能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倒可以怪吴立春，怪那个部队甩不掉的平淡。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我就叫吴立春提醒了他，既有绅士风度，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第二次信被偷拆，是我们营部的通信员干的，处理起来也相对简单，狠狠的一脚，问题也就解决了。 真的，在这样的比较特别的部队环境中，我多少有了一种优越感，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却有了第二次失败。那是1978年夏天，我利用了所有的条件，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我感谢李小建在炮团的影响力，也感谢团长王连海对干部子弟的那种亲睐和宽容，因为在全团三个名额中我争到了一个。本来我是没有资格的，当时规定参军不到两年的兵不能参加高考，尤其是象我这样，政治表现并不突出的，并且很不好管理的城市兵来说，几乎很少有这种机会。算是一种运气吧，区别的意义在于这种运气不是由自己创造的，而是别人的努力。通知下来后我复习了三天，本想找机会感谢一下李晓建，可凑巧他带着连队去农场忙着抢收去了，只好写了封信给他，表示一下誓在必得的决心。 高考的地点在距旧市坝几公里外的铜梁县城。对于铜梁我有过一些不爽的印象，感觉是小和脏，对此，我还写过一段：“铜梁县，铜梁县。高的是烟囱，矮的是猪圈。臭气连天涌，屎尿到处见。一盏昏灯照全县。”由于高考时间为三天，我们就被安排到了109团，和109团的篮球队吃住在一块，两天时间，我和他们混的非常愉快。109团和军炮团由于相距不远，因而两支篮球队最初经常比赛，但总以军炮团的失败而告终，时间久了，两个兄弟团比赛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军炮团曾招揽过一些篮球高手，无奈技艺相差甚远，其结果始终没能改变，失败惯了也就没有了羞辱，胜利惯了也就没有了价值。胜败已经不具备实际意义。 三天的考试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自认为还考的不错，临回炮团时还和109篮球队的弟兄们小聚了一场，但过后，我一直没能得到考试成绩的通知，而随后的情况突变也让我完全没了顾及的心情。这算失败？完全没留下感慨的失败。

小五阿哥

[这个贴子最后由simonchan在 2007/02/25 09:20am 第 1 次编辑]


