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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兵浑身功夫，地方聘请搞低空飞行器飞行表演，每月工资上万元，平时不表演工资5000元，可是在部队每月只有几百元。如此这般，部队还怎能留住人才？现在一、二流人才有到部队的吗？部队有几个清华北大、哈工大的？考不上好大学才想法考军校，部队招来的人都在三流以下。。。。。。。

拒绝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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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给王琦戴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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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女兵的风采

拒绝树叶子

庞天舒、吕永岩
关于《中国军花在非洲》的对话（一）
庞天舒（照片1）：著名军旅作家，出版《落日之战》、《王昭君•出塞曲》、《红舞鞋》、《白桦树小屋》、《蓝旗兵巴图鲁》等长、中篇小说多部。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创作大奖。
吕永岩（照片2）：军旅作家，《中国军花在非洲》作者。出版有《将军志》、《狱中王朝》、《中国警官悲喜录》、《曝光的天使》等长篇纪实、小说多部。多次在国内获奖。
庞天舒：我从互联网上看到许多对你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中国军花在非洲》的评论，点击率很高，这是很少见的。我看了这部作品，感觉无论是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一些新的探索和突破。我想网上的热烈反响，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有很多“第一”：中国第一次向国外派出维和医疗分队，第一次向非洲派出维和医疗分队，第一次派出有女军人参加的维和医疗分队。《中国军花在非洲》真实记录了占了许多“第一”的十三名女军人在刚果（金）的传奇经历。书中既有爱情、亲情、友情与种种突发的支持与反对的艰难抉择，也有推荐、自荐、联和国和上级指定的严格挑选；有为多国维和部队并中国维和工兵提供医疗保障的全心全意，也有及时救助当地濒危群众以及与联合国维和部队领率机关、异国观察、警卫、航空、江河保障分队的友好交往；有面对随时突发的武装冲突，面对瘟疫，面对酷热，面对远离亲人的寂寞的严峻考验，也有战胜非洲的种种凶险和瘟疫，战胜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战胜异域他乡的种种诱惑，战胜自身人性人格弱点的跌宕历程；有联合国副秘书长和外国政要的频频光顾和高度评价，也有异国“蓝盔”士兵写在胸牌背后的动人话语。书的题材以及题材所涉及的内容都很新颖。同时还有三百余幅女兵们在非洲现场拍摄的照片，这些图片很鲜见，也很珍贵。大概这些都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看点”，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
既故事    更人物
庞天舒：我感觉题材和内容的新颖只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作品在内容表现和形式上的创新。人说“仨女一台戏”。《中国军花在非洲》所写的女军人不是三个，而是十三个。女军人中有成家的，也有没成家的。有正在热恋的，还有准备谈恋爱的，并且还有离婚的，还涉及两对双胞胎。这样一些人到了非洲，到了危机四伏的刚果（金），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艾滋病人，救助了被反政府武装强暴的当地女孩儿，还有被河马咬断腿的女人、躲进森林几个月的伤员，等等。如果就事论事，就故事写故事，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中国军花在非洲》没有就故事写故事，而是既写了故事，更着重刻画了人物。也就是说：既故事，更人物。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确实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注重了对人物的刻画。写人物离不开人物性格。人物性格通常是小说的事儿，报告文学可以注重人物性格，也可以不注重人物性格。但注重人物性格应该是高品位报告文学的标志之一。《中国军花在非洲》写了十三名女军人的故事，更写了她们不同的性格。譬如周红红性格的泼辣外向，王琦性格的抑郁内向；杨葳的聪明机智，翟爽的单纯透明；刘昕的深谋远虑，王丽的多愁善感，等等。周红红喜欢交际，并且毫不在意随便那个男人亲切地叫她“红红”，她也不在意那些或雅或俗的玩笑。她的这种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引来的是丈夫连绵不断的冷战，甚至是非“维和”难以化解的武力。