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s/icon-quote.gif\") 子睿:
楼上的战友啊不说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啊，建国后空军打过打仗吗？好像还真没有哟。陆军最辛苦，陆军中又是步兵最辛苦，最危险。
建议阿姨读一读《日落共青城》呵呵。当然，在现在战争中你的大步兵主义确实已经过时了 现在简要摘录一部分： 文革风暴中的中国空军 ffice ffice\" /> 在“破除条条框框”和“打破一切洋奴思想”的政治口号号召下，中国空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系统中贯彻执行最为积极的军种，从中央领率机关到基层部队院校，全面废止了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在让人至今感觉不可思议的“火烧蓝皮书”运动中，那些由中国空军缔造者之一的刘亚楼上将亲自组织编写的、封面为蓝色的条令、条例、教材、大纲、守则、法规手册和对于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来说非常宝贵的军事著作，尤其是各部队一线指战员在战斗值勤过程中积累的大量一手经验资料部被投入火中付之一炬。在席卷全军的所谓“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大批熟悉和力抓军事训练业务及正规化建设的主官被“清洗”掉。当然，中国的做法要文明一些，他们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打倒”，也就是被解除职务并接受无休止的群众批斗。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似乎认为，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业务都是一种“反动的白专道路”，是军队中“以技术压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妄图“以此为掩护让我军变色的阴谋”。那些在空军初建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个层级军官，被当作“隐藏在我军中的叛徒、苏修特务、反动头子”而被打倒。 通过各种渠道传达来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说法，甚至连军事情报部门中最优秀的情报分析员也搞不清楚真假，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以至于做出这种自废武功的极端行为。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大将(1976年晋升为苏联元帅)在一开始还推断说这一定是北京故意制造的烟雾，以制造的大规模战略欺骗行动。总参情报部领导受到严厉斥责，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业务上的竞争对手KGB寻求帮助。与军方有所不同的是，安德罗波夫认为，与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使苏联付出巨大代价的悲剧。将使我国所有优秀的、道德最高尚的人消耗在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胜算的战争中。这样的结果，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俄国人民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的任何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样一直到1972年左右，通过对各个渠道所获得的情报资料进行综合比对分析，莫斯科才对“文革”运动得出较为全面分析结论。 中国空军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都在使用苏军早已淘汰的模拟信号制式空地电台，这种在1960年以后就已经很难适应作战需要的通讯手段，只要在机场附近用调频收音机就能收听到空地通话内容。有时候部分任务报文通过口诵简易报文密码通告飞行员，有时候则直接用明语指挥。1969年后，情报总局下属电子侦察局局长“伊万诺夫同志”(工作化名)指示驻远东地区苏军和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技侦部队加强了对当面一线及沿海地区中国军队的电子侦察作业。发现中国空军一线部队的训练水平呈大幅下滑趋势：基本没有以实战为背景的战术训练或合成训练；最低云底高4000“5000米以下的气象条件他们就很少起飞训练；雨雪天气条件下航空兵部队的训练飞行似乎被停止，在无月光、有雾多云等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夜间、以及跨昼夜飞行训练更是接近空白。大部分飞行训练都属于基础科目，如起落、航线和气象以及编队等，较少发现他们进行战术训练的迹象。通过监听机场塔台上的营、团级飞行长或指挥员对空中飞行员的不间断无线电指导和指令提示，经常可以听到： “注意修正航向!” “注意控制高度!” “控制进场速度和下降速度!…一太快了!拉起来!” “没有对正跑道!……拉起来!复飞!” 像这种不厌其烦的，不问断地提醒飞行员在着陆阶段所应做动作步骤等非常基础的，完全不应该出现在飞行作战部队的怒吼和提示声。而且从监视机号完全可以得知这些飞机由不同的飞行员驾驶，并非总是刚分配来的新手在训练。这似乎可以说明，此时中国空军航空兵一线部队的飞行训练已经下降到了无力真正遂行其作战任务的地步。连基础科目都需要如此提心吊胆地时刻关注，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够具备进行战斗特技训练和战术训练的基础。