                                           (三)
要打仗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小时候是经常打仗的，敌我不需要划分，但胜负是需要决出的。失败的一方总会委屈地流着泪找来自己的父母，而胜利的一方却大笑着落荒而逃。于是失败者洋洋得意，胜利者却心灰意尽。那是最初的战争，那是孩提时代的英雄之梦。其实，我们很小就常听父母讲过战争故事，我们也很喜欢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地雷战》《小兵张嘎》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自己亲临战争，没有思想准备，简直就象一场虚幻的梦。
我知道，在前段时间，已经是副营长的李晓建正忙于调动，其父亲也刚随同邓小平出访日本回来。听说工作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想要调动的还有李黔生，刘国建，团参谋长夏海鹰（也是部队子弟）等。不巧的是现在一切调动都冻结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想走已经没有可能。其实，要打仗的消息我们比部队知道的早一点，从那时起，几乎所有忙于调动的人都打消了这个念头，而是以一种极度激动和亢奋的情绪来谈论战争，中间也有紧张，但更多的是渴望。李小建好象对团领导还表达了参战的决心。事后，父亲李立殷也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部队显得有些紧张，紧张之中不免有些慌乱。什么三分四定呀，回收外出人员呀，总之，没经历过的战争和即将经历的战争让军人们做了很多，而想的更多。1978年12月25日我部正式接到了出发的命令。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八一小学的很多同学也在同时，随各个部队奔赴了越南战场。
周正义没有去，他是我们炮团中唯一没上前线的干部子弟，任务是留守营房。当然，争取到这种机会是相当困难的，我也从未问他通过哪种渠道，哪层关系？没有必要，因为他毕竟达到了目的。他几乎是完美地利用了参战那段时间，拼命复习，并在战后顺利考上了云南大学，毕业后又调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现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副师级）。整个经历平坦，顺利，而我们与之相比就有天地之别了。
我营是在邮亭上的火车。那是一个不大的货运站，其间没有任何人送别，为了把庞大的122加农炮和牵引车装上火车，确实也废了不少的周折，好在指挥有序，几个小时后我们就开拔了。几天后，火车是停靠在离昆明几公里的地方，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短暂的休息，随后是几天的摩托化行进，最终到达了云南开远县草坝公社十四军某团驻地。在那，我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如果是从一个观光者的角度来看，那还是个不错的地方，光是那湛蓝的天空，和那附近糖厂飘来的一阵阵甘蔗甜香就足以让人陶醉了。利用那段时间，我们校验了通信器材，并组织学习简单的战场越语“若松空耶”“宗堆宽宏毒兵”等。由于代言片有很多版本，于是发音也是五花八门，不管怎样，没人感到紧张，倒是常常引来一阵捧腹大笑。当然我们也检验了一下步兵火器，给我印象极深的还是那木柄手榴弹，不是因为它的威力，而是由于它十枚中竟有五枚不响，成功率百分之五十，就是响了的，竟还有两枚是手柄和弹体直接分离，可想而之它那神秘莫测的威力。不久，我们就接到命令向前线开进。当我们车队驶出营区的时候，门岗的哨兵给我们行了个极为庄严的军礼，并目送至很远，很远。我的心中突然涌动着一种紧张，和近似于生死别离的情绪，我甚至突然非常想家，非常想念我那年迈的父母，非常想念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非常想念那两小无猜的71女兵，非常想，非常想………。我尽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尽力掩饰着那充盈着泪水的双眼。我想起了那首俄罗斯歌曲《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
                             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
                             在那台阶前
                             透过淡淡的薄雾
                             青年看的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闪耀着灯光……………。
（四）天阴了下来。没有下雨但却异常地潮湿，空气中弥漫着水气。离开了那湛蓝的天空，离开了那暖黄的阳光，风夹带着水珠冷冷地袭来，让人感到一阵寒意。此时的我心中一片空白，那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却一直纠缠着我，“为什么？”“为什么有战争？”“什么是战争？”我不愿回答，也无法回答，不是过于简单，而是过于沉重。
我们二营指挥连是和营部换乘通往河口的小火车到的马蝗堡。一路上火车一直在亚热带雨林中穿梭，偶尔透出一屡阳光，也迅速被浓密的灌木和高大的树林所遮掩。火车的车厢门大开着，我抱着冲锋枪坐在门口的地板上，两腿悬在门外，每当遇着弯道的时候，我的脚几乎接触到了地面，那被称为“米轨”的枕木飞驰地向后划去。我蓦地产生了一种跳下去的欲望，一种从前面车厢跳下再从后面车厢扒上的欲望，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干的。英雄因铁道产生，而战争中的英雄之路也将从铁道开始。我的思绪跳跃着，而车厢里的空气却沉闷着，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睡觉。能说什么呢？战争？太陌生，而心情也太陌生。