结果，周红红的婚姻解体了。对此周红红并不在意。并且到了非洲，周红红很快就遭遇了“意外被吻”。其她女护士知道了这件事，一时都很紧张，周红红却仿佛种牛痘有了免疫力一般地满不在乎。后来不仅被吻，就是被拥抱她也觉得很正常，她认为这是外军的一种礼节，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周红红因为她的大方、热情，还有她较好的外语表达能力，因而在外军那里获得了“微笑天使”的美誉。而王琦就不同了。王琦在医疗队的女兵中虽然年龄最小，但心理负担却很重。花季王琦整天想的不是花前月下，而是如何挣钱为母亲买一所房子。因为母亲与父亲离异了。离婚后的母亲出门打工走进的是别人的家，下班以后回到老母亲那里还是别人的家。王琦非常理解母亲，也非常疼爱母亲。王琦纤纤素手、亭亭玉立，但找对象的标准却只是“心眼好，能孝敬帮助老人”就可以了。为了母亲，王琦总是不断地默默流泪。如果说，周红红是烈火干柴，那么王琦只能是涓涓流水。
庞天舒：写人物还要着力表现人物的命运。《中国军花在非洲》在对人物命运的揭示也很到位。像医疗队唯一的妇产科女医生王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她们姊妹几个，日子过得很艰难。读高中的时候，她急于就业，报考了护校。一位好心的老师阻止了她。说，你学习好，应该上大学，去护校可惜了。这样王丽才放弃去护校，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又考研究生，还是经历了许多波折。研究生毕业以后，她又想出国深造，本来想去的是日本、美国或加拿大，没想到医院安排她去的却是非洲。于是孩子为她担心，母亲为她请了护身符，丈夫则担心她不会照顾自己，但又说“小丽，你别无选择。”因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结果到了非洲，王丽果然得了恶性疟疾。医生给她戴上冰帽，全身都贴上了冰块，她像躺在冰里一样，就这样体温还是降不下来。晚上她觉得难受得不行，就让护士给她测体温。护士说，你刚测完不到五分钟。王丽说，我快不行了，你再给我测一次吧。护士又给她测了一次，说是三十九度八。王丽说，不对，你在骗我，三十九度八我不可能迷糊。然后护士就掩饰不住地哭了。说：不好了，是四十度三！说完就跑出去了……就这样出生入死，回国以后，原来想象出国能得到的一些东西后来并没有得到。彷徨、畅想、激动、失落。《中国军花在非洲》并不回避这种跌宕的人物命运，或许正是因为写了人物的这种命运，才使得作品更加真实感人。
既枝繁    更叶茂
吕永岩：中国女兵在非洲维和的过程是很生动的。这个过程就像一棵大树的枝干，构成了《中国军花在非洲》的主体。但作为一部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仅有鲜为人知的枝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细节。枝繁固然难得，但叶茂更显风韵。《中国军花在非洲》注重了细节描写。像王琦出国前回家，临走的时候把一部需要带走的书忘到了姥姥家，母亲不坐车，靠两条腿拼命地往车站跑。炎热的夏季，母亲跑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却连一瓶汽水、一块雪糕都舍不得买。母亲开始不知道维和是咋回事。王琦说参加维和还补助美元，母亲就有几分欣喜。后来，母亲从王琦同学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女儿去的刚果（金）非常危险。母亲被吓坏了。“于是匆忙地给王琦打电话，母亲刚说了一句“孩子……”就泣不成声了。王琦当时很意外，就说：“妈，你怎么了？”母亲带着哭腔说：“孩子，咱不去了。你在医院不是工作得好好的么？咱还在医院工作，咱哪儿也不去，妈不需要那些钱，妈不买房子了。妈只要你们好好的，都平平安安的，妈就知足了。妈不能让你去冒险。”那一刻，王琦无法忍住泪水。但王琦不能哽咽，不能让母亲发现自己流泪，那样母亲会更担心，更难过。出发前，医院要开誓师大会，还要组织送行仪式，许多医疗队员的亲属都参加。那天，王琦对母亲说，“妈，你也来吧。”母亲说，“我不去了，我都下岗了，穿得也不好，也不会说啥，会给你丢面子的。”王琦说：妈妈这样说，我听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不怕丢面子，我觉得妈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最可敬的，最好的。”显然，写到或看到这些细节，善良的人们是很难不落泪的。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一书中，这样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特别是写护士孙雪蕾夜间查房那段，走廊里有灯，但病房里的灯关了，一片漆黑。孙雪蕾轻轻推开门，想走进去。“就在这一瞬间，孙雪蕾发现病床上方漆黑的暗处，突然出现两个亮点，闪射出两道白光。孙雪蕾仿佛瞬间被电击了一下，心脏狂跳，浑身颤栗，血一下子冲到头顶。她吓坏了，一时木桩一般定定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后来孙雪蕾才看清了，那是两只眼球。是患者的两只眼球在反射着走廊的灯光。患者果然没有睡下，他坐在床上，不知在想什么。他从头部到周身，所有暴露的地方都融入了房间的黑暗中，甚至比房间的黑暗更黑。惟有两只眼球是白的。孙雪蕾开门之前，他脸朝里，孙雪蕾看不到他的眼球。孙雪蕾开门的时候，他听到了，于是突然转过身来，孙雪蕾就看到了那两个亮点……我觉得这段细节描写非常准确，非常精彩。