根据文革结束后中国空军公布的一些情况，除了作训主官被“清洗”掉。当然，中国的做法要文明一些，他们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打倒”，也就是被解除职务并接受无休止的群众批斗。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似乎认为，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业务都是一种“反动的白专道路”，是军队中“以技术压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妄图“以此为掩护让我军变色的阴谋”。那些在空军初建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个层级军官，被当作“隐藏在我军中的叛徒、苏修特务、反动头子”而被打倒。 就以武装力量建设而言，在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中中国空军的日常训练和正规化建设被彻底打乱。空军的各级领率机关、院校、科研单位等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很多规章制度被取消，各种条令条例被废止，新的“革命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也没有任何要制定起来的迹象。航空兵的训练时间和训练科目被随意削减，组织纪律松弛，低级的飞行事故不断，空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越方面反映的，中国空军从1968年底以后对入侵美军飞机的反应能力上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和无以复加的注重人的思想教育和精神高度的时代，空军内部的各式“叛徒”、“反党集团”和真实的叛逃事件却越发多了起来，从总部领率机关的政治委员到一线作战部队的各级主官，受牵连者占很大比例。无休止的大面积停飞和政治学习净化思想以及揪出“隐藏的敌人”的政治斗争随时都可能降临到各作战部队身上。 1964年，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的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l 22小时，某些重点部队的飞行时问还要更多一点，与华约组织国家的水平基本相当。在“文革”期间，大搞“突出政治”的中国空军，飞行日组织得很少，致使每次飞行间断时间很长。作为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主力之一的空三师，飞行员的年平均飞行时间仅40来个小时。作战部队因受政治活动冲击在一年之内间断飞行训练超过半个月时间的就达六次，最长的间断飞行一次达69天。这样当组织飞行时都要先恢复技术，然后再进行其他新科目。这样一年飞下来，即使是有经验的飞行员能够勉强保持技术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在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前的1968年，中国空军的年人均飞行小时数竟然降低到39个小时左右。在最严重的1966年，这个数字被缩减到可怜的23小时45分。 文革后期，我们进一步得到确认：即使是直面台湾和英占香港方向、担任较高战备任务的广州军区空军，从1968年到1971年的歼击航空兵飞行员年均飞行小时数也仅为37小时16分钟，有的师平均飞行时间仅29小时。从1967年到1970年，整个军区空军的歼一6飞行员打过地靶的只有9％，打过空靶的只有1．6％，进行过战术训练的只有l 8％，大多数担任昼间值班任务的歼一6飞行员都没有打过机炮，更不用提空对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由于技术不熟练，发生操纵错误引发的事故占总事故比例的63％。这种情况下，航空兵部队的训练科目越飞越少，难度也越飞越小，气象条件越飞越高，较为复杂的战术战斗科目根本无条件练起。 受到席卷全国的“停课闹革命”和“向资产阶级的学校培养体制宣战”运动的影响，在文革初期中国军队的军官培训体系就遭到瓦解。包括四十多所空军院校在内的中国各大军事院校遭到冲击和破坏，大批军事院校处于长期停课状态。中国军队过去二十多年来初步建立的一套成系统培养军官的体制，在一夜间被破坏殆尽。对于空军这样的技术军种来说，军事院校教育被摧毁的结果，导致空军部队中经受系统培训的专业军官比例大幅下降。由于不能正常教学，训练定额由原来的2．19万名减少到5650名，大批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与专业技术干部无处受训，在不具备充足专业职能的情况下勉强上岗。中国空军招收飞行员的正常程序被破坏，飞行员不再由国际通行的理论学习至航校飞行这样的模式层层选拔而来，而是强调从出身优良、品质优秀、思想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人、农民和中学生中选拔。此种完全有悖于国际上通行选拔方式的做法，将意识形态完全凌驾于科学技术之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的最高指示。中国空军决定从1968年起，飞行学员的训练期限从2年又4个月压缩至1年，各航校培训飞行员落实一年学制。因为教材和大纲均已遭焚毁，只能用一本临时印制的112页《航空知识读物》应付。这一教材是为适应当时缩短学制而编写的，所以全书没有系统的航空基础理论，更缺少飞机构造和有关设备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飞机的一般介绍、发动机的使用、飞机设备的使用和特殊情况处置等。在涉及飞行的部分，主要是起落航线飞行、复杂特技飞行和编队飞行等。飞行训练从初级教练机到高级教练机被一并压缩到100小时，仅仅飞了昼间简单气象的航线起落、简单特技和编队等三个基础科目就予以毕业。