如果不是严发启的一泡尿，我将从铁路想到北京，想到那“钓鱼台里坐客，抬头仰望划过天穹的流星，林阴道上漫步，身旁走过8341的哨兵”。“你让我一下”严发启退下了裤子，这是他的习惯，我反感，但管不着。也许是有点紧张，或许是冷风的刺激，他竟一直没能尿出来，白白的屁股就在我的头上，裤子也再没提上，我的英雄梦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到马蝗堡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连驻扎在了一所学校里，此时的学校已空无一人，在教室的墙上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写的标语；“血债血偿，越南人我饶不了你！”“你让我不能学习，我叫河内不得安宁”…….，前线的味道已经很浓了。我记得在那好象只呆了一，两天，就又向前推进到了河口，四连山山脚下的一个食品冷冻厂。
四连山是由四座相连的山峦组成，山不高，但却茂林密布，它背依着河口，在山顶目测，到越南老街及红河对岸越方领地，也不过几百公尺，左边是南溪河和红河的交汇口，再往远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的谷柳大桥。我们的观察所就选择在山顶。从冷冻厂到四连山不足十分钟的路程，而到河口也不过一刻钟左右。我曾单独去过一次河口，追其原因是因连里的上士而起，他因采购食盐到过河口，回来后竟异常兴奋，苦于按耐不住，就缠着我说出了河口的诱惑，原因是在河口的新华书店里有一个北京女知青长的非常漂亮，其漂亮的程度，他没有用沉鱼落燕，闭花羞月等词语，而是用了“和阿诗玛，杨丽坤一模一样”。简单的语言，起到了很不简单的效果，我无法躲避好奇的引诱。试想一下“一模一样”并且参照物是杨丽坤，就是再在军人大会上作次检查也是值得的。不过证实的结果几乎让我气绝身亡。
河口是一座恬静而美丽的小城。也许是由于战事的原因，河口街上的居民极为稀少，能够看见的只是一些身着军服的大兵。每天清晨中越大桥两侧都会有一个简短的升旗仪式。越方武装人员在升国旗前，也常常挥动高举的双手，接着作一个双掌合握的手势来表示友好。表面看上去，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正常。隔着红河再往远望去，是一排排不高，但还算漂亮的小楼，那应该就是越南老街了。
我们来到四连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构筑一个隐蔽的观察掩体，由于相距太近，越方多个观察哨又密切关注着我方的动静，于是白天是不敢动作的，所有的行动都放在了晚上。从冷冻厂到四连上要经过一片茂密的橡胶林，加上不能有任何可能暴露的亮光，这条山路显得异常的难行。眼前漆黑一片，只能借助于那渗过树叶的微弱月光前进，脚下踩着松软的腐枝
没有人说话，偶尔也只能听到橡胶果的炸裂，和蛤芥那竹板样的叫声，给人一种凄凉和孤独的感觉。我们的掩体是由山顶竖直向下开挖，然后再横向掘进，其形式有点象煤窑，在面对老街的出口处只掘开一个很小的口子。在山上还有几个兄弟部队的观察所，他们竟用风镐作业，掘进速度是我们的数倍，让人很是羡慕。坦白地说，我是从没进去挖过，我甚至惧怕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人爬行的黑洞。我主动要求担任警戒，在那个面对老街的灌木丛中。此时，就在我脚下的河口一片寂静，静的让人有点窒息，身后时不时发出的十字镐和其他金属的撞击声，给人一阵阵冷颤。对面老街似乎是灯红酒绿，高音喇叭不停地作着政治宣传，每遇间歇，也总会播放一段通俗情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战争是以一种强烈反差的形式悄悄进行着。
“人会在寒夜里期盼篝火，人会在痛苦中渴望幸福，人会在孤独后留念团聚，人会在战争中想望和平。战争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流血牺牲，战争是责任，是付出，是一种升华了的，已经忘记自我的精神。”我在黑暗中抱着枪这样想，这想法让我热血沸腾，真的，生与死的反差也很大。其实，在我的生活里，对死（准确的说是对死人）的认识只有两次，也是足以对“死”形成较为完整恐惧的两次。一次是八一小学山下的那个古墓，那是我们打鸟时经常路过的地方，本身那地方就树多人少，每次经过都感到一阵阴气，也不知是什么人却又把墓给盗了，棺盖掀在了一边，有次我经过时用余光却看见了那蜡黄的伸出棺木的手臂，由于没看仔细，于是反而觉得异常恐惧。第二次是因为八一小学的学生乔光。我记得他很喜欢玩摩托车，早在六年级时车已经骑得很不错了。在文革武斗期间，他在摩托车俱乐部为了偷走一辆他喜欢的摩托车，竟被事先装好的炸弹炸死。当我掀开盖在他身上的床单时，我清楚地看到了他身体下半部无法看清的肠子，和头部只留下的三个黑洞，牙齿和下颌已经没有了。我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看得清楚和看不清楚其意义一样，恐惧不是由于“死”而产生，而是由于活着对死的预想。现在战争来了，我们离“死”并不太远，但恐惧却远离了我们。
清晨，黑暗的恐惧已不复存在，那笼罩在红河上的薄雾也已悄然散去。河口的边防公安们正退出晚上上镗的子弹，各个暴露的观察哨又开始了例行的观察。只有在这时，双方的军人才会象往常一样，在观察镜里互相打着招呼，挥手致意。
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战争似乎很远，很远。
那个河南兵严法启无疑是炮兵侦察兵中的高手，在他的锁定目标中，你总能通过高倍炮对镜看到那越方女兵的倩影，有梳头时那黑得让人陶醉的长发，有洗澡时那白得叫人过敏的身体。战前的准备竟然是包含了黑夜里的紧张和白天里的轻松。利用这种轻松，我给父母写了封信，很短，大意是叫他们放心，也没想过能不能发出，能不能收到？地址是：云南河口35224部队。
其实，在战前部队的人员做了很大的调整。李晓建已经升任二营营长，我连连长颜贵波是由王鑫他们六连调来的，孙指导员也已经调离，李黔生，刘国建调到了团卫生队，霍小汉任二营军医，吴立春调到38师，王鑫也被突击提干，任六连排长。还有其他营的哥们，也做了很大的调整。整个“兄弟排”已经面目全非。此时，我又想到了八一小学，想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现已奔赴东西两个战区的同学。什么叫“子继父业”，这些在部队长大的孩子，正在对这一多解的问题作着最好的诠释。