吕永岩：那是个艾滋病人，他第二天就被移交回本国了，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不负责治疗艾滋病。送行的时候，孙雪蕾去了。患者与孙雪蕾握了手，这是一种感激的表示。孙雪蕾没戴手套。那天晚上给患者喂水的时候，孙雪蕾也没有戴手套。她本来可以戴手套，但是她没有戴，她担心那样患者会有被嫌弃的感觉，会加重患者的精神负担。孙雪蕾表现得很仗义，或者很英勇。过后她当然要很好地消毒。为患者打算，同时也要维护自身的安全……《中国军花在非洲》大量的内容都是由这样的细节构成的。
既阳光   更星辰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写得很“阳光”，既表现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也表现了中国军人特有的英雄主义，很多地方既教育人，又很感人。譬如张怡护理一位乌拉圭女病人。乌拉圭人说的是西班牙语，对英语一窍不通，结果医患双方只能凭借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由于张怡的精心护理，异国女军人奇迹般地摆脱了死神的纠缠。那天晚上，她们手握着手，异国女军人流泪了，张怡也流泪了。这样含着热泪相互握手，张怡感觉自己的意识一下子升华了，她觉得“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国籍，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家和万事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没有冲突，那人类该多好，我们的这个地球该多好……”类似这样的叙述、描写，我认为是很“阳光”，很崇高的。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也没有回避问题和矛盾。像王琦每月低下的收入，很难为母亲买房子。于是她不得不寄希望于维和所挣来的美元。王琦并不回避维和可能得到的美元。“这美元对王琦实在是太需要了。王琦无庸讳言。这情形似乎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国王问阿凡提说，如果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金钱，让你选择，你要哪一个？阿凡提马上说，我要金钱。国王耻笑说，你怎么能要金钱呢？要是我，就要正义。阿凡提回答说，你有的是金钱，但缺少的是正义。而我有的是正义，但缺少的是金钱。王琦缺少的何尝不是金钱呢！”军队的工资待遇，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军队人员的工资已经显得很低了。部队基层干部两地生活，每天二十四小时带兵，经常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每月的收入也就是千、八百元，比起在地方就业大学生、研究生，差距是很明显的。《中国军花在非洲》实事求是地直面了这些问题。
庞天舒：并且《中国军花在非洲》还写了执行完任务回国以后，王琦才知道，参加维和补助的津贴并不像开始传说的那样丰厚，并且王琦还谈恋爱准备结婚了，马上要结婚的王琦既没有给母亲买房子的能力，也没有给自己买房子的能力。爱人在北京，部队不断裁员，王琦进京的希望日趋渺茫。“婚后的王琦立刻进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的牛郎织女状态。王琦在沈阳的集体宿舍里总共有三个人，王琦当然不能随意把别人支走。没有一个属于两个人的空间，王琦与爱人有限的如梦佳期甚至不如牛郎织女，因为牛郎织女似乎还有属于自己的住处。有住处才有胜却人间无数的金风玉露一相逢，王琦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并且不止王琦，还有女护士张翼。张翼虽是新婚，但已过了而立之年，由于体内带有疟原虫，回国后一时还不能要孩子，早就盼望孙子的老人们一时忧心忡忡，张翼自己也有很大压力。实际上，参加维和回来的队员，不止一个人至今“还是怎的一个‘愁’字了的！”《中国军花在非洲》对这些都没有掩饰。阳光虽然灿烂，但星辰或许更能发人深思。如实揭示的现实矛盾无疑会加重作品的震撼力。
（《中国军花在非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35万字，338幅图片）

拒绝树叶子

庞天舒、吕永岩
关于《中国军花在非洲》的对话（二）
庞天舒（）：著名军旅作家，出版《落日之战》、《王昭君•出塞曲》、《红舞鞋》、《白桦树小屋》、《蓝旗兵巴图鲁》等长、中篇小说多部。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创作大奖。
吕永岩（）：军旅作家，《中国军花在非洲》作者。出版有《将军志》、《狱中王朝》、《中国警官悲喜录》、《曝光的天使》等长篇纪实、小说多部。多次在国内获奖。
庞天舒：艺术表现为内容，更表现为形式。好的艺术作品离不开内容上的创新，更离不开形式上的创新。我认为《中国军花在非洲》在形式上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开拓性的。这种创新包括：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叙述上不拘一格，语言上意深诙谐等等。