经过这一速成学习法培训出来的飞行员不但航空理论知识薄弱、是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半成品”，而且飞行实践也很不足，分到作战部队后根本无法直接参加战斗科目训练。从1973年4月起，这些新飞行员不得不分期、分批返回航校进行重新补课。1972年，庞大的中国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战斗任务，只有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就是这样一支曾经充满朝气、生机勃勃，有着旺盛进取心和坚定战斗意志的空中劲旅。由于文革的冲击和破坏，这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排名第二的中国空军已不再像朝鲜战争结束后那样具有令人生畏的实力。 根据越南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在1974年爆发的南中国海冲突中，规模庞大的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竟然找不出能够成建制出海作战的部队，只得临时拼凑了支由大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队伍应急。其实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莫斯科就注意到，自文革开始以前中国空军的飞机似乎就刻意回避海上飞行训练，很少有监测到使用中国空军空地通讯频道和呼号的中国军机在海岸线100公里外海上飞行训练的情况。这种状况在相当长时间里困扰着情报总局的分析人员，搞不清楚中国空军对于争夺沿海制空权的战略思想是怎样的。总参情报总局曾就这一问题请教皮洛戈夫卡的专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可能因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各自划分的防区不同，因此很少在较远一点的海上发现空军的军机。但实际上中国海军的飞机也很少出现在更远一点的地方。这个疑问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起“罗兰”A导航系统，我们才逐渐搞明白。原来此前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是因为缺乏对在较远的海上飞行目标进行导航的能力，这样也就证实了早先推测的，中国不准备为争夺包括上海这样的重要经济目标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制空权而投入过多的空中力量。 中国空军在公开场合总是强调他们到1978年就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文革前的水平，实际上一直到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这种窘迫的局面也没有好转的迹象。这种现象曾经被西方简单地归结为中国空军装备的落后，甚至中国官方也公开支持这种说法。《解放军报》等中国军队的喉舌一直喋喋不休地鼓吹“是人而不是某一项先进武器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通过西方在八十年代末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空军的记录片中显示，从中国空军的领率机关到基层战斗部队的主官似乎真的愿意相信，虽然他们操纵的歼一7飞机在性能上与F一16或幻影2000有差距，但中国的飞行员在素质上是不输他人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并没有错，无论是1955年的旅顺集训还是1991年后出现在萨瓦斯列依卡飞行员战斗使用和改装训练中心的中国飞行员，他们的先天素质和学习能力都属上乘。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训练时间，提供先进的训练手段，他们就会成为令人生畏的王牌飞行员，足以让那些飞F—16和幻影2000的家伙们一想到将在空中与之相遇就头痛。 在中国进行文革的同时，通过发生在北越上空的空战情形来看，曾经被中国人训练过的北越空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面对有F一4“鬼怪”、AIM一7“麻然得到了敌人的尊敬。美军航空兵更是利用在与北越空军作战中汲取到的大量经验教训，修正了五十年代美国空军所采取的错误做法，完善了其作战理论和思想(一直影响此后美空军发展)。种种现象可以表明，此时的苏联空军在空中作战和战术运用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通过多年来整理的中国军事出版物资料，加上后期恢复的双边交流，一直到1998年以前中国武装力量中的某些高级将领对空军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两件新型飞机或武器来提高战斗力的阶段，丝毫没有意识到空军战略战术思想这种理论体系对于空中作战力量起到了灵魂般的作用。这样来看，当年由总参作战部和情报总局汇同空军总部制订的对华军事行动预案，应该说是充分考虑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中国空军的作战实力，对中国的防空力量也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可以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方案是现实可行的。 ［此帖子已被 怒火万丈 在 2009-12-12 0:09:07 编辑过］ | 
发表于 2009-11-30 2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