小五阿哥

[这个贴子最后由simonchan在 2007/02/25 09:23am 第 1 次编辑]


                                   (五)
在四连山上的掩体里，我度过了1979年那个难忘的春节。那是一个温暖的冬天，在我们掩体旁有一支搞侦听的的部队，其任务是在战前截取越军的无线电信号，破译后直接电传给高层指挥部。他们中间有几个女兵，其中有一个身材高挑，脸上总露着一丝甜甜的微笑，她不爱戴军帽，手枪也总是放在衣兜里，由其是那条在身后晃动的马尾辫格外引人注目。我们离的很近，睡觉时她就在旁边，我忘不了她睡前对我那甜甜的微笑，那一瞬间，我似乎觉得是那样的亲近，熟悉，像……。终于有一天，她对我说：“你是哪的，一眼就能看出你是部队子弟。”“是的”，我说，“你也是？”，脸上依然是那迷人的微笑，算做了回答。我们躺下了，谁也看不见谁。“讲个故事吧”她小声对我说，我十分珍惜这机会，“行”，“就由我开始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于是我给她讲起了《一双绣花鞋》，我觉得很适合当时的黑暗。过后的几天里，她又给我讲了托尔斯泰的《复活》，讲到了马丝洛娃，讲到动情处竟没了声音。“睡着了？”我问，“没呢”，我坐起来看到她眼里分明闪烁着泪花。“不准说话！”有谁低声吼了句，看到我们那尴尬的表情，又轻声说到：“小声点”，我们都笑了。过春节了，为了她，我执意在山上值班，几个战士给我们送来了部队会餐的饭菜，我和她一起吃了起来，她喝了点酒，脸上一片绯红，还是那样的微笑，显得十分的可爱。战争在此时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大战将临了，她们的侦听任务已结束，马上就要后撤了，那天晚上她隔着背囊伸过一只手来说：“老兵，我明天要走了，凯旋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再见面”，我握紧了那只手，“凯旋时再见”。第二天她走了，我心里顿时觉得空空的，但怎么也想不出失去了什么。战后我找过她，但终于没能找到。
大战前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它甚至包括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准备。一套棉质的作战服已经发了下来，还有夹着钢板的防钉鞋，可以盛水的背囊，以及尼龙吊床，蓝色的陈尸袋等。我在等待，象一个面临考试的学生，怀揣着紧张后的那种平静，甚至还多少有一种对未知战争的那份渴望。“开始吧”，我喜欢开始，喜欢开始时的那份热情，喜欢军队的儿女
们对待战争的冲动，我完全没有设想过结束，我甚至从未看重过事情的结果。
来的太突然了。营部通讯员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红红的脸上明显地挂着几分激动。“快下山，营长叫你，说是有任务。”
我不太明白，国家的战争，我一个人的任务？但李晓建叫我，总不会是坏事吧？我想到了巧克力，每次他回北京，总会带不少回来大家分享。我想到了来信，每次71女兵和那个二炮女兵的来信他总会亲自交给我。我想到了吉他，是不是又让我去教他几手？事实上，那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
几个人已经在冷冻厂等我了。其中有连长严贵波，此时他的表情极为严肃。严贵波：河北兵，一米八几的个子，脸色黝黑，天生的军人气质。还有班长李键得，侦察班的严法启，和家是成都军区后勤37分部的78年的兵高晓光 ，最后我看见了李晓建那双似乎有点躲闪的眼睛。任务是由李晓建宣布的，非常简短，内容是抽调我们组成前线观察所，并迅速到北山舟桥渡场和步兵汇合。接下来就是领取枪支，子弹和压缩饼干及必备装备，然后是大鱼大肉吃了一顿，那天我们破例喝了酒。临出发时，李晓建把我叫到了一旁，紧握着我的手底声说了句：“上去后自己注意一点，我…….”嗓音有点哽咽，我看见了他眼里闪动着的泪水。真的，13军军直属地炮团第一支出国作战部队就如此简单的组成了。
仅凭一张地图，是怎么找到集结地的？我不知道，严贵波一定知道，就凭他那特有的军人气质我就得相信。他带领我们是在傍晚赶到的，并与昆明军区炮五团的五个人汇合，他们领头的是个副团长，好象姓王，在我的印象中年龄似乎在50左右，但身体强壮，作风硬朗，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支“突击队”就是由他来指挥。
我们的前沿观察所是在红河边上，掩体也相对比较简单，对面是230高地及3xx高地，比较起四连山，在这离越南阵地就更近，对面有什么动静，我们看的清清楚楚。王团长对我们要求很严，有时让人感到几乎是一种冷酷，他们炮团来的那几个人没人敢跟他多说几句话，也许是兄弟部队的原因，对我们倒多少有点客气。其实，就他的指挥风格，我总觉得有点独断固执，那种有令必须行，有禁必须止的作风无时无刻不在体现他的权威。说话必须小声，走路必须低姿，那种不能量化的命令，真叫人无所适从。我和高晓光曾经在战壕里吹了几句，被他听见后破口大骂，“找死！给老子滚！”，从那以后，我对命令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小声说话”，应发挥到“不能说话”，“低姿走路”必须作到“匍匐前进”。
其实，很多问题是能用战争来解决的，它包括种族，宗教，甚至包括政治及经济上的诸多难题。战争是以一种最直接的形式，解决一些最现实的问题。1979年2月16日晚上，我们的战争即将开始。
那是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先遣及坦克部队经过简短的宣誓已全部进入前沿阵地，月光倾泻在静静的阵地上，如果不是偶尔步枪和刺刀的反光，会让人感到是那样的宁静，宁静的不得不去遐想。脚下的红河泛着淡淡的磷光，远处，越南境内的230高地清晰可见。我和高晓光枕着冲锋枪躺在掩体后的草丛里，我们很想谈点什么，但不知从哪说起？烟只有一支，我抽了，高晓光却卷了支树叶点燃了，真的，抽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抽烟的心情，那种借助于烟的刺激，寻求心里的平静和坦然。
其实，当一个人明天将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想的很少，因为他更多的是在思考后天，甚至幻想未来，人是靠着一种精神而活着，人是由于有了追求才活着，有时只有站在死的角度去看活才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并不因死亡而恐惧，并不因为活着而庆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存理想得死和丧失希望得活没有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国家的战争，也是共和国军人的唯一选择。面对死亡，让战争来的更猛烈些吧！