结构上时空交错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分国内和国外两大部份。国内部分包括女军人的个人经历和国内的应急训练，还有物资、心理、语言各方面的准备。国外部分当然是主体部分，也是比较新颖的部分。按说写作上完全可以按内容分为上下两部，上篇下篇。上篇写国内的训练，女军人的经历；下篇写国外维和的传奇故事。但这样写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上下篇信息量不对称，人们阅读的兴趣也不对称。上篇的内容显然没有下篇新鲜，没有下篇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种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布局结构既陈旧，也容易失去全书的吸引力。后来采取的办法是时空交错，国内部分与国际部分相互交叉，一段写国内，一段写国际。尽量使国际维和部分的内容在最短的篇幅内迅速进入读者眼帘。
庞天舒：这种交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交叉不好就会乱了章法。交叉需要有一条线。风筝飞得高，飞得好，是因为有线牵着。《中国军花在非洲》的“线”是人物，以单个的人物为线，先写一个人物，从国内写到国外，然后再写一个人物，还是从国内写到国外。这样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国内国外的内容就交叉起来了。并且人物不是割裂的，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十三名女军人每人都是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十三朵军中花”天衣无缝地形成了中国女兵光彩照人的整体形象。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中有许多祖国现代都市与蛮荒非洲的时空交错。时空交错在小说写作中可以说是惯用手法，多角度叙述也是小说写作中的惯用手法。中国许多读者都熟悉国外著名作品《罗生门》，还有中国电影《英雄》等。《中国军花在非洲》在时空交错中借用了这种多角度叙述的手法。像王琦护理被反政府武装强暴的女孩儿，她是从护士的角度，并且是从一个年轻护士的角度，看到女孩儿被强暴到那样一种程度，看到女孩见到陌生人的那种惊恐，那种无助，那种可怜，王琦很惊讶，也很同情；而王丽作为妇产科医生，她看到女孩儿后想的和做得都与王琦不同。王丽首先想的是怎样抢救这个女孩儿，女孩儿被强暴到这种程度，她的会阴是不是被撕裂了？四个人轮番强暴，会不会染上性病？王丽首先要想这些，然后是检查，器械用不上，王丽就自己亲自下手。尽管王丽当时戴了橡胶手套，但王丽知道，万一女孩儿体内有骨折，骨刺扎了自己的手，那就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王丽脑子里想的是这些。然后还有治疗、用药。王丽与王琦面对的虽然是同一个女孩儿，同一件事儿，但想的和做的却并不相同。这样，以女孩儿为线索，就把王丽和王琦在非洲的经历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虽然两个人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儿，但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内容也随之有了差异，给人的感觉是厚重而不是重复。 叙述上不拘一格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不是使用一种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引文、第三者叙述、个人直述，还有日记等多种方式，仿佛一部交响乐。如对维和行动的介绍，书中采取的是原文照搬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方式：“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指联合国根据安理会或大会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没有强制军事力军事人员以恢复和维持和平的一种行动。维和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规定，它是在联合国调节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创造并不断发展而来的。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可以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制止国际冲突：一是纯外交方式，即通过斡旋、调节来解决争端；二是强制方式，通过封锁、禁运、经济制裁乃至派联合国军等强制措施阻止冲突。但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由于美苏对抗和两极格局的制约，联合国很难采取上述手段履行其维护和平、保障国际安全的职责，于是，维和行动这样一种介于外交方式和强制方式之间的所谓‘第三种方式’便应运而生。”