小五阿哥

[这个贴子最后由simonchan在 2007/02/25 09:24am 第 1 次编辑]


                                     (六)
79年2月17日凌晨
进攻终于开始了，大地在颤抖，天空在怒吼。所有越南红河一线的攻击目标一瞬间形成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天空，炮弹爆炸后的巨大烟团夹杂着清晨的薄雾，视线顿时模糊起来，230，xxx高地被烟雾笼罩着，除了弹着点那一团团火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我紧张地用709电台传输着指挥员的修正口令，让炮弹更为准确的击中目标。第一轮的炮击持续了拾几分钟，接着是一段短时的寂静，静得出奇，好像瞬间什么都不存在了，随后突然枪声大作，步兵开始进攻了。那密集的枪声，简直让人感觉不到间断，像风声，又像是火车的长鸣。一场真正的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激动伴随着一些按耐不住的紧张。我感觉到脸上正在沁出汗珠，我看到了严法启那张通红的脸，“我看到了，看到了，敌军机枪火力点，方位xxx，坐标xxx”严法启大声地喊着，“好！好样的！老子要给你请功”王副团长显得异常兴奋，并迅速指挥炮群给予摧毁。战斗进展的很顺利，我军的两个团已经占领了滩头阵地。当前线指挥所通过无线电通报230高地等已被我军攻占，并向敌纵深推进的战况时，阵地上一片欢呼，大家相互拥抱，击掌，这种胜利后的喜悦我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晨风吹在脸上略感有些寒意，对面阵地上战火燃烧的浓烟还在继续，枪声却已经减弱了许多，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地上已经布满了身着中国军服的士兵。接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到达越南境内的xxx高地。8点30分我们前观的十个人收拾好了所有装备撤下了阵地。我们乘一辆解放牌军车迅速地来到了北山渡口。这是一个由工程坦克开挖出来的渡河口，一座浮桥就在这里通过红河架到了越南境内，此时我们作好了一切过河的准备，而意外的是耳机里传来了军前指的最新战况及命令，内容是：我军两个团，一个遭敌反冲击，另一个在向敌纵深推进时，前进受阻，所有部队停止过河，原地待命。我们在浮桥桥头看见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据说是37师的副师长）提着一把冲锋枪，拦住了正准备过河的部队，当时的局面显得略有些混乱。接着一辆辆军车载着伤员从浮桥上飞驰而过，我清晰地看到了车箱上滴淌着的大片血迹，不远处的野战医院的帐篷里时而传来一阵伤员撕心裂肺的叫声，此时大家的情绪都有些失控，王副团长上去向守桥军人交涉了几句，但没能允许。他有些激动，额头上那深深的皱纹中绽出了汗珠，眼里闪动着泪水，他高声说到：“我不是一个普通战士，我是一个解放军炮兵指挥员，团党委交给我这个任务，你不让我上去，我怎么回去向党委交代？”这就是真正的军人，他让我对这个冷酷，固执的“老头”肃然起敬。
此时，一位穿着深蓝色军裤的高炮部队的干部带着十几个战士向守桥的那个军人递上了一份由急救纱布和血写成的请战书，那军人接过请战书后，脸部强烈的抽动着，眼中闪烁着泪花，呆呆地看着这些战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一个步兵战士冲到军人面前，一下子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并嘶声力竭地高喊着：“让我过去吧，我的战友在前方流血啊”看到这情景，此时，我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背部直冲头顶，视线被泪水模糊了，牙间挤出了两个字“报仇”。是的，一个军人，由其是一个男人在这种热血沸腾的情绪中，在一种欲作而不能的委屈下，能不落泪吗？
我们终于渡过了红河。一辆卡车，十个中国军人，但此刻却行进在越南的领土上，我蓦地感到那种占领者的自豪，那种共和国士兵的骄傲。战后的情景是令人震撼的，被击毁的坦克，烧焦的尸体，到处都是带血的三角巾和弹壳，首战的部队，有的正在休整，我遇见了109团篮球队的几个兵，“都还好吗？”我问他们，“还好，大家都还在”。其实，我很替他们担心，那么高的个子，在越南那么矮的灌木丛中作战，面对越南那么矮的敌人，劣势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有伤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幸运的是大家都还在。我们简短地说了几句，任务在身只得分手了，走时，我对他们说“保重，祖国再见”。回答是：“祖国再见”。当天下午，我们已经到达了110团前沿阵地，并和我团张启生副团长带领的三个人（一个作战参谋，一个通讯员）汇合。根据命令，我们组成了新的前观，13军军炮团为一组，由张启生副团长带领，人员是：严贵波，郑参谋，李健得，严法启，通讯员和我（高晓光返回境内与大部队汇合），配合步兵110团行动。昆明军区炮五团为一组，配合另一支部队行动。由于要和高晓光分开了，我们彼此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担心我，我羡慕他，个中滋味真是无语言表。我俩提着枪在附近的越军军营中去转了转，也许是我军进攻突然和迅速，他们的私人物品都没有任何的收拾，看上去就象是正常地出操去了。我看到了一把吉他，随便拨了下，音色还不错，由于喜欢我就把它带了出来。高晓光是搭乘其他部队的车回去的，在他上车后，我把吉他递给了他，“帮我带回去，在那边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他朝我挥了挥手，“我等你，一定要回来呀！”他走了，我呆呆地在车后卷起的灰团中站了很久，很久。和我分手的还有五团的战友，其中一个老兵和我紧紧地抱在一起，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却什么话都没说，能说什么呢？或许是要说的实在太多。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这样写到：“贵阳市柴油机厂邢东夫，张卫星35303—41”。（这字条至今还在我那本写满越语的日记本里）。
当晚我们必须向前线推进，由于我们依靠的总参早几年绘制的越南地图，和现实的地形地貌有着很大的出入，加上越军长期作战形成的化整为零的战术风格，我们不敢沿公路冒然前进了。我们把多余的器材留在了车上，并提供了一部电台给驾驶员，让他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这样我们在两名步兵侦察兵一前一后的护卫下徒步向敌纵深挺进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由于部队推进很快，我们几乎是在丛林和灌木中小跑着前进的，我很担心，因为连侦察兵都不能准确地判断我们前进的位置，我问过他们，“你们知道路吗？110团指挥所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回答竟如此简单。那天天很黑，随时要利用指北针和地图选择行进路线。我走在队伍的后面，手提着上了樘的冲锋枪，也许是由于紧张，总觉得身后有脚踩在草丛中的声音，真的，我已经明显地感到枪柄被汗水浸的湿漉漉的了。要知道，这样一支7，8个人的队伍，其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不知走了多久，时间觉得是那样的漫长，紧张的心情在这一刻似乎和时间一样已经凝固了。突然前面有了一丝亮光，领头的侦察兵向后做了个隐蔽的手势，一阵短暂的慌乱，我紧张地举起了枪，“没事，自己人，”他大声向我们喊了句，一来提醒了我们，二来也明示了对方。这时我才看清楚了，那是几个110团的兵正在往山下抬牺牲了的战士，我那根绷紧的弦终于得以解脱。到达新的观察地点已经是深夜了，由于没有当晚的口令，我们无法和步兵部队联系，只好在山脚下找一个地方修整。那是一个看似工地的地方，几台破旧的推土机停在那里，旁边是一排简易的平房，平房前的丛林中有几个越军的“A”型工事，我们选择了一个作为当晚过夜，侦察兵对我们说：“老兵，休息吧，我们来警戒”，回答只是一句轻轻的“谢谢”，我进入掩体内，倒头便在潮湿的地上睡了，这一夜竟睡得如此之香。