这种“原文照搬” 显然比第三人称叙述更具有权威性。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中还有许多女兵第一人称的直述。譬如王琦看到那个小女孩儿，就用了很长一段直述，让王琦用自己的话讲述看到女孩的伤口，看到女孩儿被脓血浸透了的裙子，还有那种令人恶心的味道，还有女孩儿的恐惧：“我出于一种同情，就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她就一直看着我，还发出一种微弱的叫声。她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她特别的可怜。后来我在给她换药的时候，她就看着我笑……”接下来是一段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女孩儿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多一点，临走的那一天，女孩儿又一次面对救护她的中国医生、护士笑了。女孩儿没有泪，或许女孩儿的泪已经流干了。就连她的笑，给王琦的感觉都十分复杂，那是一种包含了极其复杂心情的笑。似乎有诸多感激，有诸多留恋，还有诸多无奈，诸多失落，诸多惆怅。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将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即使创伤恢复了，能够生儿育女了，但还会有人娶她吗？国外曾有记者报道过非洲落后地区对失身女人的一种‘洁身仪式’。据说这种仪式的用意在于把以前那个男人‘留在她身上的恶魔驱赶走’。问题在于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恶魔的行为——即让一个专门请来的人与这女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做法不但会给女人造成新的心灵和肉体的伤害，而且极易给女人染上某种可怕的性病……”这样，第一人称的直述显得自然、亲切，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既客观又可以生发开去，由此及彼，夹叙夹议，使得作品既真实，又深刻。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每一章的前面都有一篇女兵在非洲的日记。日记虽然也是女兵第一人称的直述，但与女兵的口头直述又有不同。口头直述不加修饰，比较天然。日记则是女兵经过一些思考整理记录下来的。它比口述要规范、严谨得多。另外，口述的内容与第三人称的叙述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日记的内容却可以游离于这种整体的叙述之外，从另外的角度丰富作品的内容，同时也能作为衔接上下篇的引子。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中还有三百余幅图片，我认为图片也是一种叙述，是一种凝固、形象的叙述。书中的图片绝大多数都与书的内容息息相关。譬如书中写刘昕每次走在刚果（金）金杜的大街上，都会引来一大群孩子。孩子跟在她后面不断地叫：“玛丽亚！”“玛丽亚！”开始刘昕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后来她才发现，原来金杜的街头上有圣母玛丽亚的雕像，那雕像与刘昕的长相十分相近。书中采用了刘昕在金杜街头玛丽亚雕像旁的照片，这样图文并茂，读者看了文字，再看照片，既有趣，又真实，又形象。
语言上意深诙谐
庞天舒：还有一点是语言，尤其是叙述语言。一部作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语言。给我印象深的是描写周红红的同学为周红红举行告别宴会的那段叙述：“那是二零零三年的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赴宴的人们都知道，再过48小时，美国的“B--52”、“B--a”、“F--114”、“战斧”、精确制导的“炸弹之母”，还有英军武器库中那些急于找到消费出路的杀人玩意儿就要倾泻到或是巴格达，或是巴士拉随便伊拉克的什么地方。比起海湾，周红红这里没有血腥，没有恐怖，没有饥渴，没有死亡，没有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尽管如此，气氛还是与以往有些不同。端起酒杯的一瞬间，几个很有男人味的人眼神似乎都有点儿不对劲……”还有“周红红当然不是第一个得知有关组建维和医疗队消息的人。其实维和医疗队的组建和最终认定，开始相当多的人心里都没数。因为最终确定的权限并不在中国的某个部门，而在联合国专门派出的考察组。但中国有句俗话，叫‘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包括一些敏感问题，中国的‘墙’似乎总是透风的，有时‘风’甚至透得超乎人的想象。按照周红红的说法，那时全院已经把维和传播的沸沸扬扬了……”我觉得这种弦外有音的叙述是很耐人寻味的。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还采用了一种诙谐的叙述方式，譬如对医疗队养的两条狗的讲述：第一条狗叫东东，“东东是条男子汉。虽然买来的时候很小，还没到大婚的年龄，但还是花心得毫不掩饰。为了实行革命的狗道主义，使它不至于过分孤独，队员们又给它找了一个年轻的伴侣，这就是比它还要小的丽丽。东东和丽丽一点儿都没有绅士风度，它们当众表示亲热，毫无顾忌，有时甚至表现得很下流。本来医疗队是想让它们负责医疗区的警戒，不料它们不务正业，经常以爱情至上为由，擅离职守，并且还很难教诲，恶习不改。资历越深越是横行无忌。后来它们甚至闯进瑞典军营，把瑞典大兵的军鞋给叼走了。这种敌我不分扰乱军心的偷袭行动，后来被队员们认定为破坏友军团结，性质严重。为了严明纪律，维护团结，东东和丽丽双双被处以‘提前退役’，开除中国军营。不过乌拉圭的大兵们倒是挺喜欢它们，表示愿意接受引渡。出于给其一条生路，让其悔过自新的考虑，队员们同意将其移交给乌拉圭军营。刘峰说，后来我们很想它们，经常去看它们。它们还是挺好玩的，使我们挺开心。看来东东和丽丽要是不那么无组织无纪律，怎么也不至于被开除。”
这里说的是两条狗的故事，但叙述语言上充满了机智与调侃，使人既感到诙谐有趣，又浮想联翩。愉悦想象所及，决不仅限于两条狗。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准绳，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超乎想象、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真实再现了维和女兵毅然决然为国争光、为国际维和部队以及非洲当地群众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浓彩重墨地刻画了女兵对家庭、对儿女、对父母、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极富人性化地触及到了她们内心细腻的脉动。全书采用一种相当别致的“模块化”结构，以祖国现代都市与蛮荒非洲的时空交错，和平建设与战乱动荡的相互辉映，客观叙事与主人公自身视角追溯并日记摘录的方式，对每一个维和女兵都进行细腻的“个案雕刻”，使每一个女兵都有血有肉，形象极其丰富饱满。并且每一朵军中花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一朵花都是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十三朵军中花”天衣无缝地形成了中国女兵光彩照人的整体形象，加之三百余幅图片的衬托，既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撼，又发人深醒，令人感悟，激人奋进。尤其是在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军花在非洲》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形象的好教材。
（《中国军花在非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35万字，338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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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树叶子

news.dayoo.com　　 2005年05月17日 10:29 　　来源: 广州日报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建立的一支跨国界的特种部队，成立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之际。中国维和二级医院编制有43名中国军人，其中有13名女军人。她们占了好几个“第一”。第一批中国维和医疗队；第一批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女军人；第一批远赴非洲刚果（金）的女军医、女护士…… 　　“紫玫瑰”———侯丹 　　在13名女军人中，论身材，论长相，最漂亮的是侯丹，她有一种洋气的美丽，她给非洲带去的是挡不住的中国女性的魅力，就像紫玫瑰无论地栽、盆栽或用于插花，都会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魅力，被视为“美神”的化身。有人给中国女兵带鲜花来，是当地生长的那种野花，因为那儿没有卖花的，也没有人种花。侯丹是生长在众多人心中的永不凋谢的鲜花。 　　侯丹说，自己比较任性。侯丹原在沈阳202医院工作，因为平时工作忙，节假日急诊科就更忙。所以，侯丹已经连续8年春节没能回哈尔滨与自己的父母团聚了。维和医疗队集训之前，侯丹回了一趟家。妈妈用眼泪迎接侯丹，这对侯丹来说并不意外。出乎侯丹意料的是，父亲拿出了许多从报上或杂志上收集到的有关刚果（金）的情况，还有一些书籍。父亲还让弟弟给侯丹准备了许多药物。后来侯丹还发现，过去她给母亲挂电话，父亲很少过问。自从参加维和医疗队，每次挂电话，父亲都在另一部电话上听。家里的电话是串联的。父亲拿起另一部电话，侯丹能感觉到。父亲显然在留意侯丹的每一个信息。侯丹知道，尽管父亲支持自己去，但父亲还是为女儿担心。在女儿和军人的天平上，父亲选择了军人。但女儿毕竟是女儿。父亲是疼爱女儿的。 　　这就是作为军人的父亲啊。 　　国际标准的急救演练 　　维和医疗队的体能训练要求3000米长跑必须17分钟完成。侯丹开始跑了17分多一点，这个成绩在队里算是不错的。