cpcliusi

好文支持！

simonchan

把字体放大了一些，希望能把老花的读数减几度

小五阿哥

[这个贴子最后由simonchan在 2007/02/25 10:01pm 第 3 次编辑]


                                   (七)
其实，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付出，那将毫无意义，但在战争中的付出却需要超常的勇气，因为那是一种最彻底的付出，是以生命作为代价而从未想到过回报的付出，那是一种奉献。佛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不太懂，但却应该懂。
应该懂得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更何况战士们付出的是年轻的生命。
2月22日，我们在张启生团长的带领下已经和110团的指挥所共同战斗好几天了。张启生：军炮团最年青的副团长，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我一来到炮团就被他那职业军人的风度所吸引，尤其是遇到在操场上开会，他那标准的军人蹲姿一拿就是好几个小时，就算你坐在小凳上也拼不过他，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一直给我一种暗示：他习惯战争，他喜欢战争，他甚至能够主宰战争。
此时，进攻还在继续，指挥所已经看不清前沿部队的准确位置，枪声也向前方推延着，高地上到处都是战士冲锋时留下的背囊和压缩干粮，天气很热，空气中一股烧焦的味道，越军的冷炮时不时在周围爆炸击起一团巨大的烟雾，张启生在战壕里手拿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并根据步兵的进攻情况下达炮击命令，除了越军的炮弹在周围爆炸时会附下身子，他几乎始终保持一种姿势，不同于跪姿，但绝对标准，他已经习惯了那种标准，哪怕是在战壕里。但我一直没能习惯那种亚热带的气候，水显得比什么都重要，能够痛快地喝上一壶水，简直是一种奢望。事情总有它的偶然性，正好110团指挥所的一个副团长走了过来。“来，吃点东西，这是刚缴获的”。递过来的是一种一公斤装的菠萝汁罐头。我的嗓子早就冒烟了，口渴得厉害，拿过来用刺刀扎了个洞就喝，但怎么也喝不到，“要这样，”副团长接过刺刀，在那个洞旁又扎了个洞，的确，喝起来顺畅多了，那种痛快，在战后就再没出现过。
其实，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多战利品堆放处，它有时就在路边上，从缝纫机到组合音响，从自行车到剃须刀，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种盒式磁带，没见过，更没听过，但它的带子能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扯出，且有一种取之不尽的感觉着实叫人惊讶。不过惊讶之余，倒给我一些联想，我甚至设想过；如果用它代替风筝的引线，那风筝会飞的多高？当然，有些时候却会让人感到不解和迷惑。那天，就有一个老兵在我们面前扛着架中国上海制造的标准牌缝纫机走过，副团长冲着他骂了起来“你个刁兵，你他妈扛着它干嘛？”，老兵回答：“我是看见啥都想扛，不是由于太重，我还想多带点别的呢”。“这东西值钱，在山头上，老子把它甩了，痛快！”是的，我能体会到那种痛快，那种占领者的痛快，那种复仇的情绪任其宣泄的痛快。当时，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越南老百姓的财物，前线部队在占领一些地方后，都在民房的门上写些诸如“小心地雷”等字样，在我理解有其两层意思：一是真实提醒后续部队提防越南人撤离时设下的简易地雷（一箱TNT炸药，加一个触发装置）二是表明此建筑物内物资归占领部队所有。因为部队战斗的好坏除了歼敌数量和俘敌数量，以及部队自身伤亡人数外，其战利品多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想如果109团的战士吃着这些由他们缴获的菠萝罐头，除了痛快，还会平添一种自豪吧。
说真的，我在所有战利品中，最喜欢的是无线电收音机，因为它能够让我在晚上收听“美国之音”对战况的最新报道，由此而来的兴奋，常常冲淡了战争的残酷和悲伤。
战斗间歇的夜晚是漫长而难熬的。战斗结束了，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远处山头上的火还在燃烧，像一片晚霞映红了天边，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气味，风吹在脸上，带来一阵阵叫人战栗的凉意。硝烟缓缓的升起，和那绯红的薄云融和在了一块，回头望去，远处，再远处河口的灯光时隐时现，叫人心中涌动着一种久别故乡的思念和凄楚之感。此时，周围异常的安静，静的让人可以感到脉搏的跳动。步兵撤下来了，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此时谁也不愿说话，失去战友的那种悲痛之感重压在他们心里，由此而来的死一样的寂静常常让人感到窒息。我提着枪走了过去。那是一个火焰喷射器班，班长是贵州人，脸熏的漆黑，汗水在他的脸上画出了一道道明显的痕迹，他戴着一顶被火烧了个大洞的军帽，军装没有扣扣子，正大口的喝着水，看见我走过去，他微微地点了下头。“还好吗？”我问，“只能是这样”，他回答，看见我一脸的迷茫，他接着说：“我们这东西，只有抵进敌人30公尺才有杀伤力，”“30公尺呀”他哽咽着说，“你能想象那种危险吗？”“你瞧我们班，又走了一个”，“来，抽支烟吧”我又能说什么呢，战场上的安慰会是那样的软弱无力。黑暗中，我看着他烟头的火光，看着他大口吐出的烟雾，心里竟有一种近似于悲凉的负疚之感。又是一段长长的寂静。就在这时，一个提枪的战士押着两个俘虏走了过来。据说，这两个越南士兵是在伏击我后撤部队后，在一个枯井里被抓到的。两个人看上去都只有17、8岁左右，宽大的军服使得他们本身不高的身材显的更加的瘦小。月光下我看清了其中一个的脸，那是一张眼睛半眯着，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的脸。“打”，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战士们全冲了上去，一阵拳头在肉体上的撞击声。“好了，大家别打了，打死了我可交不了差”。战士们散开后，在月光下我又看到了那张脸；一张已经肿的变了形，有着明显烟头的烫痕，嘴角流着血，眼角挂着几滴泪水，但依然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的脸。此时一切又恢复了那死一样的寂静，战火依然映红着天。我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真的，战争有时会改变一个人的一切，包括悲伤变得冷默，冲动变得平静。
越南亚热带的气候在雨季来临前是相当闷热的，但一到了晚上就显得非常冷，很容易让人想家。我和班长李建德裹着雨衣躺在潮湿的战壕里，冷冷的月光把阵地照得一偏惨白，远处依稀可见祖国河口的灯光，让人感到了一种近似于孤独的寒意，李建德紧缩着身子，我明显得感到他那身体的颤动，“冷吗？”我问，“还好，咱们挤紧点”。他挪动了下身子并抱紧了我，不知怎得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泪水已经盈满了眼眶，我和他的所有隔阂已经荡然无存，我突然明白了；那是我最需要的温暖，是一种在战争的孤独和冷酷中渴望得到的温暖，是一种面对生死时的无私帮助，感情在这一刻已经超越了自我。这就是“战友”能够给与，也只能是“战友”才能够给与的。
在那天晚上，我用电台和红河对面指挥所里的霍小汉通了话：“小汉，我是小五，我现在就在你的对面，我能看见你们，我能看见祖国”，“还好吗？你在哪？很远那坐山吗？”他显得有点激动，北京腔也有点走样。“帮我搞点东西回来，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好了，我要结束通话了，给李晓建说一声”，我关掉了电台，完全没有想过违反了纪律，甚至完全不去考虑被越军窃听。那晚，我再一次想到了我那些战斗着的同学们，我想到了我在野战外科研究所的姐姐，我想到了青梅竹马的71女兵…….

小五阿哥

字体怎样放大?问题看起来并不复杂,但上了年龄的人作起来可真难.谢谢斑竹的帮助,再次感谢!

风牌575

    小五阿哥：写的太好了，我几乎被你的文字感动的流泪，你的记叙使大家对79年的我们更加了解，使那场共和国的战争场面更加宽广和厚重！
    是啊，你这小子早该这样写了，我知道你那里保存的东西多，这一点我们步兵可无法和你们相比啊，拿出来让现在关心这事的朋友们看看，也让网上的老兵们重温一下当年的自豪和悲壮，以使那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老兵重拯精神！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