但侯丹不能满足，她要的是完全达标。所以就每天坚持练习，围着大院跑，第一天跑一圈，第二天跑两圈，第三天跑三圈，一点儿一点儿地给自己加码。此外还有俯卧撑，还有仰卧起坐，还有游泳，一口气游300米，一动不动地在水中停留三分钟。这些都难不倒侯丹，侯丹过去有基础。此外还有野外生存，按图行进。陆军学校给出题，把侯丹她们扔到深山老林，让她们自己想法走回来。没想到10公里的距离，侯丹她们很快就回来了。陆军学校的教官有些后悔，说，“看来我是小看你们了。” 　　还有通过雷区，识别雷区标志，譬如草棍，譬如布条，所有细枝末节的异常都要及时发现。地雷有埋在地下的，也有挂在树上的。天上地下都需要识别。还有呼救。遇到地雷需要呼救，遭遇绑架也需要呼救。医疗队给每个人都配备了呼叫器，每个人都有一个永不重复的编号。这是联合国统一编制的编号。呼叫器安放的位置、距离都有一定要求，呼叫的方式是巧妙地喊出自己的编号。这样便于后方部队收到信号后及时组织营救。 　　当然还有防身术，还有射击。轻武器射击训练的时候，侯丹被抽调去筹备医疗队携行物资。回来的时候赶上实弹射击。侯丹没打过靶，不知道枪会那么响。她是第一批上去的。别人的枪响了，侯丹才知道，原来枪的响声并不像爆竹，枪的响声比爆竹要恐怖得多。侯丹没敢扣动扳机。她听后面有人议论说，侯丹怎么一发也没打呀？ 　　训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联合国有关部门要派人来验收。上级火速调拨物资，医疗队分成几个组，搭设帐篷，抻开睡袋，展开急救床位、器械，像什么手术灯、便携式呼吸机，如此等等。还有英语。侯丹为熟悉英语，晚上曾不止一次地戴着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才发现自己把耳机戴了一宿。就这样，终于迎来了联合国的哈里博士。 　　那是一次近似实战的急救演练。野外帐篷刚刚架起来，伤员就被担架抬了下来，医生马上诊断，确诊为多发性骨折，侯丹动作利落地给伤员上呼吸机，帮助伤员呼吸。医生手法熟练地为伤员包扎、固定，然后把伤员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送到后方。整个过程医生、护士配合得如行云流水，天衣无缝。哈里博士十分满意。 　　侯丹说，到刚果（金），负责医疗队警卫的是乌拉圭派出的军人。对他们来说，男女拥抱就像我们握手一样，是很自然的。所以在交往中，必须掌握分寸。原来医疗队有定期与外军组织联欢的打算，后来考虑到种种因素，又想取消。侯丹带了风油精，带了清凉油，还带了一些小礼物，她说这些是为了遇到麻烦的时候，好摆脱困境。有人你给他一件小礼物，他可能就不会伤害你。 　　第一例艾滋病人 　　作为维和二级医院的护士长，侯丹的重要职责是负责抓护士的工作管理以及工作质量的监控，包括人员的排班，工作的安排，如此等等。护士后来的分工比原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变动。出国前她们曾模拟国外的情形进行过专门训练，但真正到了国外，许多地方还需要调整。譬如手术室的护士属于专科护士，但由于护士人员少，专科护士也要加入正常值班。还有一些手术，特别是重大手术，一个护士肯定不够，所以还要加入其他有经验的护士。 　　中国维和二级医院接待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位士兵，入院之前他已经连续发烧十几天了。入院后护士量体温，发现他的体温竟然高达40多摄氏度。医生凭经验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名艾滋病人。但患者本人拒绝艾滋病检查。他很敏感，也有一些恐慌，似乎担心自己的病，也担心被送回国。他不喜欢吃米饭，也不喜欢吃面条，只愿意喝一些牛奶、吃一些西餐。他会英语，能与中国医务人员进行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护士们经常问他：今天感觉怎么样？想吃点儿什么东西？药吃了有什么反应？手疼不疼？精神感觉好些了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有时也谈一些家常，尽量跟他拉近感情，排除他的陌生感，排除他的心理负担。 　　“中国医院OK” 　　中国维和二级医院特别强调标准的个性化服务。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所有维和任务区部队的军官与士兵都为中国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服务所感动，有的士兵专门在自己贴身穿的衣服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受伤了，请把我送到金杜中国二级医院。”中国维和二级医院在刚果（金）受到广泛的赞誉，一时颇有名气。 　　野性非洲，不同国度的军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彼此沟通的障碍。尤其是语言，任务区里有讲英语的，有讲法语的，还有讲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讲英语的还好一些，因为中国医护人员大多具备了相当的英语会话能力，法语有翻译，也相对好办。最难的是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等。如何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护士们想了很多办法。她们既靠自己的肢体语言，又靠后来制作的一种卡片，用这种语言卡片来进行沟通。 　　不仅语言五花八门，习惯也千差万别。乌拉圭人能歌善舞，喜欢听音乐。 　　开始有乌拉圭患者在房间里放音乐。病房里怎么能够放音乐呢？这不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吗？影响病房的统一管理吗？但乌拉圭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不能不尊重。于是护士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每逢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户外，专门给他们找一个地方，放音乐啊，跳舞啊，让他们随便活动。 　　医院的普通病房有4个，每个病房里面有5张床。总共是20张床。另外还有一个重症病房。需要特护的患者都住在重症病房。维和任务区有白人、黑人、黄种人等不同的种族。白人通常愿意与白人在一起，黑人愿意与黑人在一起。还有长官与士兵，等级不同，安排的时候也要周密考虑。尽量有所区别，满足不同种族、不同等级的患者的要求。还有民族习惯。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患者开始不相信中国医院，他们认为本国的条件肯定要比中国维和医院强。所以他们最初来的时候，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你们能不能给我看好病呀？你们的护理能达到我的要求吗？可是一住进来，一接触中国医院的个性化护理，他们都服气了。果然，中国医护人员的“看人下菜”下得科学，下得热情，下得周到。大家都很满意，都说中国医院OK！ 　　军花的风格 　　侯丹说，有一个比利时的小伙子，他要吃中国饭。成天问护士什么时候吃饭，说他就想吃中国的饭菜。他是一个国际雇员，有一个女朋友，得的也是疟疾。两人都是白人，得的是同样的病。女朋友也是军人，文职。联合国雇员在国外可以找女朋友，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意出去消遣。在联合国，只有中国军人和瑞典军人没有这种随便的习惯，南非、乌拉圭、塞内加尔的军人，他们每逢周末都可以出去。当地有妓女，周末的时候，他们换上便衣就走了。联合国对于雇员不要求什么禁欲。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不仅是中国军队，瑞典军队自身要求也很严格，瑞典军人很少有在外边找女人的。 　　白皮肤、黑皮肤的男人们也有大胆的，他们会毫不掩饰地说：我很喜欢你，你能理解我吗？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女军人就说，对不起，你说的话我不明白。有人会锲而不舍，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啊，你为什么拒绝我呀？女军人就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习惯不一样，我们可以互相慢慢了解，你慢慢就习惯了。侯丹说，我们通常不接受，但也不失礼。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很热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他们会理解你发出的信号。护士站有电脑，晚上有的病人要上网，跟朋友聊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护士们就允许他们借用电脑。有的人是HIV阳性，护士们知道，但不能说，也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对方产生被嫌弃的感觉，所以还得礼貌地让他使用，不能把患者只当成病人，还要把他当成朋友，这是每一名护士必须要有的观念。打完电脑以后，护士们要在HIV阳性患者不在场的时候对电脑进行消毒。医院许多地方都要经常进行消毒处理。桌面，台面，每天都消毒。有的时候还给患者放影碟，放投影仪。一三五一周放3次，在候诊大厅里。通常放到晚上10点半或11点。然后熄灯就寝。这些无微不至的照顾，患者们都很满意。 　　对当地因战乱而贫困不堪的人们来说，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似乎不亚于他们想象中的天堂。中国医护人员的表现是杰出的，护理是一流的。他们显然是一个榜样，也是一面镜子。（文莉）[《中国军花在非洲》中国青年出版社]

拒绝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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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和女军人与友军在刚果河上

qi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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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拒绝树叶子在 2005/06/27 07:16pm 发表的内容：

这张是原版 :em03: